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人文方面幾類應讀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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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潛（1897—1986），字孟實，安徽桐城人。中國現代美學奠基人。1922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1925年留學英國愛丁堡大學，致力於文學、心理學與哲學的學習與研究，后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33年回國后，歷任北京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教授。1946年後一直在北京大學任教。

　　朱光潛：人文方面幾類應讀的書

　　百川先生：

　　暑中我因校事赴成都，最近回校才看到中周社轉來黃梅先生的信，提議要我開一個為獲得現代公民常識所必讀的書籍目錄。這很使我為難，一則我目前極忙，沒有工夫仔細斟酌；二則我所學的偏重人文方面，對於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是外行。

　　讀書不是一件死板的事，一個方單不能施諸人人而有效。各人的環境、天資、修養和興趣都不能一筆抹殺。一個人在讀書方面想有成就，明眼人的指導固大有裨益，自己的暗中摸索有時也不可少，因為失敗的教訓往往大於成功的。讀者既然要求一個目錄，我姑且就我的能力所及，隨便談談幾類應讀的書籍，不過要特別聲明：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只能供參考，不敢希望每個人都依照。

　　第一，我以為一個人第一件應該明確的是他本國的文化演進、社會變遷以及學術思想和文藝的成就。這並不一定是出於執古守舊的動機。要前進必從一個基點出發，而一個民族已往的成就即是它前進出發的基點。知道它的長處所在和短處所在，我們才能知道哪些東西應發揮光大，哪些應彌補改革，也才能知道它在全人類文化中占何等位置，而我們自己如何對它有所貢獻。我不是一個學歷史者，但對於過去一切典籍，歡喜從歷史的眼光去看。從前人有「六經皆史」的說法，其實不只是六經，一切典籍所載都可以當作史跡看。史是人類活動進展的軌跡，它的功用在觀今鑒古，繼往以開來。我贊成多讀中國古典和西方古典，都是根據這個觀點。每種學問都有一個淵源，知道淵源才可以溯理流派。知道淵源固不是三五部書所可了事。但是淵源又有淵源，我們先從最基本的著手，然後逐漸擴充，便不至於沒有根底。

　　回到了解中國固有文化的問題，中國向來傳統教育所著重的大政並不錯。中國中心思想無疑地是儒家，而儒家的淵源的淵源在《論語》《孟子》和「五經」。無論從思想或是從藝術的觀點看，《論語》都是一部絕妙的書，可以終身咀嚼，學用不盡的。我從前很歡喜《世說新語》，為的是它所寫的魏晉人風度和所載的雋同妙語。近來以風度語言的標準去看《論語》，覺得以《世說新語》較《論語》，真是小巫見大巫。《孟子》比較是要偏鋒，露稜角，但是說理文之犀利痛快，明白曉暢，後來卻沒有人能趕得上。「五經」之中，流品不齊，《書經》是最古的政治史料，《易經》是最古的解釋自然的企圖，《詩經》為中國純文學之祖，《春秋》為中國編年史之祖，《禮記》較晚出，內容頗駁雜，但是儒家思想見於此經者反比他經為多，其中如《檀弓》、《學記》、《樂記》、《儒行》、《禮運》、《大學》、《中庸》諸篇，妙文至理，是任何讀書人不應放過的。諸子之中，老莊荀墨家最重要，次可略覽《韓非子》，《列子》，《淮南子》及《呂氏春秋》。讀先秦典籍不可不略通文字訓詁，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最便於初學，王引之的《經傳釋詞》頗有科學條理，亦可看。

　　要明白中國思想演進，佛典及宋元明理學都不可忽略，可惜我對此毫無研究。不敢多舌。我只能說，在佛典中我很愛讀《六祖壇經》和《楞嚴經》，這也許是文人積習。在理學書籍中我覺得《近思錄》和《傳習錄》很簡便。史籍最浩繁，一般人可選讀前四史，全讀《資治通鑒》，遇重大事件翻閱《通鑒紀事本末》，遇重大問題翻閱「三通」。治一切學問都不可不明白史的背景，可惜我們至今沒有一部完善的通俗的通史，近人張蔭麟錢穆諸君所編的各有特見，但都只能算是草創。文藝方面除著《楚詞》及陶杜諸集外，一般人可從選本入手。選本甚多，選者各有偏重，難得盡滿人意。梁以前作品具見於《昭明文選》，這是選學之祖，詩文兼收，為治辭章者所必讀。後來選本比較適用的，文推姚姬傳的《古文辭類纂》；詩推王漁洋的《古今詩選》，王壬秋的《八代詩選》，沈歸愚的《古詩源》和《唐宋詩醇》，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詞推《花間集》，張惠言《詞選》和朱彊邨的《宋詞三百首》。曲讀《西廂記》、《琵琶記》、《桃花扇》及其他數種；小說讀《水滸》、《紅樓夢》及其他數種，對於一般人也就可知其梗概了。

　　在現代，一個人如果只讀中國書，他的見解難免偏狹固陋，而且就是中國書也不一定能讀得好。學術和其他事物一樣，必以比較見優劣，必得新刺激才可產生新生命。讀書人最低限度須通一個外國文，從翻譯中窺外人文物思想，總難免隔靴搔癢，尤其是在現在我們的譯品太少，而且大半不很可靠。要明了一個文化，大約不外取兩種程序。拿繪畫來打比，或是先繪一個輪廓，然後點染枝節，由粗疏逐漸到細密；或是先累積枝節，逐漸造成一個輪廓，由日就月將而達到豁然貫通。這兩種程序可以并行不悖，普通學者大半兼采這兩個方法。治西方文史，為一般人說法，我主張偏重第一個方法。因為從枝節架輪廓，需要很長久的耐苦，如果枝節不夠充實，所架成的輪廓也就一定不端正恰當。

