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了解台灣這個亞細亞孤兒的迷離身世嗎？

轉載：鳳凰網

　　羅大佑的《亞細亞的孤兒》，作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台灣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風雨飄搖，四面楚歌，台灣人整個感覺被世界拋棄了。「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羅大佑唱出了一代人的悲涼和迷茫。

　　孤兒最痛苦的，莫過於自我的迷失。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又要歸屬誰？從16世紀台灣進入世界歷史，到今日台灣新一代的「太陽花革命」，四百多年的台灣歷史，一直被這個「認同的迷惘」苦苦糾纏，揮之不去。

　　作為同文同宗的大陸同胞，我們真的了解這個海峽對岸的孤兒嗎？

　　台灣的歷史，是一部充滿辛酸與悲情的孤兒史。16世紀的世界地理大發現，使得中國的東南沿海，突然變得熱鬧起來，歐洲探險家、商人的帆船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台灣首先為葡萄牙人發現，被稱為美麗島（Formosa），然後被荷蘭人佔領，一座原先只有原住民的蠻荒之島從此被裹挾進文明的進程。「紅毛番」荷蘭人統治台灣不過38年，便被鄭成功的水師驅逐出境，從17世紀中葉開始，台灣成為「國姓爺」鄭成功的天下，正式進入中國歷史。二十年後，施琅率領清軍攻佔海島，從此台灣併入清朝的版圖。鄭氏王朝期間，台灣的原住民10萬人，隨鄭來台的閩南移民10萬人，但在清朝統治的二百年間，大批福建廣東移民湧入，人口從原先的20萬增加到300萬人。1895年一紙馬關條約，美麗的寶島連同300萬臣民被清朝割讓給日本，半個世紀之後日本戰敗，台灣重新回到中國的懷抱。回歸不久，又發生了國民政府軍隊屠殺本地人的二·二八慘案，在台灣人心中留下的歷史創傷，至今沒有平復。1949年，國民政府在大陸潰敗兵退海島，200萬「外省人」避逃台灣，此為第二波移民高峰。

　　縱觀四百多年的台灣歷史，這個「亞細亞的孤兒」可謂身世離奇：被「紅毛番」統治，由鄭成功奪回，經清朝兩百年管束教養，又作為戰敗國的貢品，送給日本人當養子；戰後二度回歸祖國，卻遭了一頓毒打，最後「父親」逃亡到海島，反認他鄉為故鄉。

　　二波移民，四度易主，中原士大夫文化、閩南庶民文化、日本皇民文化與近代白話新文化如走馬燈一般輪番上場，讓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和文化歸屬變得撲朔迷離，變幻不已。1950年代出生的台灣作家鄭鴻生，寫過一本《尋找大范男孩》，向讀者展現了祖父、父親與自己三代台灣人的故事。爺爺是前清遺老，父親變日本皇民，兒子成民國青年，三代之間的傳承與斷裂，昭示了一個世紀台灣人的認同困境。

　　一個人的身份認同來自於文化。清朝統治下的台灣，就像中國的其它地域一樣，上層精英接受的是儒家士大夫文化，它通過統一的科舉考試將邊陲的小島與大一統王朝聯繫起來，認同的是天下主義的大中華文明。然而，對於大多數在台灣紮根定居的閩南移民來說，天高皇帝遠，他們所認同的只是與生俱來的閩南文化，只有地方意識，沒有國家認同。地方與清王朝的關聯，一方面通過士大夫精英獲得溝通，讀書人既是國家精英，又是地方領袖；另一方面王朝通過對地方宗族、祭祀、禮儀的確認與控制，將閩南文化整合到整個大一統文化秩序之中，清朝台灣人的國家認同不是顯性的，而是內化在作為大中華文化一部分的地方認同之中。

　　許倬雲先生說過：鄭成功及其部下，嫻熟於邊緣社會的庶民文化，一旦與中原的精英文化臍帶切斷，庶民文化便不容易再有機會茁長為新的精英文化。[1] 這個「切斷」，便是1895年日本的佔領台灣，鄭鴻生的爺爺一代成為了前清遺老。日據時代的統治者壓抑大中華精英文化，代之以日本近代的文明教育，但容忍台灣本土的庶民文化。鄭鴻生家裡保存的當年家族老照片中，接受了日式近代化教育的父親一代器宇軒昂地穿著洋裝，但祖父、祖母們依然一身唐裝，頑強地保持著中華文化的認同，但這個認同，與其說是國家的，不如說是地方的----對地方化的中華文化之認同。而台灣進步知識分子們就不一樣了，蔣渭水、林獻堂建立台灣文化協會，從文化上反抗日本的殖民化，他們要求台灣自決的文化資源不是別的，正是精英傳統的漢文化。庶民文化可以與不同的精英文化相安無事，因為庶民文化只是與地方認同有關，但精英文化的認同卻與國族有關，當年能夠與日本殖民文化抗衡的，唯有來自中原的中華文化。

