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抗戰治軍：日軍軍令是「第二種教材」

　　劉伯承元帥不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

　　而且是優秀的軍事教育家，為我軍軍事院校教育的奠基和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劉伯承有一句名言，「軍事科學的理論必須是與實踐相結合的理論。

　　

　　是直接地、明顯地受著戰爭勝負、流血多少的檢驗的。」

　　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劉伯承深知:古今中外任何有力量的軍隊，都不能「不教而戰」。

　　凡有才幹的軍事家，都懂得首先教育訓練幹部。「治軍先治校」，是他的一貫主張，也貫穿其軍旅生涯始終。

　　辛亥革命爆發后，劉伯承到萬縣參加響應革命的學生軍，從此開始其輝煌的軍旅生涯。

　　1912年2月至12月，他考入重慶軍政府將弁學堂受訓。

　　

　　因成績優異被選入速成班學習，畢業后擔任川軍第5師司務長一職。

　　舊軍校正規的教育，不僅初步奠定了他的軍事理論造詣，而且賦予他「治軍先治校」的「舊式經驗」。

　　1926年12月，劉伯承與朱德等發動瀘州、順慶(今南充)起義。

　　擔任國民革命軍四川各路總指揮，並率起義部隊與四川軍閥作戰。

　　策應北伐戰爭，實現了中共中央關於抑制川軍東出威脅武漢的戰略目的。

　　就在瀘州、順慶起義成功后，他就在所屬部隊辦起了軍政學校並親任校長。

　　這是他「治軍先治校」理念化為實踐的開始。

　　通過治校，使許多剛剛脫離北洋軍閥系統的舊軍官接受了新式軍事、政治思想，站到進步方面來。

　　1927年8月，南昌起義終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劉伯承認為:除了敵人力量過於強大之外。

　　沒有形成共產黨對軍隊的堅強領導，沒有對部隊實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等因素。

　　

　　是南昌起義「根本的弱點」。同年12月起，受中共中央派遣。

　　劉伯承先後進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蘇聯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在蘇聯學習兩年半，他刻苦攻讀了馬恩列斯的軍事著作和外國許多軍事家的名著。

　　因而大大開闊了眼界，加上對南昌起義失敗的思考，更加堅定「治軍必治校」的信念。

　　1930年7月底，劉伯承返抵上海，出任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協助周恩來舉辦短期軍事訓練班。

　　

　　訓練中共各省、特委負責人和中央機關幹部，增強他們開展武裝鬥爭的能力。

　　這是他「第一次從事紅色軍事教育」。

　　期間，他負責講授暴動方略和游擊戰、運動戰戰術，並為中央軍委翻譯了《蘇軍步兵戰鬥條令》。

　　校譯了《蘇軍政治工作條例》、《游擊隊怎樣動作》等材料。

　　一方面作為訓練班教材，一方面發到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學校，促進了中國工農紅軍的早期建設。

　　

　　1932年1月，劉伯承直接奔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

　　接替葉劍英出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實際上是紅一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

　　直至同年10月中旬調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

　　期間，他針對紅軍以運動戰為主的實際，大力培養運動戰人才，貢獻卓著。

　　遵義會議后，紅軍在毛澤東指揮下所向披靡。

　　

　　兩相比較，劉伯承深為毛澤東的卓越指揮才能所折服。

　　以後，隨著毛澤東軍事思想科學理論體系的形成，他更加自覺地宣傳和貫徹毛澤東軍事思想。

　　1935年9月，紅四方面軍總部成立了紅軍大學(紅大)。

　　開設高級指揮科、上級指揮科和上級政治科，由劉伯承調任校長兼政委。

　　當時，正值紅四方面軍在張國燾獨斷專行的指揮下，開始大舉南下。

　　

　　為治好這支被張國燾帶向錯誤方向的大軍，他堅決與朱德等同志站在一起。

　　從整個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大局出發，置個人生死榮辱於度外。

　　積極維護紅大中紅一、四方面軍學員之間的團結，並通過他們影響部隊回到正確軌道。

　　1936年6月，賀龍、任弼時等率領的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隨即組建紅二方面軍。

　　7月初，劉伯承應邀到紅二方面軍，給指戰員作打敵人騎兵的戰術報告。

　　

　　提出了提高信心、接敵處置、利用地形、武器運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則。

　　講解了打騎兵的隊形、追擊、有組織的后移以及平時加強演練等問題。

　　深受賀龍欽佩。經他力陳，劉伯承隨紅二方面軍行動。

　　出任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成為我軍歷史上唯一主持過三大主力紅軍軍事教育的人。

　　作為紅二方面軍大學校長，劉伯承不負眾望。

　　

　　1936年9月20日，他寫出《我從實戰中聯想到我軍教育要注意的事項》一文。

　　由於劉伯承的「名頭」，中原軍政大學在各軍政大學中風頭一時無兩。

　　為中原(第二)野戰軍培養了大批軍政幹才，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軍事人才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