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走向終結還是回歸起點？

　　牛津大學歷史學家 彼得•弗蘭科潘

　　

　　25年前，世界充滿希望。柏林牆倒了，自二戰後便分裂的德國重歸統一。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的帶領下，蘇聯(Soviet Union)15個加盟共和國正向著關係鬆散的方向邁進，結果不久就紛紛獨立——期間還穿插了一出政變風波，1991年夏，強硬派發動政變，企圖阻攔變革之風，最終未遂。

　　歐洲以外，被關押27年的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終於獲釋，令南非舉國歡騰。「馬迪巴」(Madiba，即曼德拉)還在演講和採訪中反覆強調要和平與和解，不要復仇和暴力革命，這些言論令民眾歡欣鼓舞。全世界到處都上演著從專制向自由轉變的畫面。比如在智利，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General Augusto Pinochet)終於在20世紀80年代末放權，將權力交給一個民選文官政府。接著是中國，受1989年天安門廣場事件影響，政府放鬆了對經濟的管控，在隨後若干年掀起一波自由化、民營化浪潮。

　　就連伊拉克也在「沙漠風暴行動」結束后看到希望。1991年2月28日，老布希(George HW Bush)總統在電視講話中宣布：「科威特解放了，伊拉克軍隊被打敗了，我們的軍事目標實現了。」老布希也很樂觀，將這場軍事勝利視作一個新篇章的開始，而不是舊篇章的結束。他在此次講話中還表示，眼下「不是歡呼勝利的時候，當然也不是洋洋得意的時候。我們現在必須開始考慮勝利和戰爭之後的事。」沒人對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改變本性抱有一絲幻想，但除去他也不容易，而且還會付出得罪阿拉伯世界盟友的代價。時任美國國防部長迪克•切尼(Dick Cheney)也指出，「我想的問題是，薩達姆值得美軍再付出多少傷亡？我的答案是，不怎麼值。」

　　不過，這些也是世界的脆弱時刻，沒人懷疑轉型可能隨時出現問題。只需一隻蝴蝶扇動暴力的翅膀，莫斯科、約翰內斯堡、聖地亞哥、北京或巴格達街頭就可能爆發騷亂，其原因要麼是那些想要變革的人急於實現期望，要麼是那些一心保住權力的人態度更加強硬。

　　老布希在近25年前的一次國會講話中曾說過，「這些變化之大幾乎是聖經里才有的」。他並不是盲目樂觀，相反，這一評論反映了當時的現實，一些激動人心的事情正在發生。專制和壓迫的時代似乎走到了尾聲。全世界的獨裁政權相繼被推翻。當然，凡事皆有例外，比如利比亞的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er Gaddafi)政權。但自由民主作為最卓越的政治制度已然勝出。有些人相信，時代已進展到可以談論「歷史的終結」的地步。

　　有一種觀點認為，其他所有制度不但都有缺陷，且無一例外都失敗了，這種說法似乎很難反駁。自由和個人權利的理想獲得了勝利。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價值觀，西方世界付出了巨大代價——尤其是在20世紀殘酷的歷史進程中——才學到這些。這個世界並不完美，但依然有太多事情令人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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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滿懷樂觀與希望的感覺早已消失。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充滿了對意外變故的恐懼。2012年，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在美國國防部編纂的一份報告的開篇寫道，美國正處於「轉型的關頭」，這篇報告還強調美國正面臨來自全球各地的前所有未有的挑戰。英國國防部也得出同樣結論，在最近公布的一份報告指出，未來三十年英國需要面對「氣候變化、人口快速增長、資源短缺、意識形態重新抬頭，以及權力從西方向東方轉移的現實」。

　　迫在眼前的困難和壓力也加劇了焦慮。國內經濟增長乏力和世界經濟低迷是一方面問題，但歐洲大陸遭遇的多次恐怖襲擊，以及大規模遷徙等問題似乎更加棘手，令人束手無策——歐盟在難民問題上一直無法達成一致意見，遑論採取行動。敘利亞爆發的毀滅性戰爭，和伊拉克北部大片領土失陷於伊斯蘭國(ISIS)之手，構成了「絕望光譜」的一頭。在這個光譜中，「阿拉伯之春」的到來、一波自由主義浪潮和民主精神高漲的曙光，最終讓位於北非和中東瀰漫的偏狹、痛苦和恐懼。沒人懷疑未來將有更多動蕩，尤其考慮到石油價格的大幅下降，很可能對整個海灣地區、阿拉伯半島和中亞地區國家的穩定造成影響，這些國家正力求達到預算平衡，而靠著豐富的油氣資源過了好幾代后，他們終於被迫採取緊縮措施。而政治動蕩與經濟緊縮通常形影相隨，且鮮能快速、輕鬆地解決。