　　日據時代的台灣不曾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漢字的中華文化僅僅象徵逝去的傳統，而日語的殖民文化卻代表著文明的現代。鄭鴻生的父親一代在接受皇民化殖民教育的同時，也受到了日式的現代化文明洗禮。鄭鴻生回憶說：父親這一代「是台灣的第一代現代化人，他們對周遭事物與文化的判斷標準為是否現代化，追求的是現代化的產品，對傳統文物則比較輕視，例如他們要聽西方音樂，而不看台灣傳統戲曲歌仔戲，這些地方民俗對他們而言代表著落伍」。[2]日語代替了過去的漢文化，成為日據一代台灣精英共享的上層文化。今年台灣電影的票房冠軍、魏德聖拍的《CANO》，講的是日劇時代嘉義一支由漢人、日本人和原住民組成的少年棒球隊如何卧薪嘗膽，一路突圍，打進全日本甲子園決賽的故事。影片試圖超越族群的區隔，建構台灣的本土認同，但球隊的日本教練向隊員們灌輸的，卻是近代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於是，超越族群的台灣意識背後，遊盪著以「現代」面貌出現的日本靈魂。

　　等到1945年台灣光復之後，最早接受日式現代化啟蒙的父親一代人，卻陷入了喪失母語的尷尬，他們為下一代人看不起，被認為是受日本殖民文化洗腦、精神備受屈辱的一代，「內在的自主性在這一代即將成為台灣社會中堅之士的心中被剝奪殆盡，欠缺這個自主性，只剩下精神的臣服，傳統父權也就失去了內在的堅實基礎，空有其表了」。[3]他們的認同無所依傍，在失勢與失語的雙重壓抑之下，很多台灣男性的發泄渠道只能表現在每次選舉時投黨外候選人一票，而不管那位黨外人士的人格與知識水平如何。倒是沒有受到日式文字教育的女性，相對於失語的男性，她們反而是多話的，因為她們的認同來源於民俗的庶民文化。上層的精英文化幾度被顛覆，但底層的閩南文化卻經祖母、母親幾代女性口口相傳，蔓延不絕。

　　到了鄭鴻生這一代民國青年，漢文化在台灣又重新回到了中心地位，又經歷了從小到大、無所不在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教育，他們的自我認同毋庸置疑地定位在「我是一個中國人」，這個身份對於他們來說，就像呼吸空氣那樣自然。戰後的台灣年輕一代，在五、六十年代經受了一場由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為旗手的啟蒙運動之補課，台灣的批判知識分子接上了1949年之前大陸的自由主義傳統，激發起對國民黨的批判意識。七十年代初的保釣運動，既是一場民族主義的全面動員，同時又撕開了年輕一代與國民黨的政治距離，抽象的「國」與現實中的「政府」發生了斷裂。隨之而來的尼克松訪問大陸、台灣被聯合國驅逐、各國紛紛與台灣斷交，台灣在國際舞台上失去了代表中國的法理地位，這一切如同雪崩一般衝擊著戰後一代台灣人的心靈。在過去，台灣就是中國，而今，台灣成為了被國際社會拋棄的、身份曖昧的孤兒，台灣人究竟意味著什麼？在這一認同焦慮的背景之下，鄉土文學運動開始萌動，試圖從台灣的本土文化中尋找自身的認同之根，繼之本土的民粹運動打著民主的旗號，在美麗島事件之後迅速崛起，建立了反對黨。民粹運動與民主運動合流，但勢頭很快壓過自由主義，到了九十年代在李登輝縱容之下，本土的民粹運動轉化為台獨的政治訴求。

　　前清遺老、日本皇民和民國青年，三代台灣人之後，到了世紀之交，出現了第四代台灣年輕人，他們的年齡斷層類似大陸的八0后、九0后，是全球化和「去中國化」雙重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台灣「新人類」。如同民國青年一代曾經看不起日本皇民一代那樣，如今當了父親的五0、六0年代生人，輪到被自己的兒輩看不起了。年初的太陽花學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場年輕人反抗老一代的青年運動。這代年輕人是全球產品、資訊和知識高度流動的產物，沒有父親那代人強烈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意識，而在李登輝和陳水扁兩代「總統」的「去中國化」政治操弄之下，他們對大陸中國的心靈距離漸行漸遠，文化上的疏離感日趨強化。他們對父親一代在身份認同上的糾結與矛盾頗為不屑，直認自己就是「台灣人」。李敖六十年代大聲呼籲要「老年人交出棒子」，如今佔領立法院的「太陽花」學子們也不滿父親一代（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對政治的把持，要通過更激烈的公民運動直接參與兩岸事務。

