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漢學家孔飛力逝世為何引關注？

　　宋晨希 鳳凰歷史

　　

　　引言：據媒體援引漢學家魏希德（HildeDeWeerdt）在推特上發布的信息，美國知名漢學家孔飛力（PhilipKuhn）教授於北京時間2016年2月11日逝世，享年83歲。令人頗覺驚訝的是，作為一位研究中國清代歷史的美國專業學者，竟然受到國內眾多媒體和大眾的關注，這讓我們不得不反思孔飛力及其所代表的哈佛學派對當下中國的意義。

　　讓中國學研究在美國轉危為安

　　雖然有關孔飛力的生平介紹，媒體已經多有報道，但均大同小異，多將焦點聚焦在孔飛力的三部成名作《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TheChineseSorceryScareof1768）、《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和《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這三部書上。對於孔飛力的其它貢獻和思想影響卻挖掘得不夠。在這裡，有必要再簡單地回顧一下孔飛力的生平。

　　孔飛力，1933年9月9日出生於英國倫敦。1950年，進入哈佛大學學習人類學，在求學期間，孔飛力還受到社會學家諾曼包拔（NormanBirnbaums）、政治學家塞繆爾？比爾（SamuelBeer）的影響，使用社會學研究歷史，這對他日後的研究奠定了方向。1954年，他以一篇伊麗莎白時代英格蘭的論文獲得文學學士學位。畢業之後，孔飛力又曾學習過日語與日本歷史。1959年，孔飛力再次回到哈佛大學攻讀博士，系統學習中國歷史，師從費正清（JohnFairbank）和史華慈（BenjaminSchwartz），於1964年畢業。

　　孔飛力畢業后執教於芝加哥大學歷史系。芝加哥大學素以「芝加哥學派」而聞名於世，芝加哥學派包括社會學、傳播學、氣象學等等一系列世界頂尖院系，這些院系的理論都對各個學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社會學，更是聞名遐邇，這些理論很難不影響到在那裡任教的孔飛力。

　　15年之後的1978年，孔飛力重回哈佛大學，因為其師費正清的推薦，孔飛力於1980年擔任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眾所周知，哈佛費正清研究中心是所有東亞研究者心中的聖地，由費正清於1955年成立。

　　據《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50年史》（新星出版社）的記載，孔飛力在任費正清中心主任的6年間（1980年——1986年），發生了幾件影響美國東亞研究深遠的大事。一件是成立了韓國研究所（此事主要由費正清和賴世和主導），第二件是重組博士後項目，招聘美國年輕學者推薦自己學生的著作，由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資助出版。要知道，在孔飛力就任的80年代，美國學術界，尤其是東亞研究這種邊緣學者競爭極為激烈，全美教職極少，出版著作也極為困難，因此很多學生因出版不了著作而難以獲得教職，不得不改行。孔飛力此舉，使很多學生有機會獲得教職，可以永久留在學術圈，從而推動中國學的發展。有一位當今「新清史」代表人物濮德培就受惠於此。

　　第三件事則是推動出版哈佛當代中國書系，一系列優秀的中國學著作由此廣為人知。第四件事則是為中心募集了200萬美元的款項，使得費正清中心不至於在美國經濟凋敝的年代里夭折（以前美國的亞洲研究資金主要來自於福特基金會和美國政府，這也決定了後來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傾向。但是，到了70年代，因為經濟下滑和美國對外政策對的改變，福特基金會和美國政府都不願意繼續對東亞研究投大量的資金）。

　　可以說，如果沒有以上這幾件事，可能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也不會像現在這樣興旺發達，孔飛力功莫大焉。

　　對「衝擊——反應」說和列文森「傳統——近代」模式的挑戰

　　費正清作為中國第一代漢學家，其東亞研究受到政府支持是有其現實性的。二戰之後，因為國共內戰，讓美國無法再繼續插手中國事務，朝鮮戰爭的發生也讓美國政府對共產主義政權的恐慌加深。因此，他們急需系統研究中國文化、歷史等各方面的人才，為政府的對華政策提出建議。

　　在這種情況下，東亞研究獲得飛速發展，但開始的漢學研究多將焦點集中在中國近代歷史（尤其是中共黨史）發展的問題上。費正清出版了幾本奠定地位的知名著作，如《美國與中國》、《東亞：偉大的傳統》等等，並提出了他著名的「衝擊——反應」學說。費正清認為，中國近代以來之所以能夠實現現代化，主要是因為西方列強的入侵，促使中國不得不拋棄傳統文化因素，被動融入西方文明。

