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孔飛力與《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陳兼、陳之宏 東方歷史評論

　　

　　

　　2016年2月11日，著名漢學家孔飛力（Philip Kuhn）逝世，享年83歲。孔飛力被認為是美國第二代漢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其代表作有《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叫魂：1768年的中國妖術大恐慌》、《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故鄉：海外華人歷史的思考》等。

　　以下這篇文章，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一書的導言。我們在此刊發，緬懷孔飛力教授。

　　

　　撰文：陳兼、陳之宏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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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暮冬的一天，我們做完了《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譯稿的最後一次校訂，當時竟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距離最初想到要翻譯這本篇幅並不大的書，居然已過去近十年了！這期間，我們當然還做了許多其他的事情，但這本書的翻譯其實一直是在我們的日程上的。想不到此事竟拖延了那麼久——尤其是，我們並非懶惰之人。於是感到，應當把這段經歷和種種相關的心得體會寫下來，便有了下面這篇「譯者導言」。

　　說起來，那已是2002年的事了。當時，陳兼和劉昶合譯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一書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不久，並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孔飛力的名字和著述，過去在國內只是少數專治清史的學者才知曉，但自從此書中譯本問世后，越來越為國內各方讀者所了解。

　　在美國和西方的中國史學者中，孔飛力長久以來便被視為「大家」，這也是為什麼1977年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從哈佛大學榮退後，當時四十多歲、正值盛年的孔飛力從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學被請回哈佛，接替費正清出任歷史暨東亞語言文化研究希根森講座教授（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在美國和西方中國學界，這是一個屬於「旗手」性質的重要職位。然而，孔飛力的歷史著述並不以「快」著稱，他本人更不屬於「著作等身」之輩。他於1978年重回哈佛到2007年退休的三十年間，共出了三本書。第一本，是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以下簡稱「《叫魂》」），此時，距他的第一本書《中國帝制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的出版已有二十年了。第二本，即我們現在譯為中文的《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這其實並不是一本專著，而是以孔飛力1994年在法蘭西學院所作的系列講座為基礎經修訂編輯而成的一本論文集，由法蘭西學院魏丕信（Pierre-琀椀攀渀渀攀 Will）教授撰寫了長篇前言，於1999年出了法文版；然後，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又於2002年推出了英文版。孔飛力的第三本書，是2008年出版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華人：現代的人口遷徙》（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中譯本。

　　孔飛力的歷史寫作素來以文字精巧和意蘊深邃著稱，並繼承了乃師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z）的風格，在歷史敘事的構建中滲透著深刻的知識及人文關懷（史華慈曾稱他將「關於歷史的研究同涉及人類意識和思想史運動的深層關懷結合了起來」）。在他回到哈佛后出版的三本書中，《起源》是篇幅最小的一本，但也許是最重要的一本，孔飛力在這本書中所提煉並集中闡述的，是他以自己的基本「問題意識」（problématique）為出發點多年來從事中國史研究而形成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及與此纏繞在一起的他自詡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或更為準確地說，真正的「知識精英」）的視野及關於人類命運的憂慮。翻譯這樣一本書，當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接過《起源》一書的翻譯，其實並非本來的計劃。《叫魂》中譯本出版后，陳兼幾次說過，再不會接「翻譯之類的活」了。但在2002年3月的美國亞洲學會年會上，孔飛力的一番話改變了陳兼的想法。他在閑談中提到，除了正在做「海外華人」這個大項目外，他的《起源》一書已在法國出版，英文版也很快將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推出了。他接著談到，該書的主題及主要論點涉及的是中國「現代性」和「現代國家」形成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當時，他便用了「constitutional」這個詞），也可以說，是他關於「中國問題」作為現代世界形成整體過程一部分的思考的一種小結。陳兼聽后，居然產生了將這本書也譯成中文介紹給國內讀者的衝動，而這似乎正中孔氏下懷。於是，那天在紐約希爾頓飯店頂樓俱樂部喝咖啡時的這番談話，促成了我們翻譯《起源》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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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起來，孔飛力作為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內在導向」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在以往的著作中把關注重點引向了地方及下層。這在他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以下簡稱「《叛亂及其敵對力量》」）和《叫魂》這兩本書中十分清晰地表現出來。在《叛亂及其敵對力量》中，他從民兵組織演變以及地方軍事化發展的探討入手，對中國帝制晚期農村社會的結構變化作了深入研究，並引導整整一代學者在研究中國近代歷史時將目光轉向地方層面，包括下層的社會層面。而在《叫魂》中，他以極為紮實的檔案研究為基礎，首先從「叫魂」作為社會文化現象在基層的表現入手，講述了販夫走卒、鄉愚村婦，以及四處遊走的貧道乞僧等普通平民百姓在叫魂案及其前後的種種經歷，將表面上處於「乾隆盛世」的中國社會景象及其背後潛藏的危機情勢栩栩如生地呈現給讀者。

　　然而，孔飛力其實並不只是對地方及下層研究感興趣，或認為只有這些方面的研究才重要，他從來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將「國家」或「全國性問題」當作可有可無的存在；他的著述中貫穿始終的一個題目，便是政治參與、國家對社會的控制以及國家與地方的關係。在《叛亂及其敵對力量》中，他在討論地方軍事化發展及相應的農村基層社會結構變化的同時，也著重分析了國家權力對於下層的滲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紳權擴大而引起的國家—社會關係的蛻變。也可以說，「國家」是他要研究的重要對象——只不過他採納了新的角度。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提出了中國帝制晚期的危機所涉及的並非僅僅是「一個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種文明的沒落」的重要看法。在孔飛力為《叫魂》所構建的大敘事中，「國家」又是關鍵性的角色。他將相當的筆墨放在對作為國家的人格化體現的君主及各級官員的描述與探討上；他所試圖揭示的，是由皇權及官僚體制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所透露出來的大清帝國政治體制的運作特點和內在矛盾。而在這一切的背後，還有著滿清統治者因大一統帝國表述與自身種族意象之間的緊張而揮之不去的「合法性焦慮」。孔飛力確實是中國史研究中將關注點轉向地方及下層的倡導者之一，但與此同時，在他的著述中始終滲透著一種將「中國」當作一個具有多樣性及多元化的整體來看待的「全國性」視野——正如他在《叫魂》最後一章起始時所言：「中國文化是統一的，但不是單一同質的。」

