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鳴】是誰把紅學引入不歸路?

　　吳祚來 紅樓夢賞析

　　

　　對《紅樓夢》的迷信與追捧持續了近百年，綜觀紅學百年史，幾可以為是一部文化鬧劇史。它與中國近百年動蕩史相輝映，折射出一個民族文化在這一時期的無奈、彷徨、無聊以及方向迷失的悲哀。

　　紅學研究被異化是《紅樓夢》一書流傳、傳播缺憾造成，而這種「缺憾」(書的作者、作者身世、書的續補、版本之謎)致使文化研究者趨之若鶩，無數的智慧情趣都為這「缺憾」而生髮，「紅學」成了探佚獵奇學。

　　文學的研究應探討其文學文本與藝術規律，而自胡適始，紅學研究卻變成了在文學著作外探討歷史的真相!一直到今天央視熱播劉心武熱評《紅樓夢》，都在承襲胡適這一研究之歧途!

　　劉心武如果做書齋研究，無可厚非，三兩同仁把酒話紅樓倒也無妨，當他的所謂「秦學」被央視放大、被全國觀眾追捧時，它的社會問題就顯現出來了，這種閑情「學術」不僅擠佔了嚴肅的、科學的學術空間，也誤導了大眾健康的文化關注。

　　也正因為此，我在博客網上發表了一篇網文《從劉心武包二奶看知識分子的墮落》，批評劉心武把紅學變成包二奶一樣病態的精神寄託方式。此文一發，海內外近百家網路、報刊紛紛關注、轉載，新浪網為此開設了專題予以討論。

　　

　　一一個典故後面的隱喻

　　關於紅學源起有一個典故。「紅學」的名稱來源於清代道光年間的一則笑話： 松江士人朱昌鼎只喜歡看小說，對《紅樓夢》特別著迷。有朋友問朱昌鼎： 「你為什麼不研究經學?」

　　朱答： 「我也研究經學，不過我研究的經學，比別人的少一畫三折。」繁體的經字少一畫三折就是紅字(事見均耀《慈竹居零墨》)。

　　另外，李放的《八旗畫錄注》里有這樣的記載：「光緒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按指《紅樓夢》)，自相矜為紅學雲。」由這些記載，也可看出清代研讀《紅樓夢》風氣之盛。

　　我們從典故看這個學問誕生的時代，正是經學與科舉制衰落的時代，是中國傳統文化人心理斷乳期，文化人空虛苦悶的心理得有所補償，用什麼來彌補呢?

　　經學已無補於世，而《紅樓夢》卻可有慰吾心，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文人精神自慰的替代品。

　　清末民國初年，也就是士人朱昌鼎所處的時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動蕩的時代，從變法維新到走向共和，一批血性中國男兒都在為民族存亡或思想或出生入死，紅學在這時誕生出來，它說明了什麼?說明有文人通過它避世消閑，通過它轉移話題。

　　一百年前有了紅學，現在又有人將它推進到秦學，請看劉心武先生洋洋自述：

　　不過這個書生不叫朱昌鼎了，這個書生叫劉心武，他在那兒看書，看著《紅樓夢》，在那兒研究，來了一個人，這個人叫王蒙，大家知道王蒙也是一個作家、同行，王蒙見了我就說，心武啊，你的研究我給你取個名，你那不就是研究秦學嗎?——我的研究，最後形成獨家思路的就是秦可卿研究，就是秦學研究。(《百家講壇》)

　　從胡適到劉心武，走的是同一條衚衕： 在小說中尋找歷史，在夢境中尋找社會真相。與其說這是一門探佚學，不如說是一門釋夢學或獵奇獵艷學。

　　二紅學荒唐始自胡適

　　20世紀20年代，胡適與陳獨秀遙相呼應，倡導文學革命，要推倒陳腐鋪張的古典文學，建立新鮮立誠的寫實文學、國民文學、社會文學，要通過研究現實問題、引進海外新論及整理國故來實現。

　　《紅樓夢》、《水滸》、《西廂記》等一系列白話小說就是整理國故的重大成果。他們要通過鮮活的民間文化來取代陳腐的古典文化，要把這些小說推到崇高的文化地位上去。

　　「我在中國文藝復興初期，便不厭其詳地指出這些小說的文學價值。我建議我們推崇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對它們做一種合乎科學方法的批判與研究(也就是寓研究於推崇之中)。

　　

　　我們要對這些名著做嚴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歷史探討——也就是搜尋它們不同版本，以便於校正出最好的本子來，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更要找出這些名著作者的歷史前景和傳記資料來。

　　這種工作是給予這些小說名著現代榮譽的方式;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胡適口述自傳》)這是奠定現代小說學，更準確地說，是奠定「新紅學」的核心話語!

　　1921年5月，是他的新紅學新版本問世之月。而1921年7月，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月!以陳獨秀為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嶄新政黨也劃時代地誕生!