　　在黑海以北，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吞併，以及對烏克蘭的干預，攪亂了俄政府與美國政府和歐盟的關係。這與伊朗的行動軌跡形成鮮明對比，這個長期被排斥的國家顯然正在回歸其自古以來的傳統角色——該地區最核心的一塊拼圖，少了它，這片地區就不可能獲得穩定、和平與繁榮。還有中國，這個國家進入了自己的轉型期。經歷過去二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后，中國正放慢速度，進入「新常態」——持續、但不迅猛。與此同時，北京在南中國海的抱負製造了新的不確定性。未來幾年南海局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如何處理與鄰國尤其是近鄰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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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緊張關係和不穩定局面正在改變著我們的世界，想要理解它們，我們首先得先回顧「絲綢之路」。絲綢之路雖有無數條路線，最早可回溯上千年，但19世紀末才首次被如此描述。歷史學家很少留意這條縱橫於地中海、黑海和太平洋之間的交通網路，它更多被用來記述西方的興盛和衰落。雖然在我們看來，烏茲別克、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這類國家似乎是蠻夷之地，但它們既不閉塞落後，顯然也不是荒原。事實上，這座聯接東西方的橋樑正是人類文明的十字路口。（編者註：本文最上方的照片是中國新疆的喀什。喀什曾經位於古代絲綢之路北、中、南線的西端總交匯處。）

　　絲路諸國非但不是處於全球事務的邊緣，而是位於其核心，自古以來便是如此。長期以來，它們中每一個國家的變遷，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一直決定著全球交流的節奏——除了思想、信仰、商品和物產的交流與交換，也有暴力和疾病的傳播。該地區曾是世界運轉的軸心，而它的復興正推動著今日世界的轉型。我們非但不是在見證歷史的終結，而是正在退回歷史的起點。

　　然而，過去25年全世界最突出的特點可能是自由民主的退卻，它曾經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藥，但輝煌的往昔如今也成了遙遠的記憶。從伊斯坦布爾、莫斯科一直到中國的太平洋沿岸，這些橫跨在歐亞大陸脊柱上的國家既有許多相似之處，也有許多差異。它們共同之處在於，其治理制度更接近於傳統的宮廷體制，而不是民主制度。處於核心的是一個強大的統治者，周圍緊密環繞著一群顧問以及利益一致的權貴階層。一旦有人被認為不夠忠誠，或越過雷池，會立即被從高位趕下去。

　　這一幕在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很常見，已經有許多人因觸怒了克里姆林宮，結果被關上了從政——以及從商——的大門，前俄羅斯國家鐵路負責人弗拉基米爾•亞庫寧(Vladimir Yakunin)就是最新一例。在中國也同樣，包括薄熙來、徐才厚、陳希同、陳良宇等人在內的前任或現任政治局成員接連失勢，被控貪污或瀆職，繼而被免除權勢，顯示出見領導層的警惕性。伊朗也是如此，億萬富豪巴比克•贊賈尼(Babak Zanjani)最近被判犯有欺詐和經濟罪，判處死刑，萬貫家財也無濟於事。

　　絲綢之路使整個亞洲水乳交融，在沿線許多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地位至高無上，且通常還被賦予了西方政客無法理解的強大權力，牢牢地鞏固了他們的地位。在哈薩克、烏茲別克和亞塞拜然最近舉行的選舉中，現任統治者以超過80%的得票率再次當選。透明度、問責制和良好的治理是自由民主制度的關鍵支柱，但在今天許多正重新崛起的國家裡，這些非但不是首要事項，甚至不受歡迎。

　　因此，公民社會沿著截然不同的方向發展，或許也就不足為奇。這些國家限制有關信仰、良知以及性的言論自由，與將這些視作理所當然的西方社會形成鮮明對比。它們控制媒體，規定哪些東西能發表，哪些東西不能發表。獨立媒體一旦被認定為具有煽動性，就會遭到關閉。以土耳其為例，Facebook和Twitter的經常性屏蔽其實只是初步，這個國家正採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比如出動防爆警察，以高壓水槍和催淚瓦斯強行接管《時代報》(Zaman)。土耳其將「侮辱總統」列為犯罪行為，所以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才自信地宣稱，對於憲法法院最近的裁決，自己既不會「服從，也不會遵守」。

　　我們很少關注歷史，卻很容易看到這個世界的缺點，哀嘆其缺乏進步。但是，用歷史這面鏡子照一照我們這個世界，和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最終選擇很可能在希拉里和特朗普兩大對立陣營間做出——是非常重要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顯示，在英美兩國，不平等現象不僅在不斷上升，甚至比許多發展中國家還要嚴重。當然，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利益不一致的地方。谷歌(Google)，Facebook和優步(Uber)等科技公司已經成了破壞性企業——蘋果(Apple)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就解鎖恐怖分子iPhone產生的對峙顯示，這些公司效忠的對象是客戶和股東，而不是公民。企業利潤也一樣，在追逐利潤過程中，稅收效益大於一切，哪怕損害國家利益。

　　也許是我們這些西方人自己走在了偏離自由民主的軌道，背離了我們好不容易才學會珍惜的這些價值觀——如果我們忽視我們所在的這一軌道，將會付出慘痛代價。比起25年前那些充滿希望的歲月，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與遙遠的過去反而有更多共同之處。

　　彼得•弗蘭科潘(Peter Frankopan)著有《絲綢之路：一部新的世界史》(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由布魯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