　　在我們看來，構成孔飛力這一「中國」史觀底蘊的，是他的問題意識和相關的知識關懷。作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孔飛力當然十分注意對於「中國經驗」及其特點的發掘和闡述。但在一個更為深入和基本的層面，這其實並不是他研究中國歷史時知識關懷的真正歸宿之所在；他所關注的，還在於發掘「中國經驗」特殊性之中所包含的同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資源及其內在邏輯相通的普世性價值和意義。這不僅蘊含著世界對於中國「現代性」構建的影響問題，也涉及中國的經驗和經歷對於世界範圍現代性構建——亦即作為普世性進程的現代性構建——的意義和影響問題。在這一點上，孔飛力和他的老師史華慈極為相似：他們的「問題意識」中有著對於人類命運的關切、憂慮和思索。

　　在孔飛力的所有著述中，都涉及了現代性構建及其後果這一構成20世紀人類經驗及歷史走向的中心問題。從《叛亂及其敵對力量》到《叫魂》（也包括他做了多年，但最終沒有成書的關於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中國地方自治發展的研究），孔飛力以「中國經驗」為「實驗室」而孜孜探求的一個問題，是作為現代性構建重要環節的各具特徵的「現代國家」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說，這同他對「現代國家」特質以及「現代性」的界定是有關的。在孔飛力看來，這不僅關係到了中國，也是一個帶有普世性意義的問題。他認為，「『現代性』有著多種形式的存在，也有著各種替代性選擇」；「不同的國家是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走向『現代』的」。這是一種對於西方經驗可以壟斷「現代性」界定的否定。與此同時，從他的問題意識的邏輯出發，他又認為，任何具有普世性質的問題必定會在所涉及的個案中（不管這些個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層面以其本身內在的，而不是外部強加的方式被提出來。因此，在現代國家構建的問題上，比之來自外部世界的影響，植根於本土環境及相應的知識資源的「內部動力」要帶有更為根本的性質——歸根結蒂，外部世界的影響也是要通過這種內部動力而起作用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他提出，現代性構建的「內部」史觀和「外部」史觀在方法論上是可以統一起來的。

　　於是，孔飛力關於現代性構建的上述問題意識，越來越將他引向一些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過程中超越了危機、革命、戰爭及政權變動而在國家建制的層面一再表現出來的長時段的歷史力量和因素。他也相信，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資源同包括憲政民主在內的現代性構建必定是相通的，而不可能是全然相悖的，並會在歷史演進的各個時期不斷表現出來。這為他在《起源》一書中將「現代國家」的形成當作中心論題予以深入探究留下了重要的伏筆。

　　孔飛力所必須應對的挑戰是，他需要說明，深植於中國歷史文化之中並與現代性並不相悖的種種知識資源，是在怎樣的歷史環境下，通過怎樣的具體歷史途徑，或者說，經過何種人的努力或作為，而導致了向著現代性以及具有中國特質的「現代國家」漸次轉變的具體歷史進程的？這是否能夠在經驗事實和相關歷史敘述的層面獲得說明？

　　1994年，魏丕信教授邀請孔飛力到法蘭西學院發表系列演講，這為他提供了機會，促使他清理自己的思路，把自己關於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一些大想法及其與現代性構建關係的一般性思考整理出來並做較為系統的表述。

　　在集中探討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問題時，孔飛力將討論的重點集中於關係到「現代國家」形成的「根本性問題」及與之相關聯的「根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在這裡，他使用了constitutional這個詞——在演講中，孔飛力開宗明義便提出，自己所要討論的，是關於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constitutional question」以及相關的「constitutional agenda」。孔飛力對此的定義是：「所謂『根本性』問題，指的是當時人們關於為公共生活帶來合法性秩序的種種考慮；所謂『議程』，指的是人們在行動中把握這些考慮的意願。」

　　這就使得我們遇到了如何翻譯constitutional這一基本詞語的問題。對此，我們頗費躊躇。一種簡單的做法，是將「constitutional question」和「constitutional agenda」這兩個概念譯為「憲政問題」和「憲政議程」。如果從constitutional這一詞語的起源及其演變和使用來看，它確實同「憲法」及「憲政」有關，並以之為核心；實際上，孔飛力在一系列著作的寫作中，也確實有很多時候是直接從這個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例如，他在陳兼曾任主編的《中國歷史學家》發表的一篇題為《政治參與和中國憲法：西方所起的作用》①的論文中，便完全是在「憲政」的意義上使用constitution這個詞語和概念的。）

　　然而，在《起源》一書中，孔飛力對於這一概念和詞語的使用，既同憲政民主或憲法有密切關係，又有著比中文語境及歷史環境中「憲政」一詞的使用更為深廣的建制層面的涵義。如果簡單地將constitutional譯為「憲政的」，或將「constitutional agenda」譯為「憲政議程」，那就會在多處偏離孔飛力的本意和使用這一概念時的情景及書中相關論述的語境，也忽略了孔飛力試圖深入討論並闡發的具體歷史進程的特徵。事實上，若將constitutional徑直譯為「憲政」，在孔飛力的書中會有很多時候是讀不通的。例如，若將魏源的著述譯為具有「憲政」上的考慮和意義，便是極為牽強附會的，甚至會產生偏離孔氏原意的誤讀或誤導的作用。經反覆推敲之後，我們決定根據書中討論的具體語境，將這兩個基本詞語分別譯為「根本性問題」和「根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②至於這一譯法是否妥當，以及是否還有更好的譯法，是我們想向讀者諸君請教的地方。

　　孔飛力在書的開首還明確提出，他所要討論的現代國家在中國的構建，以及與之相關的「根本性問題」的提出和「根本性議程」／「建制議程」的設定，是一種「中國的」過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從本質上來看，中國現代國家的特徵是由其內部的歷史演變所決定的」。

