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發十年後， 鄧小平為林彪專機組死難人員定性

　　

　　鄧小平

　　機組成員家屬受到牽連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三叉戟256號專機倉皇出逃，兩個小時之後墜毀在蒙古國的大草原上，機上九人無一生還。林彪及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死黨劉沛豐背叛祖國，死有餘辜。可是，機長潘景寅、機械師李平、邰起良、張延奎四位機組人員如何定性呢？ 我作為林彪專機三叉戟256號機組的9名成員之一，從林彪事件爆發開始，就一直對機組人員的命運感到十分困擾。

　　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57號文件宣判了林彪背叛祖國的下場，世人開始為之一驚，接著便是在一片大批判聲中開始清查林彪反黨集團的行動。機組幾人作為「九一三」事件的直接受牽連者，在專機師這個重災區里開始了漫長的隔離審查生活。在此期間，其家屬凡是在正常工作崗位上者，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牽連。

　　「九一三」事件后10年，懸而未決的問題之一，就是給機組中死去的4名人員定性，由誰給他們的死定性？如何定性？

　　儘管事發之後，在對林彪反黨集團的批判浪潮中，潘景寅等死去的機組人員也被當做「叛徒」進行批判，就連我們活著的5個機組人員也一時被當做反面人物裹脅在洶湧澎湃的運動之中。然而，一旦涉及到許多具體問題需要依據死亡的性質才能妥善處理的時候，就沒有人敢出來「一錘定音」了。「文革」時的極「左」思潮在「四人幫」的推動下繼續蔓延。大批判畢竟是群眾的聲音、個人的看法，不能代表某一級黨的組織。可是，當時哪一級黨的組織能為死者定性呢？

　　特定歷史環境，重大政治事件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九一三」事件具有以下特徵：

　　其一，「九一三」事件是以林彪及其妻子、兒子和少數死黨發起的乘坐專機的叛逃行為，其本身就是發生在共和國大人物身上而且是典型的大的政治事件。按社會地位，林彪之大與飛機駕駛員之小形成鮮明的對比，但他們又在同一架飛機上，同時在異國的土地上墜毀，罪證確鑿。在中央為林彪事件定性的同時，無論從哪個方面考慮，機組的問題都不可能出現在中央一級的文件上。既然中央文件沒有提到飛機駕駛員的問題，「九一三」事件之後，就必然成為一個懸案，長時間被擱置下來。

　　其二，林彪乘機外逃的結果為機毀人亡，機上所有人員沒有一個生還者，到目前為止也沒有聽說從飛機的語音黑匣子中獲取有關的材料來證明林彪與機組之間在空中劫持與反劫持的鬥爭情況。再說，對於飛機的黑匣子（包括事故記錄器及語音記錄器），在飛機墜毀之後的很短時間內，蒙古國與蘇聯的軍事專家已經到墜機現場去搜尋過，毫無疑問，飛機黑匣子當然是屬於被搜尋的重點對象。

　　其三，是林彪利用自己的職權，調用專機突然外逃。而機組人員是為了履行本崗位的職責，去執行專機任務的，事前並不知道林彪的叛逃陰謀。事發后，機組5人曾寫過大量的旁證材料，證明機組的死者同我們一樣與林彪反黨集團屬工作關係。從他們生前的言行中，也沒有發現任何證據來證明與林彪的叛逃陰謀有聯繫。按說，根據這些就可以為機組的死難者定性了，只是機組5人也處在被審查、被處理的狀態，人微言輕，我們的證言在這一重大事件面前顯得那樣蒼白無力，也沒有哪一級領導敢用我們的話為死者爭取一個說法。

　　其四，「九一三」事件是以飛機的活動為主要特徵的。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后，從第一轉彎開始就出現一系列很不正常的現象，這一切都說明機組在起飛后，才得知林彪一夥的叛逃意圖，同林立果等人的鬥爭便反映在操縱動作上的被動、遲緩與無奈。按說，這些也可以成為無辜死難者的佐證。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更沒有人從通過分析飛機叛逃航行的非正常技術動作入手為林彪殉葬的死難者說話了，也只有與死者同舟共濟的我們，才一直關注著自己戰友的定性問題。

　　特定的歷史環境，重大的政治事件，特殊的空中環境及機毀人亡的結局，決定了機組死難者定性的難度，如果沒有鄧小平在接見外國記者時的有關講話，機組死者的定性問題，還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也許永遠沒有這麼一天。

