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和姚文元居然有親戚關係

　　姚克（1905-1991），原名姚志伊，學名姚莘農，又名姚成龍，祖籍安徽歙縣，生於福建廈門。祖父有舉人功名，以開店經商為主；父親是清末光緒16年的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在廈門任四品道員。姚克20世紀20年代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文學系，業餘時間主持過「東吳劇社」，是著名詞曲家吳梅先生的高足。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以後，姚克先生與美國學者維特克女士會晤，事後作者寫作本文，現已成為遺作。談及同江青、姚文元有親屬關係關係的話題。

　　1976年底，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請我去演講，該校亞洲語文系的教授們請我到附近的一家北方館去吃飯。那天坐在我左邊的是紐約市立大學中國史副教授維特克。她剛到中國去觀光回來，在史丹福大學的歷史系暫任一個短時期的客座教授。那時美國人有機會到中國去觀光的人還不多。誰能到北京、上海各處去跑一趟，就好比從火星探險回來一樣，變成一個熱門的新聞人物。維女士特別幸運，居然能獲得江青的賞識，讓她替自己寫一本傳記，並且還給她許多不易得到的資料。

　　

　　江青與維特克

　　在那天的宴會上，維女士告訴我，江青雖然告訴她許多早年的事，但沒有提起她和唐納結婚和後來分離這一段事。她知道我那時在上海，問我是否可以供給她一點資料。我就告訴她，當年唐納、江青（那時名叫藍蘋）和趙丹、葉露茜、顧而已、杜璐璐三對情侶到西湖六和塔去結婚的經過，和後來江青怎麼和導演章泯發生了曖昧的關係，而致唐納到吳淞口去企圖跳海自殺，造成轟動一時的桃色新聞，終於他們離異分手。維女士聽得津津有味，不過她說這一段羅曼史也許是江青不願意別人知道的，所以她還不能決定，是否要用在她的《江青傳》（出版后更名為「江青同志」）中。

　　我看她的興趣那麼濃，索性讓她驚異一下。

　　「你知道么？」我鄭重其事地說，「江青還是我的親戚呢！」

　　「真的！」她睜大了半信半疑的眼睛。於是我不嫌絮煩地告訴她：唐納原來不姓唐，他是蘇州人，真姓名是馬驥良（也稱馬季良），他的母親姓倪，是蘇州平江路朱馬高橋倪家的女兒。倪家只有一子單傳，名文若，他就是唐納的舅父。我的胞姊志芳嫁給倪文若，就成為唐納的舅母。所以，就親戚關係而言，唐納應該叫我舅表叔，而江青與唐納結合的短時期中，也應該如此稱呼我才對。

　　江青和唐納的結婚是完全自由式的。在六和塔舉行了極簡單的儀式之後，他們並沒有到故鄉蘇州去補行舊式的婚禮，也沒有發請柬給親戚們吃喜酒。所以我和他們雖是親戚，卻從未正式見過禮。唐納當然知道我是他嫡親舅母的舅爺。至於他是否曾將我們的親戚關係告訴江青，那就不知道了。

　　