　　那麼，何為「中國」或「中國的」？孔飛力在書中並未進行展開性的討論。他的論述重點，並非現代中國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現代國家是如何在中國形成的。因此，我們將書名譯為「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而不是「現代中國的起源」——儘管后一書名似乎更為簡明，也更容易引起讀者的注意。在孔飛力的歷史敘事和論證中，中國作為歷史、文化、土地、人民和國家等等，似乎已是一種具有延續性的、不言自明的存在，因而是可以當作一種「政治實體」直接作為「現代國家」形成的討論前提來對待的。（在這一關鍵點上，中國的情況和「民族國家」形成完全是一種現代現象的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是很不相同的。）孔飛力在這本書中沒有太多涉及他在《叫魂》中曾深入討論過的「漢化」以及乾隆作為「中國」統治者的「合法性焦慮」問題。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這本書（以及孔飛力的其他著作）中，他幾乎從來沒有討論過「中國」作為多民族現代國家的形成、塑造及再塑造的相關問題。在這本關於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專論中，孔飛力也基本上沒有涉及人們在論及現代中國的形成時一般會討論的清朝對「中國」的改造、從朝貢體制到條約體系的嬗變、中外國家關係、領土性問題、邊疆問題、現代民族主義的興起等題目。

　　鑒於孔飛力所討論的現代國家在中國的形成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從自己的知識關懷及研究中外關係史的專業角度出發，當然會覺得像孔飛力這樣一位大家未能圍繞著「中國」及其認同從前現代到現代的演變進行展開性的討論是一種缺憾。說到底，儘管《起源》一書的論述重點在於「現代國家」的形成，但畢竟「中國」及其認同是其中處處會涉及的一個基本的「變數」。「中國」如何變動，同「現代國家」在中國如何形成，是有著緊密交錯並相互影響的內在聯繫的。

　　然而，我們也意識到，這其實正是孔飛力本人知識關懷及學術興趣所在的又一反映。如果將對於現代「中國」及其形成演變的討論也包括進來，那就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另一本書了。孔飛力將討論的重點放在「現代國家」在中國的形成，而不是放在現代「中國」的形成上，不僅因為這同他本人先前的一系列研究有著延續性，更要緊的是，從問題意識的角度來看，對他來說更有意義的是以中國經驗為個案，來驗證他關於現代性構建的一些涉及普世性意義的思索——而在我們看來，這確實是一些極為重要並耐人尋味的思索，並足以使這本書引起對於中國和人類命運有著任何意義上的關切的人們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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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為「現代國家」？它在中國又是如何形成的？這是孔飛力在本書中要著重討論的中心問題。如前所述，他認為現代國家的形成有著多種可能的路徑，其形式和構成有不同的特徵，對此的探討也沒有一定之規。他在探究中國現代國家形成時所選擇的，是從「根本性」問題或議程入手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極為精闢的看法，同時也留下了諸多進一步追問的空間和可能性（而這正是一本好書應有的特徵）。

　　孔飛力以政治參與、政治競爭、政治控制為主軸，將中國現代國家形成及發展的建制議程歸結為三組相互關聯的問題或矛盾：第一，政治參與的擴展與國家權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強之間的矛盾；第二，政治競爭的展開與公共利益的維護和加強之間的矛盾；第三，國家的財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會財政需求之間的矛盾。對於這三組問題或矛盾的選擇，同孔飛力本人先前對於中國帝制晚期歷史的一系列研究有關。他在本書中就這些問題所展開的討論，不僅是對自己先前研究的總結，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自己在這些問題上思考的進一步升華和澄清。這三組問題並非始於清代，而是歷朝歷代都要面對的，但卻跨越了朝代鼎革之大變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並在帝制崩潰後繼續成為20世紀中國現代國家構建時的基本問題。近世以來，知識精英關於這些問題的思考首先是從中國本身的歷史文化資源出發的，並同外來的知識之影響形成合流，又反過來豐富了中國的歷史文化資源。也就是在這一過程中，這些問題在伴隨著時勢演變而來的語境嬗變的背景下獲得了「現代」的性質。進入19世紀后，儘管人們的思考受到了來自西方的影響，但無論是問題提出本身或是構成人們對問題回答底蘊的基本文化資源，卻仍然可以從中國傳統自身找到其根源和發展的基本線索。

　　在討論問題何以具有「根本性質」，又何以會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邏輯入口時，孔飛力表現出了對於被他稱之為「18世紀90年代危機」的特別重視。在他看來，從乾隆到嘉慶轉換的這十年間，是中國歷史由前現代向現代演變的重要轉折點。危機有著內外兩方面的根源，其直接誘因是乾隆盛世的環境和條件。18世紀下半葉，中國的人口幾乎翻了一番，經濟規模也空前擴大。這一現象的出現不僅同長期的和平環境分不開，更是由於中國同世界其他部分經濟交往的加強和深化。玉米、甜薯、花生、煙草等由美洲引進的新作物適於在坡地上生長，在擴大農耕範圍和規模的同時也改變了延續千年的中國農業生產結構，從而為人口空前增加創造了在整個帝制歷史上從未曾有過的新條件。與此同時，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貿易的擴大又帶來絲綢、茶葉和瓷器等出口的大量增加，並使得國外商人用作支付手段的白銀和銅錢也大量流入中國，從而滿足了中國由於經濟規模擴大、就業人數空前增加而產生的貨幣供應量大增的需求，也轉而成為人口增長的新動力。如果沒有這種同「世界」的聯結，則貫穿乾隆盛世的人口大增、農業結構性變化，以及包括商業急劇擴張在內的經濟規模的空前擴大等等，都是難以想象的。

　　然而，這卻是中國帝制時代「最後的盛世」。正如孔飛力在《叫魂》一書中便曾指出、在本書中又再次強調的那樣，在乾隆盛世繁華表象的背後，沉積於深層的各種問題正漸次泛現出來：君主由老邁而變得日益昏庸，政府的功能和效率嚴重蛻化，從上到下腐敗叢生，積聚於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成為民變與叛亂的溫床，等等。從表面上來看，乾隆末年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個層面所出現的危機現象，似乎同歷史上王朝後期屢見不鮮的類似衰敗情景並無太大差別。然而，造成18世紀90年代危機的歷史場景——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中國與世界其他部分內在聯繫加強的深層次因素——卻是千年帝制時代所不曾有過的，因而超越了大清帝國國家機制和資源以及相關統治及危機處理手段的能力之所及，而將整個國家與社會推向災難局勢的臨爆點。或如孔氏所言，由此而揭示的，「其實是一種制度——一種已經無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務相契合的制度——的沒落」。由此而觸及的不僅是大清王朝本身的統治機制，而且是中國整個帝制制度及前現代國家的「國本」之所在。但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正是由於危機根源所包含的超越中國帝制時代的性質，這又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歷史起始點。

