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台丨「史學奇才」隕落打了誰的臉？

　　蘭台 鳳凰歷史

　　引言：最近一條新聞引起了轟動，已經出了兩本具有學術分量的史學著作的西安中學高三學生林嘉文。因抑鬱症突然自殺身亡。許多讀者對此表示了惋惜和同情，也有讀者質疑其水平並懷疑是否有炒作和別的隱情。就這一事關歷史學的新聞熱點，蘭台在此也做一番解讀和探討，希望對廣大讀者對此事的了解有所幫助。

　　

　　特別需要提出的，林嘉文同學去世后，有渠道發布了林同學的遺書，蘭台對此以為不可。為尊重逝者隱私，本文將不採用被擅自公布的遺書中的任何片段。

　　

　　悲劇的發生媒體的過分炒作難辭其咎

　　《當道家統治中國》是林嘉文的第一本史學專著。這本書出版時，林嘉文拒絕了出版方和學校的宣傳，並要求隱瞞年齡。他在一份自述中層寫道：「從初中起就熟悉網路輿情的我，太容易想到如今社會上很多人不太歡迎別人的年少成名，大家對年少有才華的人並不看好，會順理應當地認為其中有作假，或者想當然地料定別人會『傷仲永』。」不願讓自己白白成為這些輿論泡沫下的犧牲品，不想自己寧靜的讀書生活被打擾。

　　直到2015年12月，林嘉文出版了《憂樂為天下：范仲淹與慶曆新政》。這一次，秘密受不住了，各種炒作式報道接踵而來。諸如「史學研究天才少年」之類標籤式的銜頭人盡皆知。

　　經常被拿來作為證明的，是宋史大家李裕民教授破例為林嘉文的新書作序，並贊其為「解放以後最年輕的具有學術研究能力的作者」。

　　但是，蘭台君要說，李裕民先生的這篇序文，又有幾人看過？看明白李先生究竟說了什麼嗎？

　　在這篇序文中李裕民先生準確地定位了林嘉文同學目前的水平、優點和不足，予以了熱情的鼓勵和諄諄教誨。而這些，正是蘭台君要拿出來和大家說道說道的。

　　李先生在序文中這樣寫道：

　　「治史大致可分寫史和研史兩類。寫史是描述歷史，如人物傳、歷史事件等。歷史轉瞬即逝，又不斷翻新，它不可能重複出現，紛繁複雜的歷史過後，只留下一些殘片碎末，後人只能根據有限的材料去復原歷史，這就需要一定的想像去拼接，所以胡適認為這是文學家的任務。研史是研究歷史問題，材料有真有偽，需要辨別，許多疑難問題，需要解決，表像背後隱藏的奧秘，需要去探索。胡適認為，這一切才是歷史學家的任務。當然兩者之間，並沒有鴻溝，現在搞歷史的往往二者兼顧。

　　寫史可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搜集有關材料，連綴成文，不看他人有關的研究成果，不做考證。這類論著比較淺薄，缺乏學術含量。第二個層次，是盡量吸收他人成果，這類論著能反映當前已達到的學術水準，但缺乏新的突破。第三個層次，則是在作者自己做過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能表現最新最好的水準。本書屬第二個層次。這一層次的局限性在於，對有分歧的見解，可以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對尚無不同看法的見解往往會照單全收……

　　擺在林嘉文面前的任務是如何提高至第三個層次，這絕不是做一些修改所能達到的，必須從寫史走進研史之路，向歷史學家邁進。即不能滿足於看他人的論著，而必須從閱讀原始資料著手，切記一定要有問題意識，帶著問題去讀，才能發現新問題，然後設法解決新問題，寫出有獨到見解的論文來。對於一些熱門話題，要想走出自己的路，一定不要輕易相信已有的結論，要多問幾個為什麼？」

　　李先生在這裡細細區分了「寫史」和「研史」的區別，鼓勵並鞭策林嘉文同學走研史之路——作為現代學科的歷史學，是以史料為基礎，為出發點，在對史料進行考據處理的基礎之上進一步進行研究的學科。對此，正如李先生在序文第一段中就提到的「臨別，小林拿出予在2009年出版的《宋史考論》，請我題詞，我寫了一句：『考據是治學的基本功。』」

　　李先生在序文中直接指出，林嘉文同學的書，屬於「盡量吸收他人成果」的寫史類型，尚不是「從閱讀原始資料著手，切記一定要有問題意識，帶著問題去讀，才能發現新問題，然後設法解決新問題，寫出有獨到見解的論文」的史學研究。這當然是因為還是中學生的林嘉文同學尚未接受大學才會有的歷史學專業的基礎訓練。

　　因此，李裕民先生在序言中也寫明，真正看好的是林嘉文同學的未來，而非現在。

　　不知道讀者看到李先生的原文「他們中間是有好苗苗的，衷心希望好苗苗茁壯成長，成為學術界的新星。」「我只想說，現在僅是良好的開端，千萬不可以此為滿足，從研究角度講，還沒有真正上路」時能領會到什麼。