　　1936年4月26日三對新人在杭州六和塔前舉行婚禮。前排左起為葉露茜、趙丹、藍蘋、唐納、杜小鵑、顧而已，後排左起為主持人鄭君里、證婚人沈鈞儒、儐相李清

　　沒想到最近看報紙，又在無意中發現了「四人幫」中還一位我的親戚！這位親戚就是比我小兩輩的姚文元。

　　說起來也奇怪，姚文元的名字，我早就在報刊上見過了，等到1967年初，他首先在文章里「批臭」我寫的劇本《清宮秘史》，把導演朱石麟急得當場氣絕身亡，我才開始對他注意。有人說他是姚篷子的兒子。姚篷子，我到1933年方才認識。他那時也算是個左傾的作家；由於當時的環境特殊，左派的人都不願意把自己的真名實姓和身世背景，輕易告訴別人，別人也不便多問。我對篷子當然不例外。和他談話時，只聽出他似乎有杭州嘉興的口音，其他可就不知道了。魯迅先生不喜歡他的作風，覺得他不可靠，所以曾經勸我少跟他往來。《魯迅書信集》上冊，第620頁，登著他於 1934年8月31日給我的一封信，信末說：「先生所認識的貴同宗，聽說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編一種雜誌，特此報喜。」所謂「貴同宗」就是指姚篷子而言。由此可知，魯迅對姚篷子是深惡而痛絕之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姚文元扶搖直上，不久就坐在第三四把交椅，那時候大家才知道他是姚篷子的兒子。可是我仍舊不知道，他和我有親戚關係。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字，說他的祖父名姚漢章，多年前曾任中華書局的編輯。我這才發現，我當年認識的左翼作家姚篷子原來是姚漢章的兒子。

　　

　　這個發現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為姚漢章不是外人，他是我的從堂伯父文俊公的兒子，是我的從堂哥哥啊！

　　姚漢章是清朝末年的舉人在我的同輩份的弟兄中，他是獨一無二的。他因為是個舉人，特別受親屬的重視，所以隔了六七十年我還記得他，別的從堂弟兄的名字我就想不起來了。我和姚篷子認識的時候，從來沒有互相展問邦族；我絕對沒有想到他會是我從堂哥哥的兒子，他也絕對想不到我會是他父親的從堂弟弟，因為我是先父晚年的兒子，年紀和姚漢章相差至少20歲上下，而且我說話帶一點蘇州口音，更不像是他們的本家。如果我和姚篷子交往最長久一點，彼此也許會發現出親屬關係來。可是經過魯迅先生的勸告，後來我就和姚篷子疏遠了。若不是報紙上透露姚文元的家世，我也許永遠不會知道他們父子是我的本家親屬。

　　姚篷子是我的從堂侄兒，他的兒子姚文元當然是我的從堂侄孫了。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先父那一輩是以「文」字排行的（先父諱文倬，姚漢章的父親諱文俊）。姚文元如果真正是姚漢章的孫子，他絕對不可能用曾祖父輩的「文」字來做名字的。姚漢章是箇舊社會的人，當然不會替孫兒取一個與自己父親犯忌的名字，姚篷子雖然曾一度做過左翼作家，也不至於糊塗得連這一點規矩都不懂。我懷疑這個名字可能是姚文元自己取的筆名，而不是原來的真名。據說他曾經在一個會議的場所，當眾檢討自己的父親，弄得姚篷子啼笑皆非，無地自容。像這麼一個目無尊長的畜生，當然不會顧慮到自己的名字犯了曾祖父的忌諱，至於把我這位從堂叔祖的《清宮秘史》批臭，那當然更不在話下了。

　　江青、姚文元二人和我的親戚關係，既如上述，那麼按傳統的宗法而言，江青和姚文元自然也是親戚了。他們血緣關係自以我先姊為樞紐；對江青說，姚文元是她前夫（唐納）的舅母的從堂侄孫，簡單一點的稱呼是「舅表侄」。對姚文元說，江青曾經一度是他從堂祖姑母的外甥媳婦，簡單一點的稱呼是「姑表嬸」。這麼算起來，江青還比姚文元長一輩。我不憚絮煩，把他們的親戚關係和稱呼都搞清楚，但願有仕人君子轉告江青和姚文元，也好讓他們兩位親密的戰友覺得更親密一點，豈不欹歟盛哉！【摘自《上海灘》1996年第12期 作者：姚克】

　　

　　附錄姚克與電影《清宮秘史》

　　「文化大革命」中，對於電影《清宮秘史》的批判成為一場政治運動。《清宮秘史》究竟是怎樣的一部作品？編劇姚克是怎樣一個人物？為什麼要展開對於電影《清宮秘史》的批判？

　　