　　在關於中國國家由「傳統」走向「現代」的嬗變起始及其思想資源的探索中，孔飛力的討論集中於被他稱為「文人中流」的政治及文化精英所起的作用。這種做法本身，其實也是孔飛力對於包括他本人在內的「真正的知識分子」所應負使命之理解的一種反映。在這一點上，孔飛力和乃師史華慈是極為相像的：他們都有著一種對於知識精英「先驅」作用的深刻信仰，這既是他們關於歷史動力的一種基本理解，也是他們對於自己的身份以及所應當起到的歷史作用的一種想象，他們身上都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身為「知識精英」的使命感（但這又與權力和名利全然不相干，也不意味著他們對自身局限性和可墮失性的無視），並以此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這恐怕也是為什麼史氏對於孔飛力如此欣賞，而孔飛力又從來便對史氏持弟子禮的道理之所在。在史華慈於自己學術生涯晚期寫成的《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這一巨著中，一再表現出了對於先秦諸「先學」（learned vanguard ）、「先哲」（the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和「先賢」（the vanguard of society）的高度重視，並認為正是他們界定了構成中國思想文化傳統底蘊的一系列基本範疇和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是史華慈和孔飛力關於自己所要獲得的「真正的知識分子」身份的楷模；對於史、孔來說，不管從事何種研究，最終的問題意識應當「涉及人類意識和思想史運動的深層關懷」。這是他們關於自身知識關懷定位的願景。

　　在本書關於19世紀知識精英的討論中，孔飛力將目光鎖定在魏源、馮桂芬和戊戌變法前後一系列為人們所熟悉或不那麼熟悉的人物身上。孔飛力之所以重視魏源，並不在於中外學界一般所關注的他通過編撰《海國圖志》等而對中西知識所起到的連接作用，而是因為他的思考在「傳統」走向「現代」時的承上啟下作用。魏源所處的時代，18世紀90年代危機早已發酵膨脹，大清帝國經歷了鴉片戰爭之敗後進入了西方國家主導的「條約體系」，其天命所歸的正統性遭遇了空前嚴重的挑戰。魏源所提出的危機應對之道，固然也涉及了諸如改善鹽政、漕運之類的「政治變化的具體計劃」，但並未拘泥於其中，而是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涉及了同「現代國家」產生有著內在聯繫的「根本性問題」。用孔飛力的話來說，魏源具有一種「全國性視野」：他「既能夠將自己所屬社會群體的經驗和抱負上升到一般性的層面，又能夠賦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觀以普世性的意義」。

　　孔飛力關於魏源的討論集中於兩點。第一，他認為魏源的危機應對思考以處理國家所面臨財政汲取的困境為切入點，涉及了擴大「政治參與」的問題。在中國千年帝制時代，一直存在著文人階層龐大，而官僚隊伍卻相對狹小的矛盾，絕大多數文人終其一生亦進入不了為官之列。魏源則意識到，要應對危機，關鍵在於要使得更多的文人投入到政治生活中來，使得他們由政治權力的「局外人」轉變為「局內人」。鑒於中國文人從來便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與抱負，而在官場內外的文人們雖有著政治權力上的差異，卻存在文化與社會身份上的事實平等，因此這種「政治參與」的擴大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在魏源的思考中處於中心地位的，還有促進「政治競爭」的問題，他主張應從廣開言路開始，允許並鼓勵文人中不同政治意見之間的討論乃至爭論，並使得他們跳出科舉考試的本本說教而培養起一種務實及孜孜探究的政治風格和行為，而不是「空言王道」。然而，要將這些看法付諸實施，魏源面臨著中國歷史上已經被搞臭了的黨爭現象，因而需要使文人中流們從心目中揮之不去的黨爭陰影中走出來，從而以一種富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態度投身到政治討論和競爭中去。

　　從表面上看，魏源「文人問政」思想和設計的要旨在於擴大文人中流問政參政的範圍，基本上沒有涉及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參與」所包含的全民政治參與並以此產生權力制衡的政治機制的內容（他並認為，「下士」是沒有資格問政的）。那麼，為何在孔飛力看來，這種擴大文人問政範圍及途徑的想法同「現代國家」構建是相通的？關鍵在於，在一個國家與社會都處於大變動的時代，真知灼見不可能只為權勢力量所壟斷，廣開言路不僅是一切真正的歷史進步的起始點，也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獲取的必要條件。只有通過這一過程，才可能形成具有深層次合法性的關於社會進步及現代性構建的共識，甚至打開通向「公民社會」的一扇門戶。在這裡，不禁令我們想起了與魏源同時代的龔自珍的警世名言：「萬馬齊喑究可哀」。

　　既出於對「黨爭」的顧慮，更出於一種自己同國家及體制本為一體的認同感，魏源關於政治參與和競爭的設想從一開始便以這將使得國家和體制獲得改善和加強為前提和目標。他一再強調，更為廣泛的政治參與以及不同政治意見之間的爭論，不僅不會造成國家權力（包括中央集權的國家力量與功能）的削弱，反而有助於產生「一個更有活力、也更為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一個能夠更為有效地處理各種內憂外患的國家」。歸根結蒂，政治參與的擴大不是一個關乎正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有助於國家有效性的加強」的問題。與此相關，「威權政治非但不應當受到削弱，反而應當得到加強」。但鑒於政治參與的前提是廣開言路，則其要旨顯然又不應局限於國家權力的加強，而更應著眼於國家合法性的加強。說到底，即便是威權政治也是需要強力以外的合法性作為支撐的。

　　那麼，魏源的思考主要以何種知識資源為底蘊？孔飛力所強調的是他的思想資源的本土性質。他不太看重魏源寫了對於「域外世界」作系統介紹的《海國圖志》，並認為魏源的思考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其實是「微乎其微」。為了說明魏源變革思想的根源及其在當時條件下的合法性之所在，孔飛力集中討論了他以自己飽讀經書之名儒的身份，發揚「今文」學派繼周損益以求制度創新之傳統，通過對《詩經》的重新解讀而為自己具有革新意義的政治主張提供歷史正當性的支持。（孔飛力因而提出，《詩經》提供了「構成我們必須稱之為『根本性』問題討論的素材」。）對於《詩經》中「呦呦鹿鳴」之名句，通常均讀為君臣相諧之意，而魏源則指稱，這其實強調的是鹿與鹿之間的交流，並從這裡引申開去，論及「得多士之心」和「民心有不景從者乎」之間的因果關係。（這就是合法性問題！）由此而生成的，則是喚起人們對於「什麼是公共生活的合法邊界」這一「根本性問題」的覺悟。