　　台灣從一開始就是全球化的產物，16世紀地理的大發現，東南亞海上貿易的興起，使得台灣被西洋海盜與東亞倭寇拖進歷史。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之後，台灣的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最重要的原因是沾了全球化的光，以價廉物美的「台灣製造」擁有了全球的市場。九十年代之後，當大陸向全球開放，經濟進入高速軌道的時候，台灣的資本、人才、技術和文化對大陸的發展起了不可代替的引領作用，因為同文同宗，沒有語言與文化的隔閡，台灣成為大陸的最佳示範，是「內在的他者」。在許多人看來，台灣的今天，就是大陸的明天。如果說，在東亞全球化大格局之中，過去是台灣引領大陸的話，那麼，到了2008年之後，隨著大陸的強勁崛起和台灣經濟對大陸的高度依賴，大陸與台灣在全球化中的位置發生了倒錯，過去的邊陲成為了中心，而原來的中心淪落為邊陲。

　　一位台灣學者如此分析近二十年來兩岸關係的基本態勢：經貿躍進、政治僵持、社會疏離。[4]的確，如今兩岸的經貿愈走愈近，但心的距離越來越遙遠。社會疏離的原因何在？制度的差異固然是一個原因，長期的對抗和隔閡也造成彼此之間的不信任感，然而，兩岸在全球化中的位置顛倒絕對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自八十年代開始的這波全球化，是財富急劇膨脹的時代，也是地區之間、國家之間和階層之間的資源、收入重新分配的過程。在全球財富地圖之中，整個世界被分為兩個版塊，一個是全球化的得益者，另一個是全球化的失勢者，如今大陸與美國一起，牢牢佔據了全球化的核心利益，而台灣逐漸淪為邊緣。兩岸之間短短二十年便乾坤顛倒，這給不少台灣年輕人的心理造成巨大衝擊，大陸的強勢讓他們感到害怕，擔心隨著兩岸經貿來往的深入，會進一步讓台灣成為大陸的附庸，「反中」情緒由此而生。

　　從九十年代末開始，我每一、兩年都會訪問台灣，去的最多的城市是台北。九十年代的台北，給我的感覺似乎還是一個雜亂的都會，但這十年來台北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越來越安寧、悠閑與文明。我好奇地問一位台灣朋友究竟是什麼原因？他半開玩笑地告訴我：「熱衷折騰的台灣人都去上海了，而喜歡安靜的都留在台北了！」今日的台灣如同歐洲、日本一樣，已經過了「愛拼才能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階段，台灣人對什麼是幸福、什麼是美好生活，有了新的理解，這是一面。但另一面則是長期的經濟滯漲，大學生的起點工資十年停留在22k（22000台幣），台北的房價繼續高位，許多學生畢業即失業，很難在台灣找到職位，這些現實生活的壓力又使得許多台灣年輕人瀟灑、悠閑不起來，生活的理念與現實的困境之間產生的巨大落差，使得他們對兩岸經貿協議產生強烈的懷疑，認為兩岸的發展最終得益的，只是少數「政商集團」，而多數台灣民眾將成為這波全球化的受害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台灣青年學生佔領立法院，與美國年輕人「佔領華爾街」同樣具有深刻的「反全球化」背景，他們反對的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伴隨全球化而來的巨大的階層分化和社會斷裂。

　　台灣與大陸不同，她是一個沒有腹地的海島，是浩瀚太平洋中的舢板小船。台灣人具有深刻的海島心態，她得益於開放，也很容易在開放中受到傷害，因而激發走向封閉的反彈。台灣作家胡晴舫寫過一篇《想象一座島嶼》，深得李歐梵教授讚賞，她將台灣人的矛盾和複雜的海島性格刻劃得淋漓精緻：「島嶼，向來是世界的邊緣。唯有在渴望遺世獨立之際，人們才會想象一座島嶼」。「在這個高科技傳媒發達的全球化經濟時代里，島嶼早已不是那般與世隔絕，但是島民卻依然比許多其它地區的人民多了份地點偏僻的好處，讓他們得以被世界遺忘」。「十年來，台灣卻越活越像一塊懸掛於世界邊緣的小島。我們原本就不是世界的中心，現在我們根本不跟世界站在同一塊平台上」。「如果遺世獨立的代價是能夠建立自己喜愛的社會，就算貧窮一點，那又怎麼樣。誰說台灣一定要加入全球化運動。那，擔憂邊緣化的恐懼又從何而來？」[5]孤島上的島民，是倔強的，又是脆弱的，是封閉的，又渴望被接納。個中的委婉曲折，生活在大陸的同胞，是否可以理解這位既有悲情身世、又不無孤僻性格的亞細亞孤兒？