　　我們一般人對於西方文史所能花費的時間精力是有限的，想明白西方文化的輪廓，我們最好先讀幾部較好的歷史。我們所感覺困難的是較好的歷史大半是專史而不是通史。從史學觀點看，韋爾斯的《世界史綱》（有中譯）也許不很完善，但對於一般人卻是一部好書。關於近代的，Fisher 的歐洲通史值得特別介紹。如果再求詳盡精確，讀者可參考Lavisse的通史（法文）和劍橋大學的中世紀和近代歐洲史。這都是權威著作，有很好的史籍目錄可供採擇。有時候小冊書也很有用，比如談古代歐洲的，像Livingstone：Greek Genius and Its Meaning toUs；Lowes Dickenson：Greek View of Life；Warde-Fowler：City-state in Grecce and Rome，都非常好。

　　歐洲文化，大概地說，有三個重要來源：一是希臘的，科學哲學的思想和文藝作品都是後來的模範；一是希伯來的，宗教信仰大半是它的貢獻；一是條頓的，繼承希臘精神而發揮為近代科學與工商業文化。在這三個成分中，希臘文化最重要也最難了解，它的內容太豐富而且它離我們也太久遠。我們最好先從文藝入手。希臘人最擅長的是造型藝術，雕刻尤其精妙，圖畫建築和陶器次之。讀者最好擇一部希臘藝術史，仔細玩味原跡的照片或圖形。從這中間他可領略一些希臘人的生活風味。再進一步他就應該讀荷馬史詩，希臘的社會人情風俗及人生理想可於此窺見一斑，再加上幾部悲劇代表作，對於希臘人的印象就更明了了。在思想方面，柏拉圖的對話集最好能全讀，至少也應讀《理想國》，這是用對話體寫的。從古到今，沒有一個哲學家能像柏拉圖那樣面面俱到，深入淺出，用極尋常而幽美的文字傳極深奧的道理。要做一個循規蹈矩的哲學家，讀柏拉圖是最好的門徑，要引起一點哲學的興趣，訓練一點哲學的頭腦，讀柏拉圖也比讀任何其他哲學家強。亞理斯多德比較乾枯，但是很謹嚴細密，能把他的《倫理學》看一遍也很好。此外，我們可讀晚出的普魯塔克的《英雄傳》。這是拿羅馬偉人和希臘偉人對照的傳記，可以見出那時代人物的生活和風格。羅馬時代的著作無甚特創，不是專習文學哲學的人就把它完全丟開也無大妨礙。

　　希伯來的經典流行的只有一部《聖經》。這部書在西方的影響大概超過任何一部書之上。它分《舊約》《新約》兩部分。《舊約》是猶太教的經典，大部分是猶太的歷史和宗教家的訓詞。《新約》記耶穌生平言行及耶穌教傳播的經過。一般人對《聖經》不必全讀，《舊約》中讀《創世紀》、《出埃及記》、《約伯傳》、《頌詩》數篇，《新約》中讀任何一個《福音》也就夠了。

　　中世紀常被人誤認為「黑暗貧乏」，其實中世紀民眾藝術，如雕刻建築圖畫詩歌傳奇之類，是很光華燦爛的。讀者可擇看一部較詳盡的藝術史（如Michet 所著的），讀一兩部傳奇（如《羅蘭之歌》，《亞瑟王傳》之類），再加上一兩部耶教大師的著作（如《聖奧古斯丁自傳》之類），對於中世紀人的豐富的內心生活便可知其梗概。但丁是文藝復興的初期大師，他的《神曲》不可不讀。較軟性的讀物有薄伽丘的《十日談》和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文藝復興期的最具體的成就仍在造型藝術，讀者可看Vasari 的《藝人傳》和Beransen 的《義大利畫》。

　　近代歐洲學術分野逐漸細密，著述也更浩繁，我們很不容易介紹幾部書來代表一個時代。在思想方面，盧梭的影響最大，他的《自傳》和《民約論》是了解近代歐洲的一個鑰匙。正統派哲學家自然要推康德和他們的唯心派的繼續人。但是他們的作品大半難讀，一般讀者如能去硬啃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黑格爾的《邏輯學》固然頂好，否則看一兩部較好的哲學史也可略見一斑（通行的有Rogers,Thilly,Weber，Windelband 所著的都可用）。在文藝方面，各國都有特殊的造詣，一般讀者要想面面俱到，實不可能，只能就他們所懂的文字和興趣所偏重的去下工夫。那就成了專門學問，我們不能在這裡介紹書目。我們為一般人說法，只能介紹幾位登峰造極的作者，比如說，一個普通讀者如能就莎士比亞的劇本，莫利哀的喜劇，歌德的詩文集，易卜生的劇本，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諸人的小說集中各選讀三數種，也就很可觀了。

　　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非本文範圍所及。但有幾部雖為科學專著而已成古典的書籍不能不約略提及，例如達爾文的《物種源始》，亞當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權界論》，里波，詹姆斯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學著作，馬克思的《資本論》，佛來柔的《金枝》（Frager： Golden Bough），都有很廣泛的讀者，並不限於專門家。

　　本文匆匆寫就，可議的地方自知甚多。但是我相信，如果讀者將這寥寥數十部書仔細讀過，他對於人類文化的了解不會很錯誤。我希望關於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書籍另有知道清楚的人去擬一個目錄。

　　如果你覺得這信對於讀者有若干幫助，即請借貴刊披露，並以答黃梅先生。

　　朱光潛

　　載《中央周刊》5 卷4 期，1942 年9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