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只是人民幣

距今約一千二百年前，唐朝詩人劉禹錫途徑金陵，也就是現在的江蘇南京，留下了《金陵懷古》詩一首，其中的名句「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發人深思。八百年後，明代小說家馮夢龍在《東周列國志》中承接了這一認識，並且用「事在人為耳」五個字，為世事變化作出了更通俗易懂的詮釋。

這大概是言辭考究的中國古典文學家對人與事之間關係最膾炙人口的表述。差不多同樣的意思，也是為了說明人類發揮主觀能動性，對推動客觀世界發展變化的積極作用，在以思辨著稱的中外思想家和哲學家中，也推出過不少有影響力的論述。而人類社會就是在這樣或優美、或樸素、或思辨的總結下，被自身不斷推向發展進步，才有了今天這樣高度發達的社會文明。當然，因為人類狂妄自大，違背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曾製造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笑柄，這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也不乏其類。

人，從來都是社會發展的關鍵。因此，不同的人，在社會發展史上總是會留下不一樣的軌跡。譬如，同樣是封建皇權制度下，在漢武帝時代，能憑藉衛青、霍去病重創匈奴，開疆拓土，在李世民治下，能依託房玄齡、杜如晦等創造開明自信的「貞觀之治」，但在另一些皇帝和臣工治下，則喪權辱國、民不聊生，甚至將整個國家和民族都置於水火之中。無論是皇帝還是大臣，人民對其德才提出了比一般人更苛刻的要求。

社會發展至今，雖然封建皇權已經成為歷史，但是對那些透過現代授權體系參與到國家治理的官員而言，人民不僅沒有放鬆要求，反而因為社會進步所帶來的權利意識提升與交易便利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兩個和普通人密切相關的案例，或許能讓人更容易明白這個道理。


周小川執掌中國央行14年所取得的成就說明了事在人為的道理（圖源：VCG）

一個案例是與人民幣相關的周小川。自調任央行行長14年來，周小川主持過剝離國有銀行數以萬億的不良資產，用「在線修復」方式完成了世界金融史上最複雜、最艱難、也最具風險的系統改革；透過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打破了國有商業銀行的半官僚體制，將其變成了真正的市場主體；一批政策性和地方性中小商業銀行的建立，既有效彌補中國經濟走出去的金融短板，也解決了一大批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題；在對銀行利率和人民幣匯率進行市場化改造的同時，透過有彈性的積極干預和管理，保持了金融市場的整體穩定。

在中國經濟遭遇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時，周小川迅速出手，透過貨幣政策調整應對，當發現經濟結構因為中國版量化寬鬆超出可承受邊界之時，又及時調整。與此同時，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在穩健推進，人民幣海外離岸中心在全球延伸，人民幣從國內流動貨幣轉變為國際投資和結算貨幣，進而開始向儲備貨幣與大宗商品交易體系挺進。加入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就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標誌。

尤其是近半年以來，對沖基金和其他投機力量，瞄準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縫隙，在離岸和在岸市場對人民幣展開了一場大規模做空行動。一些國際投行和評級機構也推波助瀾。但經過幾個月的較量，和做空機構鬥智斗勇，伴隨著人民幣價格的劇烈波動，在這場驚心動魄的匯率保衛戰中，空頭力量最終以失利收場，而周小川也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他對人民幣的超強駕馭能力，扞衛了中國央行聲望，也使中國成功避免了一場資本洗劫。回顧全球化以來國際金融市場經歷過的多輪動蕩，在此之前，還沒有哪個國家的貨幣管理當局能夠禁受住類似考驗。在對沖基金與其他包括政治和經濟等投機力量聯手洗劫之下，有不少國家貨幣崩盤，多年積累的經濟成果毀於一旦，人民生活陷入萬劫不復的災難性深淵。

事實上，自1949年以來，中國央行共經歷過11任行長，還沒有哪一位行長，曾如此深度地改變了中國金融市場格局，如此長遠地影響到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14年來，正是周小川的布局，奠定了央行在中國金融體系中的「老大哥」地位。周小川也因此被稱為「人民幣先生」，成為中國金融市場的領軍和靈魂人物，中國貨幣及金融政策的制定實施，也越來越具有超出國家範疇的外溢效應。

在周小川身上，能夠同時看到朱熔基和王岐山的影子。而朱熔基是奠定了中國市場經濟框架的開拓性人物，因為成功應對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聲名鵲起；王岐山則被看作中共的「救火隊長」，成功處理過廣東國投和粵海信託危機、2003年北京SARS危機，十八大又被賦予反腐重任，配合習近平扭轉了中紀委行事不力的局面，將反腐工作不斷推向深入。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民幣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由誰來掌管人民幣並能駕馭這個工具，才能將人民幣的政治經濟學價值發揮到極致，才能讓中國政府和人民放心。

另一個案例是與股票相關的證監會官員。股票市場和貨幣一樣，也是高度專業化的市場，需要高度專業化的人才，同時也像人民幣一樣要「講政治」，即將資本市場放進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需要中考慮，要認識到中國的市場實際，清楚市場風險承受能力，知道哪些該為，哪些不該為。然而遺憾的是，目前管理這個市場的官員好像完全沒有這樣的意識，經年不休地在自由資本主義和封建官僚主義兩個極端之間打轉兜圈，讓「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警示和「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教訓，在資本市場中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自24年前成立以來，證監會官員就飽受詬病。能力不足又胡亂作為，其危害比腐敗造成的危害更嚴重。以金融創新之名不切實際地盲目引進各種高槓桿化的衍生品投資工具；市場單邊暴漲時期不負責任地吆喝鼓吹，單邊暴跌初期近乎放任不管毫無作為，釀成股災后將責任一股腦兒推向「西方敵對勢力」和投資機構；藉助於國家專政機器在極為專業的金融投資領域不分青紅皂白地亂打一氣，稀里糊塗地倉促推出熔斷機制，在助長市場恐怖氛圍後卻又無厘頭般突然收回等，都折射出這個部門的官僚作風和極為落後的金融治理能力。如此看來，中國股市從來就沒有準確反映過經濟基本面，更無法發揮到應有的投融資價值，而是淪為「屠宰場」和「收割機」，匯聚了比中國足球更令人懊喪的情緒。

其實，何止於證監會官員令人失望。在輿論管理和意識形態領域，在與民眾日常生活相關的社會治理領域，在涉及香港等敏感議題相關的政治領域，類似這種不考慮治理對象特點、不遵循相關領域規律、不具備相應專業技能，也不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一味以官僚和管制心態，粗暴而任性地胡干蠻幹，人為製造的災難性事故案例還真不在少數。

中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這個全面深化改革的終極性目標，不僅是對中共制度設計和施政能力的總體性要求，更是對每一個官員的要求。只有每一個官員都能掌握這個要求的精神內涵，在具體負責的領域踏踏實實地推進現代化治理體系建立，展現令人信服的現代化的治理能力，才能保證「第五個現代化」在中國順利實現，才能不再干那些令當局尷尬、令民眾失望、令自身被動的傻事。

毛澤東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這句話的政治學意義，不能因為反右、大躍進和文革的痛苦記憶，就被完全否定。對中國而言，發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推進發展的官員。就好像說人民幣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由誰來掌管人民幣，一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