　　台灣年輕一代出生和成長的時代，與他們的父輩不一樣，台灣變成了一個曖昧的所在，自以為是國家，卻不再有國際公認的主權；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卻有獨立完整的治權。於是，台灣人的身份認同之中，最糾纏、最難以道明的，便是一個nationality。妾身未明，這是台灣百年殖民歷史留下的內心創傷。兩蔣時代國民黨帶給台灣的大中華民族意識，是以壓抑台灣的本土意識為前提的，正如鄭鴻生所說：「中華民族思想變成一個孤懸在上、沒能落實到台灣鄉土/本土的東西。這裡可以看到，國民政府對台灣本土文化的壓抑，並非是如今一般所想的「中國」對「台灣」的壓迫，而其實是粗糙單面的現代民族主義對地方傳統與本土多樣性的壓迫。」[6]  清朝在台灣所建立的國家認同，內在於台灣人的地方認同----閩南庶民文化的風俗禮儀之中，然而，在兩蔣時期為了防止台獨，中華民族主義與台灣本土文化卻成為了對抗性的存在，等到蔣經國晚年政治控制鬆動的時候，台灣本土意識就發生了報復性的反彈。台灣的本土化運動，歷史上的第一波以「反日」的形態出現（日據時期），第二波以「反美」的形態出現（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這兩波的台灣意識都是中國意識的一部分，然而，八十年代之後出現的第三波本土化運動，卻是以「去中國化」的「反中」形態出現，從本土的文化意識，最後發展為政治上的台獨。[7]

　　本土化運動也好，台獨運動也好，最喜歡講的是台灣主體意識。究竟何為台灣主體意識？我曾經分析過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而台灣的主體意識，基本也是如此。本尼迪克·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將民族主義視為從無到有的想象性建構，這本書給台獨運動很大的理論鼓舞，試圖在台灣也想象出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共同體。然而，台灣百年殖民的歷史之中，其主體文化是被掏空的，這些年台灣史的書寫，所謂的台灣本土文化認同，基本建立在太平洋島嶼的原住民文化和鄭成功之後的閩南庶民文化兩條脈絡之上。一種歷史記憶的發掘，意味著另一種歷史的遺忘，這個遺忘，就是排斥來自中原文化大傳統，這是另一種對抗。兩蔣時期的國民黨用大中華民族主義壓抑台灣本土文化，而如今的「去中國化」，同樣用本土小文化傳統抗拒歷史和現實之中所真實存在的中華大文化。當對抗性的思維主導台灣主體意識的時候，其歷史與文化的真實內涵被掏空了，剩下的只是抵抗的堅定與勇敢。主體意識的曖昧，需要一個敵對的他者。於是，台灣主體這個「自我」無法自圓其說，嚴重依賴於「敵人」的存在。沒有了「敵人」，便沒有了「自我」，這是殖民歷史帶給台灣的文化困境，至今無法擺脫。

　　作為靠近歐亞大陸的太平洋海島，台灣開埠以來的四百多年，承受了兩種不同的文化季風，一種是來自大陸的中華文明，另一種是來自海洋的東洋、西洋文明，這兩種文明都在台灣的歷史與現實當中內化了，成為台灣本土文化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假如剝離掉這些外來文明，台灣將什麼也不是，何況文化不是一件外衣，不能想穿就穿，想脫就脫。事實上，中華文化對於台灣來說，已經是自身的一部分，無論是作為大傳統的漢字精英文化，還是作為小傳統的閩南庶民文化。楊儒賓教授指出：「『中華文化』和『台灣文化』已是互紐互滲的關係。即使不論四百年來台灣漢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實質關係，單單從光復后，尤其是1949的渡海大遷移以來，『中華民國』此政治實體所滲透的『中華文化』已是台灣文化的實質因素」。[8] 大陸文明就像海洋文明一樣，已經滲透入台灣人的血肉與靈魂之中。究竟是莊周夢蝶，還是蝶變莊周？中華文化與本土文化，在台灣早已是水乳相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亞細亞的孤兒，四代台灣人的認同迷惘。台灣身在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交匯之處，兩大板塊的夾縫之際，這是台灣的不幸，也是她的大運。假如能夠走出「去中國化」的迷思，像過去那樣全方位擁抱八面來風，誰說台灣不是一座永不沉沒的美麗島？

大陸只是希望台灣承認一個中國罷了，難道這不是真的歷史嗎？倒是一小部分台灣人想自成國，即使這樣，大陸仍在探索兩岸統一合作之路，希望台灣人認同這一點，有了大陸作後援，台灣的機會會更大，實惠更多，希望台灣年輕人明白這一點。

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