　　此後，哈佛大學教授列文森對此理論進一步深化，在其成名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認為，西方人的入侵促使中國的「儒教」失去了現實價值，儒教已經喪失了對中國人的身心管控，成為了放在博物館里的「死物」。

　　不得不說，費正清和列文森等人的中國研究，對於美國政府認識中國帶來一定意義，但也暗含著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國）將會控制世界的優越感。但是，這不一定是事實。

　　在60、70年代，隨著亞非很多國家的獨立，殖民體系開始瓦解，西方學者越來越關注到各個殖民地國家文化本身的獨特性。如果按照「衝擊——反應」理論的觀點來看，各個國家步入現代化之後，應該與歐美國家的發展模式日趨相近，但真實情況卻是各不相同，每個國家都在尋找符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這往往與當地的文化、宗教等相關。因此，西方學者開始關注各個國家內部自身的結構。在中國學研究裡面，則出現了以施堅雅為代表的「核心——邊緣」理論，俗稱「施堅雅模式」，他根據經濟分佈情況對各地區劃分了不同區域，並提出政府只能管到中心區域，而邊緣地區則無法進行管控。此外，韓書瑞和羅友枝等人有關中國十八世紀社會的研究，也同樣啟發孔飛力等人的研究。孔飛力的著作正是在此時應運而生，在這些經典著作的基礎上進行研究。

　　三部成名作所帶來的影響

　　孔飛力由博士論文修改而來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主要研究了清代地方網路的形成（主要受施堅雅理論影響）及運作。通過分析天地會等清代洪門組織的形成及其發展，探討中國傳統的社會紐帶是如何解體的。與費正清等人的觀點不同，孔飛力認為是由於清代農作物的引進（如紅薯）等，促使人口激增，使社會日益動亂。地方會道門的發展，促使清代地方百姓之間形成了動員機制，能夠在經濟貧困的時候揭竿而起。

　　乾隆之後，國家軍隊日益腐化，正規軍已經無法平息社會動亂，為了保衛家鄉，地方團練逐漸形成。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后，清政府不得不讓地方鄉紳組織團練，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等在剿滅太平天國之後，尾大不掉，破壞了舊的國家管控地方的基礎，地方社會開始日益軍事化，從而打破了舊有的鄉紳格局。

　　在本書的一開頭，孔飛力就一反之前認定的，1840年是中國近代的發端這一定論，提出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才是中國步入近代的標誌。

　　在孔飛力的第二部名氣更大的著作《叫魂》中，孔飛力以乾隆33年（1768年）發生在江南的「剪辮案」為引子，分析清朝政府從皇帝到地方官對這一事件的反應，挖掘清代社會的危機。當時社會上流傳，一些不法術士通過剪別人的辮子來吸走別人靈魂。地方官員面對這一恐怖事件，應該層層上報，但因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則的作祟，地方官員並沒有如實向皇帝奏報。乾隆通過眼線知道后，大為惱怒，下令地方官嚴查。

　　地方官員不得已開始對對百姓施加壓力，對很多流民——如乞丐、道士進行嚴刑拷打，讓他們承認自己是這一案件的真兇。但經過10年的調查，最後的結果令人瞋目結舌，所謂「剪辮案」只是一場謠言！但乾隆並未因此認錯，就此收手，而是將罪責假貨於地方官，認為是他們沒有抓到真兇，乾隆開始對各級辦事不力的官僚進行清理，以此為名強化他的君主獨裁權力，藉此達到再次管控地方的目的。「孔飛力通過這一『小事』，精心刻劃了皇帝、官僚、百姓三者在處理此案時的心態，把清王朝和進入中晚期后的政治結構和文化背景凸顯出來」。（陳君靜《孔飛力和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載《史學理論研究》）。

　　孔飛力在這部書中，先從乾隆盛世下的社會、經濟環境入手，搜尋社會發生危機的根源。這一思路，顯然受到當時在美國甚囂一時的年鑒學派理論對的影響，即以總體性的視角分析事件發生的原因。比如，孔飛力從「盛世」這個角度入手，討論了盛世中人口激增、人口流動、物價暴漲帶來的社會危機，滿漢矛盾、八旗軍的腐敗衰落、地方官貪污腐引起的政府控制力的喪失等，這些大的社會背景都促使這一冤案的發生。

　　第三本重要的著作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本書以他1994年在法蘭西學院演講修訂而成。全書共四篇，孔飛力一反之前社會史和人類學的視角，從思想史進入，探討中國是如何進入現代國家的。孔飛力在前兩篇著重分析了魏源和馮桂芬的思想，認為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預感到危機的來臨，開始提出與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相近的提議，魏源運用今文經學的方法對《詩經》進行重新解讀，認為《詩經》里蘊含著大眾參與政治的理念。魏源之後，馮桂芬則更進一步提出了平權選舉的設計。