　　從20年代末開始，姚克用英語在英美人辦的《字林西報》、《密勒氏評論報》、天津《北華周報》和《亞西亞》雜誌上發表文章，向歐美人士介紹中國傳統文化，並介紹魯迅著作，他還把中國京劇《打漁殺家》譯成英文介紹到海外去。他在《申報·自由談》、《譯文》上發表文章介紹西方的文學名著《茶花女》、《卡門》、《天才》、《巴黎聖母院》、《雙城記》等。大學畢業后他來到上海,先後在世界書局和明星影業公司任編輯和秘書。他結識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兩人合作翻譯魯迅著作。1932年夏，經宋慶齡的引薦進由孫中山文化教育促進會開辦的中國第一家英文雜誌《天下月刊》任編輯。他將斯諾撰寫的《魯迅評傳》譯成中文，並寄魯迅本人審閱，與魯迅結下了深厚友誼。斯諾贊姚克「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不尚空談，工作認真」。1936年魯迅葬禮上，他是12位抬棺人之一。他與斯諾合署名撰輓聯一副，上聯為「譯著尚未成書,驚聞殞星,中國何人領吶喊」；下聯為「先生已經作古，痛憶舊雨,文壇從此感彷徨」；橫批為「魯迅先生不死」。1937年他代表中國赴莫斯科出席蘇聯戲劇節，1938年赴美國耶魯大學戲劇系任研究員。1941年回國，任教於復旦大學和聖約翰大學，並參與主持上海職業劇社、金星訓練班、苦幹訓練班等。抗戰時期為維持生活,姚克為幾家電影公司編寫過劇本。1948年去香港定居，任永華影業公司編劇，並創辦南國出版社，以寫書、譯書並編電影劇本為生,是邵氏影業公司、中華影業公司等公司座上客。50年代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聯合書院任教。1967年移居美國，任太平洋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1976年返回香港，任麗的電視戲劇顧問和麗的電視編劇訓練班導師。1991年逝世，葬於美國西部舊金山郊外。

　　姚克的主要作品有劇本《蝴蝶夢》、《清宮怨》、《清宮秘史》、《西施》、《楚霸王》、《美人計》、《秦始皇》、《陋巷》、《銀海滄桑》、《豪門孽債》、《一代妖姬》、《女人與老虎》、《愛的俘虜》、《人海奇女子》、《名女人別傳》、《此恨綿綿》、《玫瑰玫瑰我愛你》、《阿Q正傳》（與徐遲合編），製作的電影公司有永華、長城、新華、泰山、邵氏、電懋等，論著有《怎樣演齣戲劇》等。姚克擅長歷史題材創作，能夠將西洋戲劇與中國古典戲曲的手法融匯在創作中，在跌宕曲折的戲劇情節中刻畫人物性格；在香港期間的劇作，多表現新女性的三角戀愛，適應當時商業電影的要求。他一生追求的是融合西方工匠技巧於中國戲劇形式。

　　

　　電影《清宮秘史》改編自姚克1941年創作的話劇《清宮怨》，由朱石麟導演、香港永華影業公司1948年拍攝製作，舒適飾光緒皇帝、周璇飾珍妃、唐若青飾西太后。影片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等為背景，以帝黨（光緒為首）變法維新派與后黨（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保守派之間的政治鬥爭，展現出清朝末年宮闈鬥爭中大清帝國向何處去的重大問題。慈禧太后與其黨羽榮祿與袁世凱等反對變法，繼續執行喪權辱國的政策，將海軍軍費移作修建頤和園；光緒、珍妃、翁同?、康有為等人堅決主張維新變法，走富國強兵之路，卻遭到慈禧為首的保守派的強硬鎮壓。影片以光緒在慈禧壓力下不選鍾愛的珍妃而選隆裕為後開篇，在老師翁同?的啟發下、珍妃的支持下決心變法維新，重用康有為等革新派人士，卻在派遣袁世凱去除掉榮祿時，被袁世凱叛變投敵反戈一擊，釀成光緒被囚禁、珍妃被投井的悲慘結局。影片在八國聯軍攻入京城時慈禧太后化妝倉皇出逃、光緒皇帝逃難時得到百姓幫助為結局。影片通過晚清宮闈保守派與改革派的鬥爭，再現了歷史生活，表達變法革新求國家富強的思想。姚克在1941年就說：「把史實改編為戲劇，並不是把歷史搬上舞台，因為寫劇本和編歷史教科書是截然不同的。歷史家所講究的是往事的實錄，而戲劇家所感興趣的是故事的戲劇性和人情味。」（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現代話劇圖志》，P295，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電影《清宮秘史》劇情的緊張跌宕、矛盾的尖銳複雜、性格的鮮明生動，使其成為一部頗有藝術性的佳作。