　　魏源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憲政主義者或民主主義者。他的「廣泛參政」建議只適用於文人中流，連「下士」之輩亦未包括在內，更遑論普通平民百姓了。他沒有試圖就政治權力的本原問題發問並得出相應的回答，更沒有涉及權力制衡及相關的制度建設的問題。即便如此，孔飛力所看重的是，儘管通向憲政國家和公民社會並非魏源的目的，但他的論述卻從道理上來說為這種建制層面的發展及其合法性的獲取提供了某種可能性。但與此同時，關於政治參與旨在國家權力加強的目的論是否也從一開始便埋下了中國現代國家建構進程後來「政治控制」壓倒「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伏筆？

　　在孔飛力筆下，魏源在「建制議程」思考上的繼承者和超越者是馮桂芬。他們之間有著大約半代人的間隔，但兩人所面臨的環境和情勢的變化卻是巨大的。在魏源的時代還只有徵兆，或者還只是剛剛露頭的危機情勢，到了馮桂芬時已經成為不斷擴大並深化的危機的現實。孔飛力強調了魏源和馮桂芬在思想上和「基本關懷」上的相通之處，以及馮桂芬在更為廣泛的文人問政思想上對於魏源的繼承關係。同魏源一樣，馮桂芬的出發點是所有文人在文化意義上的身份平等為他們提供了參政的合法性，他也具有一種「全國性視野」，並同樣將擴大文人參政視為應對危機並使得「國家活力增強」的路徑。然而，馮桂芬的思考還在一系列方面超越了魏源。尤其是，他提出了某種在孔飛力看來屬於鄉村「自治」先聲的主張，並突破了魏源關於參政僅止於文人中流的界限而將鄉村紳民等也作為政治參與的對象包括進來。同時，他在擴大參與的問題上比之魏源跨前了一大步。除廣開言路外，他還主張以「千百人之公論」為尺度以及「得舉多少為先後」來選拔官員，從而將政治參與進一步發展成為某種平權「選舉」的設計，而在他看來，這是使得公共利益得到維護的更好途徑。孔飛力指出，除本土知識資源外，儘管馮桂芬並不承認，但以「得舉多少」任命官員的做法透露出他關於擴大政治參與的思考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響。

　　此處，孔飛力筆鋒一轉，以美國共和制度形成時期一樁著名事件——《聯邦黨人文集》系列論文的發表——作為背景，就馮桂芬關於「公共利益」的思考及相關政治設計同美國立國初年聯邦黨人對同一問題的辯論做了比較討論，而由此透露出來的，恐怕是孔飛力本人的一些深層次關切。具有合法性的公共利益是否存在？它同現代國家的構建又有何種關係？它對國家與地方社會利益之間合法性邊界的界定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孔飛力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是從他關於「公共利益」在當代美國政治生活中實際上已被「妖魔化」而被認作「一種怪誕的概念」開始的，但他隨即明示，公共利益的存在本身在美國立國之初從未受到人們的質疑，相關的辯論是圍繞著公共利益在政府實踐中應如何得到實現，以及在公共利益和不同的私人利益之間應如何達成妥協而展開的。因此，孔飛力顯然認為，關於公共利益及其實現的界定，從來便是現代國家機制形成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對美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又具有多樣性的國家來說，尤其是如此（而由此可以引申出來的——儘管他並未明言——則是他對於當下即便身為自由主義者也不敢或不能為公共利益大聲辯護而感到的困惑和失望）。同時，孔飛力又論及了馮桂芬的思考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質」的另一層意思：在中國這樣一個同樣具有多樣性的國家，由前現代向現代的過渡乃至現代國家機制的建設都不能不以保持並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威和能力為目標，但同時為維護公共利益所需的「德行」又是在「地方性環境里得到最好的彰顯」。於是，如何處理中央政府和地方及基層社區之間的權利分配關係，便成為現代國家構建所面臨的中心挑戰之一。在這裡，簡單的解決方案是沒有的。孔飛力因而提出，在沒有更好的替代性辦法的情況下，「由正常的官僚機構實行威權式領導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了」。這正是後來中國現代國家構建實際上走過的路。

　　所有這一切，亦是晚清大變動時期清廷官員們對於馮桂芬所提建議的回應。孔飛力在書中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了戊戌變法時清廷及有關官員對於危機的反應以及相關對策，並將注意力放在官員們遵照具有改革意向的光緒皇帝的詔諭對馮桂芬《校邠廬抗議》的評讀上。孔飛力所集中討論的，是不為一般人所熟悉的陳鼎的反應。此人可謂奇人。從一般意義上，不能說他「思想保守」或缺乏「開放心態」。為了應對來自洋人的挑戰，他甚至提出了通過鼓勵中國女子與西人通婚而「獲取資訊」的建議。然而，在關係大清國乃至整個帝制制度「根本」之所在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上，他則對馮桂芬關於由下層官員推舉任命官員等建議完全持嗤之以鼻的態度，視之為地地道道的旁門邪說。陳鼎的京官同僚們大概也會覺得他關於「中西通婚」的想法荒謬絕倫，但在推舉任命官員的問題上，他們卻同陳鼎如出一轍，對馮的主張持全盤否定的態度。

　　孔飛力作如此分析的用意在於說明，來自於清統治階層及政治文化精英們對於馮桂芬「選舉」建議的負面反應，若從帝制時代官僚科層體制的角度來說，並不是「非常態」，而是一種「常態」；官員們是從一種基於「常規」和「傳統」的立場來看待他們所面臨的這一問題的。而其意義，恰恰也正在這裡——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超越危機時期特殊事變的影響，更真切地體察到在此類涉及「根本性問題」的討論中深深植根於人們反應之中的歷史文化因素的作用。

