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毛澤東取消紅衛兵的曲折歷程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與紅衛兵在一起

　　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 、中央軍委發出聯合通知，命令紅衛兵和其他「造反派」交出手中的武器，授權解放軍使用武力反擊抵制恢復秩序的群眾組織。同一天的一次會議上，江青做了一次類似自我批評的發言，譴責在政治衝突中使用的武器，並譴責前一天還是她的朋友的人是「抓住群眾運動攻擊解放軍，導致國家陷入混亂的左派」。毛澤東評論說：「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自1966年8月以來，毛澤東第一次打擊極「左」分子。

　　一

　　毛澤東做了一個關鍵的決定：取消紅衛兵運動。這是恢復秩序的充分必要條件。像往常一樣，毛澤東密切關注校園事態的發展，特別是自1967年10月27日後他結束了1966年夏天後學校持續的放假。這在初中和高中引起了新的衝突和一些悲劇，沒有人知道誰教、教什麼或怎麼教，最基本的紀律已經在學校里消失。大學里根本不可能複課，因為校園通常成為戰場，學生組織的規模越來越小，為了控制行政大樓和奪取印章互相鬥爭。

　　北京兩大派系分為「天派」和「地派」。

　　「天派」指航空學院、清華、北大，「地派」是地質學院、北京師範大學和幾所大的中學。而且每個學校又至少有兩個對立的紅衛兵組織—— 一分為二無處不在，這是毛澤東先提出的。

　　1968年3月聶元梓在北大建立的「革命委員會」受到質疑，於是她提倡使用武力。清華蒯大富的「井岡山兵團」用投擲石塊的方法打擊「四一四」派。這個派別成立於4月14日，較為溫和。蒯大富利用「偉大舵手」毛澤東1968年4月的一篇社論，聲稱「面對階級敵人，不應該後退」。但此時毛澤東擔心的是當他想妥協以結束此起彼伏的騷亂時，諸如蒯大富手下一類的極「左」派會無法控制。在他的家鄉湖南，1967年10月在長沙成立了「省無聯」，1968年1月出了一本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小冊子，警告年輕人正在進行中的民主運動有流產的風險。裡面不是寫著「紅色資本家」竊取了人民的勝利果實嗎？不是討論自1967年2月以來毛澤東不再想聽到巴黎公社的模式嗎？於是，毛澤東決定使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傳統方法，也是他批評劉少奇在1966年7月使用的方法——推出校園「工作組」以恢復秩序。

　　於是，北京從60個工廠中精心挑選了3萬名工人組成「工宣隊」，受汪東興的8341部隊管理。1968年7月27日，這股力量出現在清華大學校園時，被忠於蒯大富的手下用竹槍、自製手榴彈和一些步槍打退。5名工人被打死，721人受傷。蒯大富不相信毛澤東態度的轉變，立刻給他發了一份電報：「7月27日在黑手晝夜策劃下，假借宣傳7·3布告，挑動3萬不明真相的工人，攜帶兇器，突然包圍、洗劫清華園。我井岡山戰士全部撤出清華，衣食無著，生命安全無保證，清華井岡山生命垂危，形勢萬分危急。」

　　二

　　毛澤東立即做出反應。7月28日3時30分，他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了「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北京「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聶元梓，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北京「革命委員會」常委、「天派」的韓愛晶以及「地派」的王大賓，蒯大富因為前一天發生的流血事件遲到了。毛澤東請了周恩來、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葉群、謝富治、吳德和黃永勝等，即整個領導班子。

　　毛澤東首先說：「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麼多工人『鎮壓』『壓迫』紅衛兵，黑手是什麼？現在抓不出來。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我就好，來抓我嘛！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團是我派去的。我說大學武鬥怎麼解決？你們去做工作看看，結果去了三萬人。」「你們看大學武鬥怎麼辦？……問題總要解決嘛！你們搞了兩年『文化大革命』了。鬥批改，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們是搞武鬥，人民不高興，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多數學校學生不高興，你們學校多數學生也不高興。就連擁護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興。就這樣統一天下？（轉向聶元梓）你新北大，老佛爺是多數，是哲學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沒有反對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就是關鍵在於兩派，忙於武鬥，心都到武鬥上去了。現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學生不講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現在逍遙派那麼多。現在社會上說聶元梓、蒯大富的壞話多起來了。聶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時三百人，有時候一百五十人……這回我一出就是三萬多。」

