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喜歡讀什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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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博覽群書，不只表現為數量大，領域多，他還注重閱讀一些在特定環境中流傳不廣，作為革命家和政治家可以不去關注的書。其閱讀視野，常常越出各知識領域 「大路貨」，喜歡閱讀專業性很強的文史和自然科學論著，以及古代筆記和各種笑話作品這類「閑書」。在這個意義上說，他的閱讀不僅廣博，而且專深。

　　關於讀馬列著作。

　　對於馬克思主義政治家來說，把馬列著作放在閱讀首位，是順理成章的事。對毛澤東而言，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因素，他始終感到，全黨理論水平落後於實際，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豐富內容很不相稱。此事常使他苦惱。1940年，他在延安新哲學年會上講：「中國革命有了許多年，但理論活動仍很落後，這是大缺憾。」在讀蘇聯西洛可夫等人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批語中，他直率寫下「中國的鬥爭如此偉大豐富，卻不出理論家」這樣的話。他希望通過閱讀馬列著作，精通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有理論和實踐上的新創造。

　　隨著實踐的發展，毛澤東的這個期待越來越強烈。1938年，他提出黨內要「有一百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1949年，他推薦12本馬列主義著作，提出黨內「有三千人通讀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薦30本馬列主義著作，提出中級以上幹部有幾萬人學習，「如果有兩百個幹部真正理解了馬列主義就好了」；1970年，他又指定250多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讀9本馬列著作，並說學好馬列主義不容易，聯繫實際用好馬列主義更困難。

　　比較起來，在馬列原著中，毛澤東更喜歡閱讀列寧的書。或者說，他主要從馬恩著作中汲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法，而更多地從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去獲取中國革命和建設能夠參考和運用的重要戰略、政策和策略思想。原因是列寧以及斯大林所看到和經歷的，比馬克思、恩格斯更進了一層，其理論更擴大和更具體化了，和中國的實際聯繫更緊密。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說得很明確：「列寧說的和做的許多東西都超過了馬克思，如《帝國主義論》，還有馬克思沒有做十月革命，列寧做了。」在延安的時候，他甚至講到，讀列寧、斯大林的著作，看「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如何地工作了」。據毛澤東自述，他覺得列寧的論著，還有一個特點：「說理透徹，把心交給人，講真話，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敵人鬥爭也是如此。」

　　關於讀哲學。

　　根據毛澤東的有關論述，他喜歡讀哲學，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學歸結為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為是塑造人們靈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不懂哲學很難弄懂馬克思主義。第三，哲學是認識和改造世界、總結實踐經驗、解決一切問題的「思想工具」。第四，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喜歡哲學，最求萬事萬物的「大本大源」，這既是個人興趣，也是進行理論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說過，「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

　　毛澤東既讀馬列經典中的哲學書，也讀艾思奇、李達、普列漢諾夫、愛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這些中外學者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論述哲學問題的書；既讀柏拉圖、康德、黑格爾、杜威、羅素等西方哲學家的書，也讀中國古代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王充、朱熹、張載、王陽明諸子的哲學論著，以及中國近代以來，康有為、梁啟超、章士釗、胡適、楊昌濟、梁漱溟、馮友蘭、潘梓年、周谷城、任繼愈、楊榮國等人研究哲學和邏輯學的論著。

　　關於讀中國文史。

　　毛澤東對「二十四史」、《資治通鑒》這類書籍興趣之濃，用功之深，眾所周知。為什麼要學習歷史？因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發展，不了解、不總結歷史，就不可能真正讀懂今天的中國，也等於是割捨了應該擁有的經驗和智慧。毛澤東的一些名言，直接道出他酷愛讀史的緣由：「讀歷史是智慧的事」；「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讀歷史的人，不等於是守舊的人」；「馬克思主義者是善於學習歷史的」。

來源：網路

讀史使人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