　　從魏源到馮桂芬，再到戊戌變法時代的陳鼎及其他人，幾代中國知識精英關於「政治參與」的思考受到了他們所賴以為思想之本的中國歷史文化資源的限制，他們因而從未試圖就政治權力的本原以及與之相關的權力合法性根基的問題發問，更未涉及到制度設計中的權力制衡問題。他們的用意，在於使得處於空前危機之中的國家適應於現代條件的挑戰，從而使得國家能夠生存下來，並更為有效地運作。他們並不試圖在權力本原及其與國家關係這一「現代問題」上尋求答案。即便如此，他們的思考卻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提出了以「廣開言路」為出發點探索政治參與及政治競爭之道，並使之與政治控制形成協調等觸及現代國家「建制議程」的「根本性問題」。這裡所涉及的，正是「現代國家」的最終合法性之所在。

　　這些看法付諸實施時所要面對的，是歷史本身的發展，以及在此過程中走上前台並佔據了主導性地位的實際的歷史力量。在魏、馮乃至戊戌變法時代知識精英的思考中，政治參與、競爭和控制這三組問題在「建制議程」中還有著並存的空間。然而，這一點在進入20世紀后開始發生變化。佔據了舞台中心的是以「救亡」為主要訴求的民族主義思潮和運動，以及與之相呼應的以「改天換地」為目標的歷次革命（尤其是提出了以人的「解放」為最終目標的共產黨革命）。魏源、馮桂芬以及陳鼎和他的同僚們很快便被歷史的潮流橫卷而過。但是，正如孔飛力在本書中著力加以敘述的那樣，他們的思考中有關現代國家形成的「建制議程」的那部分，卻並沒有被歷史潮流全然席捲而去，而是將以經過歷史洗鍊的新形式一再頑強地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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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第一、二章的討論集中於19世紀「文人中流」關於「根本性問題」及應對之道的思考。但第三章卻出現了論述上的一個「大跳躍」，重點轉移到了毛澤東時代的農業集體化問題。這在孔飛力似乎是一項非同尋常之舉。若與孔氏本人先前的著述相比較，本書的一個突出特點在於其論述跨越了1911年和1949年這兩個在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中（也是在整個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中）被認為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分界線」。孔飛力先前的著作雖曾論及中國共產黨革命，但一般只是從同帝制晚期比較的角度著眼；例如，在《叛亂及其敵對力量》一書中，他在對帝制晚期中國民兵組織探討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討論了民國時期的民兵問題，以及在共產黨領導下產生的民兵及其他准軍事組織。在以往的歷史論著中，他從來沒有直接涉及1949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討論。而在本書中，他將討論從晚清延伸到了民國時期，又延伸到了1949年之後，並以相當篇幅探討了上世紀50年代農業集體化對於中國農村社會以及國家—社會關係的改造。他甚至還論及了中國於70年代末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后農業及農村社會所受影響，以及相應的國家與社會關係變化及其涵義。

　　其實，如果從孔飛力本人的學術寫作發展脈絡來看，本書中出現這樣的情況就不足為奇了。在完成《叛亂及其敵對力量》后，孔飛力曾在十多年的時間裡一直研究從帝制晚期到民國時期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控制以及地方自治的問題。他在這方面的探討雖然沒有成書，但卻發表了多篇論文並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看法。其中最為主要的之一，便是作為19～20世紀中國歷史實際演進的結果，國家在同地方勢力爭奪稅收與財政收入控制權的對峙中，不斷「擠走」夾在國家與納稅農民之間的種種中介力量，與此同時，中央集權國家的威權和力量也不斷得到加強。在他看來，人民共和國時期的統購統銷政策的推行以及農業集體化運動的推進，標誌著近世以來國家為有效地控制地方財政資源所作努力的壓倒性勝利，由此而所寫就的，則是「一個關於中央集權的國家不屈不撓地向前邁進的故事」的最新篇章。

　　正因為如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孔飛力對於人民共和國時期農業改造問題的探討，卻是從19世紀40年代發生於湖南耒陽的一樁抗稅事件開始的。從事件的來龍去脈來看，這是一段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但捲入造反的固然是當地百姓，造反的組織者卻是應當被稱之為地方精英的鄉紳豪強。這段故事何以會同毛澤東時代國家對農村及農業的改造有關？孔飛力指出，其聯結點恰恰在於從國家財政汲取以及對於社會控制的角度（這也是孔飛力認為「現代國家」所應有的重要標誌）來看，儘管耒陽暴亂和農業集體化有著時代和內容上的諸多區別，但兩者從根本上來看都是由種種中介勢力企圖在地方稅收中分一杯羹，國家又試圖直接控制農村的財政收入資源而決定的。這就是這兩個事件之間所存在的內在聯繫，也構成了在中國「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具有跨越時代意義、任何一個政權都必須面對並解決的「根本性問題」。

　　孔飛力之所以如此看待這一問題，其背後恐怕又有著他本人的一種關切，而這中間應有著英國歷史上「現代國家」形成中所面臨的「建制議程」的影響。孔飛力出生於倫敦，在哈佛大學的學士論文做的是關於伊麗莎白女王一世的研究，後來還曾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習。當他構建現代國家在中國形成的敘事時，英國的相關經歷和經驗很難不成為他的「參照案例」。而在英國現代國家憲政結構的形成過程中，始終處於其「議程」顯著地位的，恰恰是王室與納稅民眾之間不斷在稅收收入及其分配問題上的鬥爭及「談判」，引出了在權利和義務上的一系列基本的妥協及解決方案。孔飛力因而在書中強調，現代國家的形成固然往往與憲法的制定有關，但在很多情況下（他在此用的就是英國的例子），現代國家的憲政框架又是通過包括普遍被接受的共識在內的未成文憲法而建立起來的。現代國家的構建不僅包括成文憲法在內的法規文本的制定，更在於政治態度乃至相應生活方式的轉變。他的潛台詞是，英國可以如此，中國又為何不能如此？

　　若以孔飛力所設定的現代國家形成的「建制議程」為對照，則集體化所體現的是政治控制在這一議程的演進中獨佔鰲頭的景象：它從根本上摧毀了長期以來便處於國家與農村基層社會及作為納稅人的農民之間的「中介力量」，在完成了中央集權國家對於農村基層社會全面控制的同時，至少從當時來看也解決了國家從農村的財政汲取問題，從而使得國家宏大的工業化計劃得以全面推行。這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強勢國家」。與此同時，言路關閉，知識分子淪為九流之末，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這兩個本屬「建制議程」應有之義的題目在實際生活中卻消失了。