　　兩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一個手執紅旗，一個手捧紅學，一個用吶喊用熱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國，一個沉入學術迷宮不談主義，只談「問題」，離社會時代越走越遠!紅學的棄世、避世精神把有著革命人文精神的一代文化領袖人物胡適先生拖下了水。

　　三陳獨秀道破《紅樓夢》卻無人喝彩

　　1921年4月，陳獨秀在廣州為《紅樓夢》寫「新敘」，陳獨秀比較中西方小說，發現中國小說有一個致命問題。

　　就是寫小說既寫「人情」，又寫「故事」，同時發展，看小說時你卻隱約看出了「歷史」，你把它當歷史看時，你會發現它不過是一部小說!「這種不分工的結果，至於兩敗俱傷」!

　　豈止是兩敗，三敗俱傷!歷史傷了人情，人情又傷了歷史，研究者傷了小說，小說又傷了研究者，以至於研究者成了小說的傷害者，也成了讀者的傷害者!《紅樓夢》最終成了各色人等的智力玩具與各種意圖的博弈場!

　　陳獨秀一方面反對用高深思想來批評小說旨趣，又批評把《石頭記》當史實考據：

　　「至於考據《石頭記》是指何代何人的事迹，這也是把《石頭記》當做善述故事的歷史，不把它當做善寫人情的小說。我嘗以為如有名手將《石頭記》瑣屑的故事盡量刪削，單留下善寫人情的部分，可以算做中國近代語的文學作品中代表著作。」

　　陳獨秀已經批了胡適把小說當歷史來考據，可胡適卻仍執迷不悟!其實，胡適本人對《紅樓夢》一書文學價值一直評價不高，甚至在晚年的一次講演中把《紅樓夢》說成是「狗屁」。既然不是文學至高精品，為何要窮究其背後的似是而非的所謂的問題呢?

　　不僅不要考據學，陳獨秀甚至希望有文學高手把《紅樓夢》中纏腳布盡皆斬除，使它成為清純的文學作品，可惜，胡適沒有與同僚們按獨秀先生意志去做，如果遵循獨秀思路，也就沒有了百年紅學，我們後人欣賞到的可能是真正的「潔本」《紅樓夢》!

　　陳獨秀的這篇「新敘」短短千餘字，可謂是獨上高樓，望盡了紅學天涯之路!他不愧為中國20世紀初思想領袖，可惜，真正的思想者總是發出不合時宜的孤獨的聲音，人們更多地願意去捉文化迷藏，看文壇熱鬧。

　　四 李希凡、藍翎引出毛澤東關注《紅樓夢》

　　1954年，剛剛從山東大學畢業的李希凡與藍翎在《文史哲》第九期上發表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使優秀的祖國文學真正為祖國人民所有，成為全體人民的精神財富」是文藝工作者光榮使命。

　　所以要「正確地分析，評價《紅樓夢》，使它從各種謬誤中解放出來，讓廣大人民群眾更好地欣賞它，讓文藝工作者正確地去學習它，也就成為當前最迫切的任務。」

　　李、藍革命性的學術意義在於他們把《紅樓夢》這部文學著作引入到社會生活場中來討論，他們深刻地看出，這部名著折射出一個封建時代的瓦解崩潰之徵兆。這種宏大的學術視野俯視傳統紅學與《紅樓夢》小說，驚世駭俗，非同凡響。

　　他們的遺憾也隨之同生，他們把曹雪芹自然而為之文，看成是「革命者」有意而為之文，他們把《紅樓夢》從文化場直接引入到政治角斗場，最終成為文化界思想鬥爭的學術工具!毛澤東親自批閱「二位小人物」文章，使紅學學術之爭成為國家文化革命之大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批紅學，既是反右之前兆，又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奏，通過紅學之爭，毛澤東洞悉了文化界隱存的問題以及文化群體的可操縱性。

　　毛澤東的批語： 「共青團員，一個二十三歲，一個三十六歲。」並在「它的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一句旁加上： 「不過是小人物」。

　　這份研究於10月16日被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議事日程，毛澤東為此致函中央高層及文化界高層人士： 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朱德、鄧小平、彭真等等。

　　

　　毛澤東這封《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提到：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的《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紅學」被毛澤東提到政治局議題上來，紅樓政治學、紅學階級鬥爭學也就隨之成立並一點點實施起來。

　　中國文化界又失去了研究《紅樓夢》主體文本的機會，階級的批判代替了嚴肅的學術研究與批評，李、藍也因此成為文化界風口浪尖上的「小人物」。紅學第二次走上學術之歧途，無法回歸學術本身。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又是一場紅學熱潮，紅學界有影響力的人物一方面回顧幾年紅學之爭，一方面還在版本、作者身世、祖籍，及一系列似真似偽的「出土文物」問題上大動干戈。

　　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認為，真正的紅學包括「曹學、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四大支，除此之物，都不屬紅學。周汝昌先生所云紅學，不過是在《紅樓夢》文本外打轉圈的「紅外學」!

