從左至右：高須幸雄（聯合國）、Hiroshi Naka(世界銀行)、古澤滿宏（IMF）、福田敬二（世衛）、本田桂子（世界銀行） 政知君注意到，上述6位在國際組織任職的中國高官，除了來自香港的陳馮富珍和華敬東，包括聯合國副秘書長吳紅波在內的其他4位官員國外任職前均在中央部委任職。吳洪波原任中國駐德國大使，IMF副總裁朱民此前在中國人民銀行任職，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楊少林、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幹事易小准、世衛組織助理總幹事任明輝則分別來自財政部、商務部和衛生部。
上述受訪專家陳須隆對此表示，有些國際組織的一些職位需要國家推薦派出代表，也就是需要政府背景，但這些代表需要符合條件也要參加競爭；另一種是公開招聘。
政知君援引的上述人社部文件也明確指出，競爭國際職員的途徑有兩種：一是政府推薦；二是個人爭取。
執掌國際組織僅僅和能力有關嗎？
說到為何國際組織職位「槍手」？國家外國專家局政策法規司司長高翔在受訪時提到，國際組織是制定國際規則、協調多邊事務、分配國際資源的一個重要平台。
陳須隆接受政知君採訪時表示，拿聯合國來說，近年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大幅上升，中國對聯合國的會費隨著經濟發展也在增加(2015年中國會費繳存比例位列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國際參與度不斷加深，因此在聯合國的中國面孔就必然會增多的。
日本參與國際組織比較多，在聯合國任職的面孔也較多，這是因為其繳納聯合國會費排名第二，按照一定原則，也要給其一些高級別職位，也就是說會費和各國任職情況也有一定關聯。
除了會費，陳須隆同時認為對國際組織的參與程度也是決定國際組織任職人事格局的一個因素。
「這幾年據我所知中國籍人士在國際組織任職數量增長很快，包括大學生、青年人也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他們先到聯合國組織機構實習、見習，未來再競聘國際公務員，這種趨勢是可喜的現象。」陳須隆分析道。
日本為何熱衷參與國際組織？
談及日本，陳須隆認為，日本本身是二戰戰敗國，想在國際上提升自己的地位，去國際組織任職是很重要的選擇。另外，本身其會費繳納比例大，又不是常任理事國，因此也便於他們任職。
在分析中，陳須隆也提到了日本參與國際組織工作的一個做法。他講到，日本曾吸引國際組織到日本落地，比如聯合國大學。政知君發現，這一招也不只是日本的獨創。從2012年開始，韓國在政府層面確立了吸引國際組織的政策，希望以此為契機促進對外服務業的發展。媒體曾援引韓國《中央日報》文章分析認為，一個國際組織總部帶來的經濟效益相當於3到4個跨國企業。
多知道點
聯合國秘書處里的中國職員有多少？
高級別官員只是龐大的聯合國職員中的極少一部分，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從相關學術論文、媒體報道、政府部門資料中找到了一些碎片化的數據，多少可以了解一下中日韓三國在國際組織任職的整體情況。
拿韓國來說，《人民日報》今年4月一篇報道披露，根據韓國外交部統計資料，現在有530多名韓國人在50多個國際機構任職，其中高級別工作人員近30人，在聯合國秘書處工作的韓國人有120名。
日本方面，政知君並未找到最新數據。供職於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王玲，在去年年底的一篇學術論文中寫道，據日本外務省調查，2000年至2013年，國際組織中的日本職員人數保持增長趨勢，在國際組織任職的日籍職員（專業職位以上）有764名，需要說明一下，國際組織職員也有級別上的分類，具體分為專業及以上級別人員（幹部）和一般事務類（如保安、秘書）。前者又分為業務人員（P）、司級人員（D）、高級官員（ASG,USG）。其中USG（指副秘書長）級別最高。也就是說，這764名職員屬於中級以上的職員，一般事務人員的梳理並未計算在內。
和日本相似，中國方面也沒有相應的最新數據。人社部網站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我國國際職員總數1100人，其中擔任國際組織副職以上的中國國際職員共12位（如聯合國副秘書長吳洪波）。
絕對數據只是一方面，國家外國專家局政策法規司司長高翔本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目前我國在重要國際組織裡面的任職人員比較少，職級比較低，這與我們的大國地位和綜合國力是不相稱的。上述現象在聯合國秘書處也有體現，人社部網站資料顯示，中國在聯合國秘書處的人員理想幅度是119-161人，目前，中國在聯合國秘書處現有佔地域分配員額的國際職員為71人（不包括語言服務類人員及其他非經常預算下的職位），屬於代表性不足的38個會員國之一。
在聯合國任職待遇如何？
至於大家關心的問題——國際公務員的待遇，政知君也在上述文件中了解到，其中專業及以上級別人員工資待遇的原則是按照諾貝爾梅耶原則，而比照對象則為美國聯邦公務員一般職系（註：參與這一體系的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在內有23個，不包括世界銀行和IMF）。
部分國際組織專業及以上級別待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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