　　《1951年3月11日，《人民日報》上電影《清宮秘史》的廣告稱：「永華公司，赫赫無比，榮譽偉構，絕代超華，古裝宮闈，歷史巨片。群星雲集，演員數千，眾力合作，攝製年余。」3月17日，電影開始在北京上映，3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亞群的《對〈清宮秘史〉的看法》一文，認為光緒「是一個有愛國思想的皇帝」，「在歷史發展的意義上說，光緒是有他一定限度的進步性的」，對影片持肯定意見。但電影受到時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副處長江青的指責，她「在中宣部部務會議上說這部電影『很壞』，應該公開批判」（孟犁野《〈清宮秘史〉懸疑新解》，載《大眾電影》2002年第7期），當時未得到響應。5月3日，《清宮秘史》被有關部門通知停映。

　　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在給中央政治局和有關同志寫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中提出：「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但當時並未開展對於《清宮秘史》的批判。1963年，程季華在其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中對《清宮秘史》作了批判：「《清宮秘史》同《國魂》一樣，也是用唯心主義的歷史觀來表現歷史的……更為荒謬的是，他以光緒皇帝、改良派和帝國主義為矛盾衝突的一方，而以慈禧和義和團為矛盾衝突的另一方，這樣就一方面美化了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本質，同時也誇大了資產階級改良派變法運動的進步意義；而另一方面，則歪曲和醜化了義和團的反帝運動，把義和團和慈禧、保守派等同起來，把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行動寫成一種野蠻排外運動。這顯然是對義和團的污衊，對中國人民革命傳統的污衊，對中國歷史的污衊。」（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第2冊P317，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年版）  

　　1967年《紅旗》雜誌第1期，發表了姚文元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文，披露了毛澤東1954年對影片是賣國主義的評說，並含沙射影地指明「鼓吹《清宮秘史》的『大人物』當中，就包括有在當前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將矛頭直接指向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1967年《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了戚本禹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在上綱上線中認為：「圍繞著《清宮秘史》這部反動影片，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派，展開了一場嚴重的鬥爭。」「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是一部所謂歷史題材的影片，寫的是清代末年戊戌變法運動和義和團鬥爭。它公開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反動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任意歪曲歷史事實，美化帝國主義，美化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歌頌保皇黨，污衊革命的群眾運動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宣揚民族投降主義和階級投降主義。」文章批判說：「作者姚克，是一個堅持反革命立場的反動文人。他曾經編輯過反動的《天下》月刊，反對中國革命，積極為英、美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效勞。後來，又投靠國民黨反動派，並不斷寫點反動的、黃色的劇本。他是反動統治階級的一條小走狗。」文章將矛頭直指「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並列舉其「八大罪狀」，「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使批判影片《清宮秘史》成為批鬥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動員令。1967年4月，在戚本禹的文章發表后不久，成千上萬的造反派圍攻中南海，揪斗被誣衊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國家主席劉少奇。

【原載《博覽群書》2010年7月 作者：楊劍龍（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舒雲新浪博客）

來源：史課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