　　林彪接著發言，說了幾句毛澤東關於分合周期的話，林彪要求「小將們」把武鬥工事統統拆掉，所有的熱武器、冷武器要刀槍入庫。

　　討論到紅衛兵虐待囚犯時，江青插話，然後指責譚厚蘭，並說聶元梓威脅她，說聶缺乏寬容。此時蒯大富來了。他大哭著撲到韓愛晶的懷裡。康生和謝富治指責韓愛晶給蒯大富運送了兩卡車槍支，遭到韓的否認，並為蒯大富辯護說：「他的命運是和全國紅衛兵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這種驕傲的態度激怒了陳伯達和江青。後者認為韓缺乏自我批評精神。這句話引起了毛澤東尖銳的評價：「不要說他。你們專門責備人家，不責備自己。」毛澤東顯得出乎意料的寬容：「年輕人聽不得批評，他的性格有點像我年輕的時候。孩子們就是主觀主義強……」

　　韓愛晶仍然保持著戰鬥的態度，問道：「如果幾十年以後，一百年以後中國打起內戰來，你也說是毛澤東思想，我也說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的局面，怎麼辦？」毛澤東再次發言：「出了也沒啥大事嘛！一百多年來，中國清朝打二十年，跟蔣介石打了幾十年，中國黨內出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張國燾，什麼高崗，什麼劉少奇，多了。有了這些經驗比馬克思還好。」「不能保證這次『文化大革命』以後就不搞文化革命了，還是會有波折的……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夠。」陳伯達、江青和姚文元說毛澤東思想能避免「修正主義」，「前途是光明的」。江青說韓愛晶「脫離實際」，「總說幾十年以後的事」。

　　毛澤東再次反駁她：「想得遠好。這個人好啊！這個人好啊！我們有幾種死法，一是炸彈炸死，二是病死，被細菌鑽死，三是被火車、飛機砸死，四是我又愛游泳，被水淹死，無非如此。」

　　這種對死亡的擔憂在其他一些當代文獻中也能發現，無疑為理解毛澤東的行為提供了關鍵線索，即使此時病魔還沒有纏上他。「文革」也許是他為了不朽的一種嘗試，像中華帝國的創始人秦始皇一樣，他喜歡拿自己和秦始皇做比較。可以指出的是，討論結束時，毛澤東再次談到學生們犯的錯誤：「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無產階級。」 毛澤東在尋找革命接班人，繼續烏托邦式的設想，學生們讓他失望了。

　　三

　　毛澤東需要在短期內儘快重新建立起必不可少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1968年8月30日，姚文元在《紅旗》雜誌上撰文：「工人階級必須發揮領導作用。」

　　7月2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同一天，「小將們」注意到所有校園都在流傳毛澤東的一份通告，命令馬上停止所有武鬥。他們返回學校后積極上繳武器並與長期駐紮在學校里的軍事分隊合作。「工宣隊」在解放軍的幫助下，於7月29日至8月5日期間控制了全國所有的大學。毛澤東用戲劇性的方式承認「工宣隊」的功績。8月5日，他把巴基斯坦代表團送給他的7個芒果中的1個送給了清華的「工宣隊」。其他6個芒果被送給另外6個「工宣隊」。很快人們用蠟做成芒果，各個城市抬著毛澤東的畫像和雕像遊行，表達對毛主席的忠心。

　　例如：1968年10月14日，哈爾濱數萬群眾夾道歡迎首都工人轉贈的芒果。一段時間以內，主要的學生領袖表面上保留了領導的職位：8月17日蒯大富成為「清華大聯合」的頭頭，1969年1月仍然是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成員。聶元梓1969年4月被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他們的同學已被送往新疆和內蒙古的農村接受再教育。8月19日開始，大學生和高中畢業生或即將高中畢業的中學生——人們發明了一個奇怪的詞「知識青年」，簡稱「知青」——被送到鄉下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540萬紅衛兵在隨後幾周內離開城市下放。後來，1966年至1968年間畢業或應該畢業的中學生被稱為「老三屆」。

　　1968年12月21日，毛澤東的評論明確指出這個運動必須將知青的思想變成革命思想，培養成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人們結束了對「臭老九」（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的奪權，五七幹校將或多或少有些「右傾」的幹部改造成了革命戰士。因此，紅衛兵消失了，淹沒在大批從都市被下放到偏遠農村的青年當中。

　　據《毛澤東雄關漫道》　文/[法]阿蘭·魯林　譯/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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