　　人才的長成，需要師長的循循善誘，需要寬鬆的成長環境。既不能捧殺，也不能棒殺。李裕民先生在序文中透露出的，是希望林嘉文同學能在大學接受正規的歷史學專業基礎訓練，真正走進歷史學研究的大門，茁壯成長為學術界的新星。

　　但是，媒體炒作是全然不顧這些的。輕率地把「史學天才」的標籤貼上，藉機炒作。李裕民先生的殷切希望和破格鼓勵也成了炒作點。憑空飛來的「史學天才」的沉重包袱和隨之而來的種種非議、流言、爭論帶來的巨大壓力對於抑鬱症患者林同學意味著什麼？今天我們都知道結果了。悲劇的釀成，媒體的過分炒作難辭其咎。

　　

　　林嘉文被寄予厚望折射出的學界碩博士培養亂像

　　由得讀者可能會問，林嘉文同學究竟靠什麼被李裕民教授這樣的專家青眼有加。這點其實李先生在這篇序言中有明確說明。

　　李先生這麼寫道：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完全符合學術規範，言必有據，注文長達6萬多字，佔全書五分之一以上。博覽群書，引證古籍127種，今人論著311種，其中外國著作四十餘種。充分吸收了國內外有關范仲淹與慶曆新政的成果，對於有爭議的問題，作了認真的分析，提出取捨意見。其治學態度是嚴肅認真的。其水準放諸當今有關范仲淹慶曆新政較為優秀的論著之列，也是當之無愧的。

　　說實在的，我對當今史學界存在的粗製濫造成風、學術垃圾成堆的現象十分擔憂，頗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當我看到年輕中學生林嘉文的新作，令我確信，不可小看年輕一代，他們中間是有好苗苗的，衷心希望好苗苗茁壯成長，成為學術界的新星。我一向不願為年輕人的書作序，我的碩士生、博士生修改論文後出書，請我寫序，都拒絕了，而今自破其例，為了鼓勵這位年輕人，我欣然答應作序。」

　　前一段，是媒體炒作時喜歡引用的點，讀者也常常被其中的數字震撼。但卻很少有人能體會到李裕民先生為何寫下這樣的文字。

　　那是因為讓李裕民先生痛徹心扉的「我對當今史學界存在的粗製濫造成風、學術垃圾成堆的現象十分擔憂，頗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

　　蘭台君曾在第52期蘭台說史《研究生制度之殤：評人大師生斷交門》中借人大孫家洲教授斷絕與研究生郝相赫的師生關係一事點出這樣的事實：

　　歷史學研究生招生考試，實際上甄別的是外語能力+背書能力，而甄別不了歷史學研究生必須具備的歷史學基本素質，更遑論甄別學術功底和研究創新的能力了。這導致大量不具備基本歷史學研究素質的考生，抱著混文憑或者其他什麼目的考上歷史學碩博士研究生。

　　這樣的學生，既不具備研究歷史的能力和素質，也沒有研究歷史的熱情和動力。他們能生產的，也就只能是李裕民先生所說的「粗製濫造成風、學術垃圾成堆」。

　　這時候我們再看李先生列舉的林嘉文同學著作的優點，就有格外不同的意味了。

　　「博覽群書，引證古籍127種，今人論著311種，其中外國著作四十餘種。充分吸收了國內外有關范仲淹與慶曆新政的成果」——歷史學研究，窮盡史料和窮盡前人研究成果，把握最新研究動態和前沿是兩條根本要求。而在「粗製濫造成風、學術垃圾成堆」的環境下，根本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的大量所謂「歷史學碩博士生」，連行文符合學術規範、言必有據都做不到，更不用說寫長註釋這種「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和大量連基本學術史回顧都做不好的碩博士論文相比，林嘉文同學的著作彷彿黑夜中的螢火蟲那般耀眼。

　　更重要的是，林嘉文同學所體現出來的對歷史學的熱忱，和由此產生的強大動力，付出的艱苦努力，在大量無所事事混日子的碩博士襯托下，顯得格外光彩奪目，這又怎麼能讓教授們不對他進入大學接受歷史學專業訓練后的學術前途充滿期待呢？在現行招考制度下，大量混日子的碩博士考生的擠壓下，每一個真正有志於歷史學的苗子都彌足珍貴，都是讓老師們充滿期待的。

　　因此，有採訪中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專家張老師稱林嘉文：「他的水平，一般的博士也達不到，帶博士也帶不到他現在這個水準。」這個評價實際反映出的，是現在國內歷史學碩博士整體水平低下到了多麼可怕的程度。

　　也正是痛於「頗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李裕民先生才對林嘉文同學這樣的好苗子格外青眼有加。

　　而在林嘉文同學去世之後，我們不但不當痛悼一號的歷史學苗子夭折，難道不也應當對專業研究生群體的亂象產生警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