　　五學者的責任與學術的使命

　　中國文化人最不缺少的是智慧，而最缺少的是社會責任，我們的學術因此沒有社會使命感。

　　《紅樓夢》不是某一個男人的「自傳」，它成為名著是因為它是無數中國失意文人的心靈自傳，當我們的文化人、學者從這個角度來研究《紅樓夢》時，作者的具體身世與祖墳上墓碑就不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了，而是題外閑話了!

　　中國的文人都有濟世補天之志，就像女媧娘娘手中的五色石一樣，然而多時運不濟，補天不成，遺失於風塵之中，他沒有主體性，被一僧一道棄於人世間，演繹一段人生佳話。

　　但這被儒化、功利化、情色化的世態並不適合一顆純粹的心靈棲居，最終一僧一道將他帶回天界，無中生有，有又至無，人生的努力都在佛道掌控之中，只有超度自己才是永遠的解脫，「好」不過是浮華世象之假象，「了」才是最終人生的結局。

　　人生的舞台似乎是儒家的，而原創是「神」、是女媧，導演卻是一僧一道，一僧一道總在掌控著男女主角的命運，男女主角就像木偶一樣，一根線牽在僧道手中，讓他們出台，他們就登台，讓他們消失，他們就無影無蹤!

　　《紅樓夢》的悲劇精神因此截然異趣於西方悲劇精神。《紅樓夢》悲劇是「先天的」、自然形成的，長成了色彩繽紛、美輪美奐的悲劇，或叫「軟悲劇」，這種悲劇不撕心裂肺，也沒有巨大的震撼力，它是讓人悟出其中悲劇意味，閱讀《紅樓夢》時，人們在其中可以有更多的留戀、遊戲，可以在其中寄託情思，品評兒女風情。

　　《紅樓夢》因此帶有自然的真實性。接受美學認為，是讀者創造了名著。《紅樓夢》更多的是被點評者，研究者和政治家們做大炒熱的!

　　

　　優秀的名著都具有多面性，人們在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面目，也有多層次性，不同的審美眼光看到不同的文學境界!

　　我認為： 《紅樓夢》「一首五面」或者說有五層境界——

　　第一面孔：

　　《石頭記》，他講述了中國的精神天空已被儒家文化裝飾彌補過了，一個知識分子淪落的靈魂從天上降落到地上。

　　他無法與世俗生活同流合污，他的情感與思想無法完成統一，他的人格是分裂的，現實的生活亦不是他的追求，他是為補天而製成的，不補天毋寧死。這副面孔講的是知識分子的命運。

　　第二面孔：

　　《情僧錄》，一僧一道本無情，攜石入世卻惹情，它講的是儒、道、釋對中國人的巨大影響力。真正的知識分子要麼去補儒家的天空，要麼在俗世出家超脫，很難在俗世實現思想、情感與現實的統一。

　　第三面孔：

　　《風月寶鑒》，它是一面情感之鏡，中國男人與女人都可在這裡找到情感寄託與自己的情感對象。《紅樓夢》的社會影響力的成功源於它是一面風月之鏡，許多人天天用它來照自己。

　　第四面孔：

　　《紅樓夢》，貴族府宅一場夢，這是紅學研究者的心靈遊戲空間、思想角逐場地。專家們要研究這是誰家的樓，誰人住，各色人等的無數故事，各種夢的象徵或夢的對應物，這樓是誰人建成，這夢后又飄向了何方?以及樓的主人後來又葬在何處，等等。甚至有人認為樓里發生過階級鬥爭。

　　第五面孔：

　　《金陵十二釵》，是寶玉眼中的十二釵，也是讀者眼中的金陵十二釵，現在劉心武先生主攻研究這副面孔，從研究秦可卿開始，將秦可卿個案研究升格為「秦學」研究，所謂「秦學」，也就是將成規模、成體系、成獨立學科地進行研究，中國文化學術體系中又多了一門學科。

　　

　　如果再往下一步發展，可以研究秦可卿的肢體語言學，可能更有轟動效應。遺憾的是，劉心武研究重點不是藝術人物形象，而是藝術人物的歷史身世!

　　這種研究方式運用在研究當代小說者研究劉心武《班主任》中，把重點放在「班主任」是誰的後人這一問題上，這無疑是泛化研究領域，對藝術學研究來說是南轅北轍，將紅學研究引入歧途，使藝術問題考據化、複雜化、無聊化，這種方式劉心武叫「探佚學」。

　　遺憾的是，我們學者的研究不關注《石頭記》、《情僧錄》這兩副深刻的面孔，都把時間花在釋夢比附上，花在《紅樓夢》作者人物考據上，花在風月寶鑒映照之中，花在為十二金釵立學探佚上，學問越做越深，離藝術越來越遠，離無聊虛妄卻越走越近!現在的紅學真正名字應該叫「紅外學」!

　　原載於《藝術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