　　在第三部分，孔飛力從清末的一次抗稅暴動講起，一直梳理到1949年之後的農業集體化運動，他認為這些事件都有共通性，這些事件的發生，是政府企圖越過中間人（如地方官員、掮客等）控制地方財政和稅收的結果。在第四部分，孔飛力認為，中國人因為有「對於統一的壓倒一切的嚮往」，所以20世紀的革命才能再次控制中國的地方，沒有重蹈19世紀末地方權力上升的覆轍。

　　如果我們整體來看這三部書，會發現它們之間有著清晰的研究脈絡，第一部著作主要是從外在刺激（民間組織、太平天國運動）的角度分析地方軍事化的原因，第二部著作則主要從國家機器（乾隆、地方官員）角度分析清代的危機，第三部著作則是從思想史的內部分析近代中國的發展。

　　孔飛力甚至對後來柯文《從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起到了重要的影響，而中國中心觀的出現，徹底扭轉了費正清和列文森等人的理論。

　　第一部書和第二部書，因為紮實的資料資料考證和分析，已經成為全世界研究清代歷史和社會學者著作裡面重要的腳註，幾乎沒有一部著作可以忽略孔飛力的研究成果。但第三部書，則仍舊有可以討論的餘地。

　　隨著近些年，思想史理論研究的不斷突破。人們不斷質疑從思想史內部尋找中國擁有促進現代國家轉型的成分，有人斥其為「過度闡釋」（這似乎有點像建國之後，尋找明末清初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葛兆光曾提出「一般民眾的思想史」，認為精英的思想史或許並不能在當時社會中產生作用。最典型對的例子可能就是魏源的《海國圖志》，我們現在認為它是開眼看世界的一部著作，但在當時卻幾乎沒有受到任何中國人的重視，反而流傳到日本，影響了日本的近代化發展。因此，討論精英的思想，是否適用於當時的社會發展，仍舊是值得商榷的問題。

　　不過，孔飛力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經突破了1840年、1949年這兩個標識中國進入近代和現代的時間點，將其打通，從內在理路的角度（余英時語）尋找近現代之間的連續性（這一討論，最近有愈演愈烈之勢）。

　　悼念孔飛力熱的冷反思

　　最後，我們還要回到開始的問題，為何一位美國清代史學者會受到如此多的人關注。我覺得，首先是現在歐美中國學在中國大陸的火爆。大概是一百多年中國遭受屈辱的原因，人們追慕歐風美雨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學術界更是如此。歐美和日本的中國學成為所有人關注的對象，英語和日語等外語，似乎已經成為海內外研究中國問題的標配。

　　其次，是國內學術研究的落後。歐美學者往往因為理論的發達，在研究某些問題方面，永遠帶來新的視角與獨特的觀點，而國內的許多學術著作往往只依靠幾本單調的史料，既不廣泛搜集原始材料，也不參考大量的研究著作，很多問題都從零重新做起，這自然無法與歐美和日本學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研究的更深入。因此，當國內沒有或者缺少一流的著作，大部分人只能閱讀西方學者的著作。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隨著上世紀80年代薩義德的《東方學》著作在全世界引起的關注，東方主義成為亞洲學者所關注的焦點。薩義德認為，東方國家只是西方研究的「他者」，西方人將東方國家想象成一個奇風異俗、充滿異域情調的東方，從而用來貶低東方。這一理論後來被東方國家學者廣泛運用，於是出現了矯枉過正的情況。台灣學者黃進興稱之為反向東方主義，即強調自己的文明傳統，書寫一個完全不同於西方的思想傳統，從而與西方抗衡。孔飛力等人的著作恰恰為中國人提供了這樣一個反向東方主義的情節。

　　孔飛力的著作已經距今三十多年了。在這三十年中，西方的中國學在飛速發展，湧現了無數更加理論更加前衛，視角更加獨特的著作，但是，這些著作恐怕因為學院化越來越濃，分析問題越來越專業和瑣碎，導致很多都不被國內大眾所關注（大部分沒有翻譯）。人們還是喜歡費正清學派第一代和第二代那種宏大敘事的歷史，似乎可以從中立即抓住幾個觀點，去簡單解讀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中國歷史。這是不是說明，我們大眾的歷史學思想還停留在美國幾十年前的水平呢？

　　主要參考著作：孔飛力《叫魂》、《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華帝國晚期叛亂及其敵人》、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魯曙明主編《中國學》、薛龍《哈佛費正清中心成立50年史》、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顧明棟《漢學主義》、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