　　整個社會及普通人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在書中，孔飛力對於人民公社化及「大躍進」后發生的大飢荒，或許由於並非本書的討論重點，只有一段概括性的敘述而沒有再做深入及展開性的討論。（但這卻是一個后毛澤東時代不能迴避並必須在學理以及現實政治／生活這兩方面均須予以直面的問題。）他隨後論及了上世紀60年代農村政策的一系列調整，尤其是把鄉村行政機構和農村經濟生活區分開來的做法。即便經歷「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曲折（這應該指的是全面「政社合一」的嘗試）之後，這種做法到70年代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推行又重新成為國家對農村政策的主流，但與此同時，「國家對於農村社會的滲透仍然存在了下來」。換言之，農業集體化不僅在當時滿足了國家「對農村實行更為有力的汲取」的需要，也為毛澤東時代及其後中國「現代國家」強有力的政治控制機制和能力奠定了涵蓋並超越「革命時代」的基礎。

　　這種情況何以會出現？中央集權的國家何以能夠在同「中介力量」以及地方自治現象的對抗中最終完全壓倒對手而佔據上風？在歷史的實際演變中，原本包括政治參與、政治競爭和政治控制的現代國家建制議程何以竟出現了前兩種特徵被壓倒、排斥的結果？這樣一個有著高度中央集權並在諸多方面失去制衡特質的現代國家又是如何形成的？很顯然，農業集體化的實施以及「統購統銷」政策的推行其實只是最後一步（儘管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對上述問題，孔飛力在書中各處均有涉及，但沒有做系統的展開性討論。在此，我們不妨以他的討論為基礎，進一步梳理出一些頭緒來。若從孔本人在書中所揭示的中國現代國家所由以產生的歷史知識根源以及「文人中流／知識精英」在討論「根本性問題」時對此的闡發來看，在政治參與、政治競爭以及政治控制這三個涉及建制的「根本性問題」中，從魏源開始的文人中流們所最為重視並用來為政治參與和競爭辯護的，便是這最終將能夠「苟利國家」，使得國家的職能機制、行政及其他能力獲得基本的改善和加強。於是，就其由知識資源所界定行為的內在邏輯而言，中央集權國家的加強便成為任何關於「現代國家」的建制議程必須予以追求的目標。

　　然而，即便某種計劃及設想曾有過傳統知識資源的支撐，歷史的實際發展卻不會是只存在著一種可能結局的宿命。曾經在耒陽動亂時與國家的對抗中一敗塗地的地方紳民勢力，到了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及之後卻開始登堂入室，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處置中日益獲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地位。清末民初以降，社區本位的思想和地方自治的實踐更崛起而發展為一種強有力的趨勢，並同建立強勢國家的努力形成了某種對峙之勢。但這一切為何卻未能與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根本性問題」結合起來，在現代國家構建中形成對於政治權勢力量的制度上的制衡因素？

　　孔氏的直接回答是，在「中國作為一個統一國家而進入現代」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背後，有著「中國人對於統一的壓倒一切的嚮往」。戊戌變法期間陳鼎及其他一干京官等「文人中流」對於馮桂芬的激烈批駁仍餘音繞梁之時，歷史的發展卻已將他們（甚至也包括馮桂芬及其主張）拋到一旁去了。在國家和民族存亡攸關的空前危機情勢下，以「救亡」為中心的民族主義訴求崛起為政治議程的重中之重，一時間，「中國人不論地位高低，國家都是他們的共同財產」的觀念，也取代了「文人身份」，而為更廣泛意義上的政治參與打開了大門。然而，歷史實際發展的力量強過了這種「邏輯上的可能性」。就他們同政治行為主流的關係而言，康有為、梁啟超（乃至章炳麟等）都難以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長久佔據中心地位；重新解讀詩書而得出的「改制」及「大同」的新論，只是為形形色色通過激進手段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政治、社會乃至於文化及人心改造的革命論辯做了鋪墊，並以自己的失敗為涵蓋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的「革命時代」的到來準備了條件。在這個過程中，較之「民主」的語言，「民族」及「愛國」的吶喊具有更為巨大的群眾性動員效應。於是，政治參與被政治動員所取代（其實，群眾性的政治動員又何嘗不是一種被動員者的「政治參與」，只是這一過程在本質上是由動員者來界定和主導的）；政治競爭讓位於你死我活、在「我者」和「他者」之間不留下任何妥協餘地的血腥的恐怖和內戰；最終，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義成為政治及社會生活的主旋律，並伴隨著革命所創立的新政權的誕生而成為中國現代國家的一個主要特質。

　　在本書中，孔飛力沒有就「1949年的意義」這一在中國及世界近世史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基本問題做明確的討論闡述，但從他在書中對於「現代國家」特質及其同「建制議程」演變的關係的討論來看，他顯然認為1949年前後的中國在諸多方面有著明顯的延續性。例如，「不經由中介力量而將國家和農村生產者直接連接起來的想法」，便是帝制時代及民國時期包括國民政府在內的歷屆政權同樣念茲在茲的問題；它們的做法雖不成功，卻「為集體化的試驗提供了歷史的借鑒」。然而，孔飛力又絕不認為1949年是無足輕重的。這一點，在他關於人民共和國時期集體化運動的推進以及農業改造的論述中，集中地表現出來。如果以他所闡述的「建制議程」為標桿，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這樣的社會革命的途徑實現了對於中國農村社會基本結構的改造，消滅了曾是舊中國鄉村生活「脊樑」的鄉紳階層，從而徹底排除了國家與農民之間的「中介力量」存在的社會基礎；而後，又以強勢國家的力量為後盾，通過農業集體化解決了中國曆朝歷代（包括從晚清到民國）的所有政權都無法解決的國家向農民和農村實行有效汲取的問題。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他指出，對於中國共產黨所推行的政治與社會革命將商業和特權因素從財政制度中「剝離出去」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沒有革命便絕對難以想象的。而沒有革命更難以實現的，則是國家將任何「異議」（包括想象的「異議」）從政治、社會及知識空間全然排除乃至剷除的能力——這隻有一個經歷過革命和「革命后革命」的超級強勢的現代國家才做得到。問題在於，在現代的環境和語境下，這樣的國家是否也會在自身合法性敘述上始終面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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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孔飛力的討論不僅涉及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也透露了他本人關於廣義上的「現代性」以及「現代國家」的一些思考及相關困惑。由此而可以引申出來的是一種頗具深意的現象：當史學界越來越充斥著種種超越現代性並以「後現代」為自我標榜的追索時，像孔飛力（以及與他同時代的魏斐德和史景遷）這樣的大家學者，卻始終以現代性在中國構建的曲折歷程為自己學術研究的基本關懷和核心內容；而中國革命，則是這一構建過程的中心環節，也是同世界範圍的現代性構建產生了交互影響的歷史大事件。對此，應當如何看待？