　　鄧小平為死難人員定性

　　1980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右下角報道了新華社的一則電文：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於15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和夫人。

　　11月2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就當前國內外一些重要問題鄧小平答美國記者問》，在談到林彪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飛機失事的原因時，鄧小平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后，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當我見到這篇至關重要的報道時，已經被勒令離京隻身在外地生活了整整4年。鄧小平在講話中引證的另外一架飛機，就是3685號直升機。這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有關「九一三」事件中死難機組人員的講話，多少年來自己日想夜盼的不正是中央首長的有關講話嗎？鄧小平講話的英明在於直接指出林彪專機飛行員「是個好人」，真是字字千鈞，落地有聲。「是個好人」就不是壞人，也不是叛徒。多少年來，除了我們機組的5人在交代材料與旁證中說到機組中不幸死去的4位戰友同我們一樣與林彪反黨集團屬工作關係，純屬執行專機任務的行為之外，一直沒有聽到有哪一級領導在公開的講話中像鄧小平那樣指出機組死難者的性質，也一直沒有看到有關的文字報道中出現過類似的字樣。因為這是個非常敏感的話題，沒有人願意在這個問題上招惹是非。專機師派人到死者家裡處理一些具體事情時，上級領導沒有明確精神，具體辦事的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例如死者的工資問題、住房問題、撫恤金等問題都沒有解決的依據。事件過後，在具體問題上，在講話方式上，誰也沒有把死者當叛徒看待，可是，在政策上也沒有把死者當做正常死亡，更沒有當做因公犧牲對待，他們的家屬與子女在上學、就業等問題上一直是受到影響的。

　　從那個時候起，潘景寅的妻子孫祥凝手捧黨報，踏上了為夫正名的艱難之路。

　　開始，她同二女兒一起蹬著自行車到西郊機場和空軍接待站，但得到的回答是維持原來狀態不變。除了上國務院信訪辦之外，這種問題一般的主管部門是不敢問津的。她們把中南海東西南北四個門全轉遍了，最後在西門受到好心人的指點，才找到位於北京南站附近的中央組織部接待站。

　　當聽完申訴的內容后，信訪員覺得奇怪，說這個問題不是早就落實了嗎？信訪辦的人說的「已經落實」是指的什麼呢？也許他們認為，事情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了，憑經驗也早該落實了。可是，身為當事者的家屬怎麼能一點兒不知道？等下次再找上門的時候，回答說，這樣的問題應該到原單位尋找解決辦法。孫祥凝及女兒幾經上訪，才引起有關人員的重視。最後受到一位30多歲的男性信訪員的接見，當他看完《人民日報》的複印件后，讓他們回去寫份文字材料，因為申訴是要通過一定程序的。在那段時間內，還有一個身穿中山裝的中年男子接見了他們。

　　材料上交后，還是這位熱心的男性信訪員接待她們。就這樣前後跑了十幾次，男性信訪員說別來了，已經把問題向領導反映過了，如果有什麼問題再找你們。

　　孫祥凝與全家，經過一年多的奔波，終於在1982年年初得到了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簽發的《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從此，「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專機4名機組人員機長潘景寅、機械師李平、機械師張延奎、特設師邰起良，在蒙古國溫都爾汗墜機死亡10年之後，在鄧小平直接指示之下，終於有了說法。

　　《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內容如下：

　　潘景寅同志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國溫都爾汗飛機墜毀死亡，特向各位親屬表示親切的慰問。望化悲痛為力量，為建設祖國和保衛祖國而努力奮鬥。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證明書」的背面寫著潘景寅所在的部別、個人簡歷、出生年月及專機師和區民政局簽發的撫恤金意見等。從以上「證明書」中可以看出兩點：其一，另外3名死難者的「證明書」與潘景寅是一樣的；其二，「證明書」中隨「飛機墜毀死亡」一句是對死難者定性的核心。也就是說，機組4人的死亡性質屬正常死亡，既不能像林彪等人那樣屬於叛徒，也沒有按正常飛行事故中以身殉職那樣被定為烈士。相比之下，這樣的結果，總算可以告慰埋葬在異國他鄉荒原上達10年之久的4位亡靈了。   

　　也許還是根據鄧小平講話的精神，已經遠在外地多年的機組5人及相當一部分受「九一三」事件牽連人員的審查結論被撤銷，檔案中已見不到「九一三」事件的痕迹，就像是當年沒有發生過這件事一樣。

　　摘自《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文/康庭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