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盛世何以走向「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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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庫充盈的乾隆盛世，其實只是一個「鍍金」時代，實則危機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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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女逃離江西年夜飯」的帖子持續引爆輿論圈后，最終被證實是一則炮製的假消息，這頗有點啼笑皆非的鬧劇意味。相比而言，發生在1768年乾隆朝的「叫魂妖術」事件，則堪稱一出標準的「荒誕劇」：

　　眼看著起於青萍之末的一句「剪辮叫魂」的謠言，像滾雪球一樣最終震動朝野，令舉國上下疲於奔命，冤案四起。

　　

　　《叫魂》，孔飛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簡介：在中國的千年帝制時代，清高宗弘曆可謂是空前絕後的一人，然而在乾隆盛世達到登峰造極的時候，整個大清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卻被一股名為「叫魂」的妖術攪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從春天到秋天的那幾個月里，這股妖風衝擊到了半個中國，百姓為之人心惶惶，官員為之疲於奔命，皇帝為之寢食不寧。在講述叫魂故事的過程中，《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重在討論這背後的歷史意蘊。

　　在1768年，浙江德清縣的慈相寺門庭冷落，而附近的觀音廟則香火鼎盛。為了爭奪香客，慈相寺的和尚就散布謠言，說城東橋塌后，競標失敗的海寧石匠為了報復，在去往觀音廟的路上做了法，路過之人都要遭殃。之後，謠言很快變成石匠經常偷盜人的魂來加固橋樑。

　　由於在民間，向來有魂魄之說，謠言因此一時而盛，細節也越來越生動和逼真，並迅速溢出浙江地界，沿著運河一路北上，甚至傳到了直隸。與此同時，乾隆出於謀反和漢化的焦慮，對此猜忌甚深，認為幕後肯定有人主使，不惜興師動眾，因此成舉國大案。之後，歷時幾月緝捕審問，軍機大臣們發現叫魂一案，從頭至尾，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這樣的烏龍事件何以會在「盛世」發生？一則「剪辮」謠言又何以讓皇帝焦灼憂心，讓行省大員誠惶誠恐，讓平民大眾驚慌無措？這構成了孔飛力先生《叫魂》一書的書寫主題。

　　孔飛力對「叫魂」一案的關注，當然不只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好看的故事。乾隆朝晚期在孔飛力學術視野里，是「中國悲劇性近代的前夜」，因此對理解中國的現代化也有著更深刻的意義。（在其後續作品《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一書中，「乾隆朝晚期」因為人口增長、經濟全球化等因素，隱含有中國現代化開端的意味。）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孔飛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事實上，在有關清朝制度的研究中，已然不乏成果，但關於相關制度的詳細運轉，從皇帝、官員到民眾之間的反應和互動的研究卻不多，而《叫魂》就是一個出色的樣本。孔飛力能緊抓「叫魂」一案，從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多重視角綜合切入，這涉及到他對「事件」一詞的理解：

　　「人們在制度中的相互關係同發生於現實世界中的「事件」絕不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恰恰相反，正是這些「事件」使得國家作為工具和制度的兩個側面各自因對方而具有了意義。」

　　在這場「事件」反應中，新中國建立以來，在革命敘事邏輯下的「民眾」或「人民」，不再具有光輝的色彩，而表現為一種「醜陋」的暗影。長期處於權力鏈末端的民眾在「叫魂」案中，突然在僧、道、乞丐、遊方郎中等邊緣人群身上找到了無拘束的權力感，並肆意攻擊、誣陷他們。

　　劉仲敬在《想象中國，建構中國》一文中，曾將《叫魂》視為「文化大革命的史前史」：愚昧狂熱的群眾，理性官僚對群眾的本能壓制，至高皇權利用群眾打擊官僚的小算盤。

　　

　　乾隆

　　而相對恐慌的民眾，乾隆和群臣之間在「叫魂」案的博弈上，各自有著清晰的意圖，也可視作專制權力與常規權力之間的一場拉鋸。對乾隆而言，「叫魂」案切中了他作為異族統治者，對官僚集團的防猜心理和漢化的憂慮，因此他想藉此案重整官場規範，鞏固皇帝威權的目的。

　　而面對暴民的狂怒易變和君主的反覆無常，官僚集團則始終試圖按部就班的、日常化地處理這一事件，因此也成了整個案件中一個緩衝的中間力量。這就必然涉及到官僚集團與皇帝之間的意圖錯位和博弈，與此相關，對消息控制的爭奪，以及叫魂事件的定性，都成了關鍵的博弈點。（關於此主題，宋志標的《叫魂案：乾隆與群臣的角斗》和張鳴的《的多餘話》都有精彩的論述。）

　　綜合三方反應，孔飛力提出的一個判斷是：所謂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庫充盈的乾隆盛世，其實只是一個「鍍金」時代，實則危機重重。

　　他寫道：

　　「我們在這裡所瞥見的，是否是一個已被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社會道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所遭遇到的一種道德報應？在這樣一個倍受困擾的社會裡，人們會對自己能夠通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身的境遇產生了懷疑。

　　這種情況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加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在這樣一個世界里，妖術既是一種權力的幻覺，又是對每個人的一種潛在的權力補償……」

　　有趣的是，因謠言而甚囂塵上的烏龍「叫魂」事件，後來真實地發生在1810年和1876年。可見作為「事件」的歷史總在不斷重演，也正因此，孔飛力先生才有此問：「這本書也是在寫今天的中國，中國人看得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