　　在追尋「有意義的問題」這一點上，孔飛力顯得極為執著又十分謹慎——這是一位既對自身的知識關懷極為認真，又對自己的可墮失性有著清醒認識的歷史學家的態度。孔飛力的歷史著述的一個最大特點，應在於他總是根據自己讀史的體會，以自己原始的、真切的知識關懷為出發點，構建「有意義的問題」。他對於西方學界社會人文科學的種種時髦理論可謂耳熟能詳，可以隨手拈來，但他卻從不會使得自己的歷史思考及敘事成為這些理論的註腳，而是將對於這些理論及其產生背景和語境的理解融合在自己的知識關懷之中，並以此來確定問題的意義之所在。

　　我們在翻譯本書時常會感到，孔飛力的思考涉及了如何看待現代性構建作為實際歷史進程及經驗所涉及的普世性和特殊性的問題。更具體地說，則是現代性構建的全球性／世界性進程同本土性途徑之間的關係及由此產生的種種悖論的問題。孔飛力的關懷中隱含著一種對於美國及西方文明會將人類引向何方的憂慮，以及對於任何現存的具體的現代性構建經驗能夠壟斷「普世性」意義的執著的懷疑。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孔飛力的知識和人文關懷，是跨越了通常的中西方文化之間的種種人為界限的。在歷史研究中，「現代性」的提出和界定，曾被認為是從「西方」開始的，並曾被當作是一種純粹的「西方」現象。然而，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現代性的構建又是同形形色色、得到本土資源支持的經驗事實聯繫在一起的。那麼，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性構建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必須依靠本土資源推進並完成的過程？如果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那麼，現代性構建即便是在理論的抽象層面，也必定具有多元性或多種可能性，而不會是一元的或只存在著單一可能性的。然而，既為「現代性」，它又必定會在某一層面有其普遍性，並因而產生具有普世性意義的基本特徵及原則——儘管它們的表現和實現在不同歷史環境和文化情景中會受到本土性資源及相關路徑的制約。任何一種具體的現代性構建過程，必定會有著與其他同類進程的共性（就「現代國家」構建而言，這種共性最終要從憲政的建立和權力制衡機制的產生中體現出來）。與此同時，這一過程又必定有著自己從本土資源承繼而來的特殊性或個性——而正是在這裡，可以發現「傳統」對於「現代」的深刻滲透。這其實是「現代性」的又一共性。

　　孔飛力在討論「中國」時銘記於心的是，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並具有種種多樣性，又有著在前現代使得這樣一個大國得以持續存在下來的豐富思想知識資源的國家。對於中國來說，由於其遼闊的幅員以及多元化的人口、文化構成，再加上地區性的差異以及社會在結構上的複雜性，要建設現代國家當然是不容易的。這方面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如何在保持「中國」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為一個統一、強大和有效率的國家，又成為一個在憲政建制及公民參與的基本問題上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合法性的國家。這裡，其實也涉及了諸如如何建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本」敘述之類的基本問題——這是因為，若以孔氏的歷史敘事為標桿，則中國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歷史正當性，但由革命所創建的國家又從來便面臨著深刻的合法性挑戰。

　　與此相關聯的是另一個重要問題，即如何界定「國家」及與之相關的各種問題的地位和意義。這裡存在著又一個基本的悖論。一方面，作為全球化歷史進程的起點，世界範圍現代化起步並推進的一個重要內容，便是民族國家的出現和發展。但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時代的推進，任何關於全球化的敘事和討論又都同各種形式的多元化是分不開的。與此相關，「有意義的問題」所涉及的基本範疇，也不斷從「國家」遊離開去。在對於主流性話語的爭相「擁抱」的種種努力中，后冷戰時代的一種時髦的傾向是，國家範疇的問題「失寵」（或者說，是越來越失去表述上的「前沿性」意義），而得寵的則是或者比國家為大（如跨國的、全球性的），或者比國家為小（如地方的、社區的，等等）的種種範疇的問題。如此一來，似乎「國家」已不再是一個從事「有意義」研究的可能範疇了。孔飛力的研究則顯示，無論關於其他範疇的討論有多麼重要，它們其實並不排斥國家層面的相關討論——或者說，關於國家層面問題的種種思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現代國家來說，尤其是如此。這與其說是他的一種現實政治關懷的表露，毋寧說是他的人文或知識關懷的體現。

　　在孔飛力的討論中，人們可以感覺到他對於中國前途的關切，以及一種從歷史視角出發對於中國前途的謹慎的樂觀：在他看來，中國「現代性」的構建是可能的。而這首先是因為，中國歷史文化提供了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識資源。中國「現代性」的建設，包括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推進，是需要從中國本身的環境和條件出發來實現的。孔飛力所界定的思想知識資源能否產生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力量，並進而對中國國家實現包括「權力制衡」（但又不以國家的穩定和有效運作為代價）在內的現代性改造？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對於這樣的資源應當也可以在中國內部找到併產生相應的作用，孔飛力在總體上是抱有希望的——其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條件則是從「廣開言路」開始做起。惟其如此，孔飛力在全書結尾寫道：「中國現代國家的規劃是否能夠超越狹隘的基礎和僵化的中央集權而獲得實現？這是一個只能由時間來回答的問題。許多中國人相信，這是辦得到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建制議程的界定，所根據的將不是我們的條件，而是中國自己的條件。」這是孔飛力在年逾古稀之時從自己近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得出的灼見，因而是我們應當用心體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