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桃色「反腐」：名妓點燃清廷黨爭導火線

轉載：新浪



　「中國最有權勢的總理，因腐敗而受到了彈劾！」

　　《泰晤士報》的這條電訊，迅速傳遍了全世界。

　　這是1907年5月8日，該報記者莫理循從北京發出的一則電訊，報道說慶親王奕劻受到彈劾，被指控收受黑龍江署理巡撫段芝貴的巨額賄賂；同時被彈劾的，還有慶親王之子、擔任農工商部部長(「尚書」)的載振，及直隸總督袁世凱、奉天巡撫唐紹儀。報道也說，岑春煊出任郵傳部尚書，並開始安置自己的人馬。

　　《紐約時報》在轉發該文時，用了大字標題《慶親王被彈劾》。

　　國際媒體的報道，都只提到了金錢腐敗，卻忽略了彈劾案中更為狗血的情節——「性賄賂」。

　　賄賂品

　　趙啟霖的一篇彈劾，讓楊翠喜聲明大噪。於是，一個三四線的小明星，機緣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賄賂」的主角。

　　涉嫌收受「性賄賂」的，是慶親王之子、時年31歲的貝子、御前大臣、農工商部尚書載振。他被指控接受了他人贈送的歌妓，納為二奶。

　　這起「二奶」反腐案，在5月7日(陰曆三月廿五)才遞交彈劾狀，《泰晤士報》卻在次日就發出了電訊，消息十分靈通。

　　發動彈劾的，是48歲的紀檢幹部(御史)趙啟霖。在這份題為《劾署撫段芝貴及慶親王父子折》中，趙御史寫道：

　　「上年，貝子載振往東三省，道過天津，段芝貴以一萬二千金於天津大觀園戲館買歌妓楊翠喜獻之載振；復從天津商會王竹林借十萬金，以為慶親王奕劻壽禮。奕劻、載振等因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龍江巡撫……」

　　彈劾的焦點是兩條：一、載振接受性賄賂；二、奕劻接受巨額金錢賄賂。

　　奕劻時年69歲，爵位已經是最高等級的親王，職務則兼軍機大臣、外務部總理大臣、財政處總理大臣、練兵處總理大臣於一身，權勢之大，獨步朝廷。敢於彈劾他，等於虎口拔牙，本身就是新聞。

　　而國人最為關切的，不只是權貴被彈劾，而是「二奶」反腐中的關鍵「道具」、天津名妓楊翠喜。權貴加上八卦，這樣的狗血劇，才是輿論的最愛。

　　楊小姐與載振部長的愛情故事，據說相識之初還是十分偶然的，卻因載振一見鍾情，而平生是非。

　　據《異辭錄》記載，此前(1906年)載振陪同徐世昌出差到東北，返回時在天津拜會直隸總督袁世凱，盤桓數日。某次酒席上，作為主人的道員段芝貴，安排了楊翠喜的歌舞表演，也就是在這場演出中，載振對楊小姐一見傾心。

　　據說，楊小姐的姿色、演技似乎都很平常，只是身材很好，但卻很對載振口味。不過自始至終，楊小姐似乎並未與載振有過什麼深層次交往。

　　趙啟霖的一篇彈劾，讓楊翠喜聲明大噪。於是，一個三四線的小明星，機緣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賄賂」的主角。這等於讓她參與了一次全國範圍內的公關推廣，而且受眾群正是其目標客戶群，不知其出場費因此能上調多少？

　　送禮人

　　而在北洋內部，袁若要賣官，段芝貴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絕非最有錢的財主，毫無競爭力。而為了維持北洋內部的戰鬥力和凝聚力，袁只能採用一種辦法，那就是量才錄用。

　　楊小姐月入800銀元，身價並不低。倘或段芝貴真要將其作為禮品送於載振，「從良」的「買斷」價自然不菲。如果溢價10倍，則需6.7萬兩(約合人民幣1134萬元)，20倍就需13.4萬兩(人民幣2268萬元)。

　　果真要下如此血本，段芝貴又圖什麼呢？

　　時年38歲的段芝貴，雖然在日本學習軍事的時間並不長，但好歹也算海歸。他並非袁世凱的子弟兵，卻最終能獲得袁世凱的青睞，據說是他在發掘和滿足領導的各種隱秘需求方面，有獨到的功夫。《清稗類鈔》記載：

　　「袁世凱有妾與其仆通，事覺自殺，仆竊藏而逃，久之不獲。巡捕段芝貴為懸賞，募得之以獻。世凱大喜，贊其才，令捐道員，密疏保薦甚力。」

　　這段記載如屬實，段芝貴的發跡就在於幫助領導洗去綠帽子，換來了自己的紅櫻子。被彈劾這年，段芝貴還只是一個捐班道員，最多無非正四品，廳局級幹部。這說明，段芝貴進入袁世凱的內圈，時間並不長。而袁推薦他出任黑龍江省長(「巡撫」)一職，至少是從二品的省部級高幹，雖然是先代理，那也是真正的封疆大吏，這是超常規的越級提拔，這至少說明，袁世凱對其相當信任和倚重。

　　段芝貴能得到袁世凱如此提攜，究竟是工作能力、還是拍馬能力？說實話，根據現有的史料，根本難以判斷，而可以確定的只是兩點：一、袁世凱終其一生，用人還是以能力為主，這才將北洋系打造成了中國政壇中實力和勢力最大的一支力量；二、在建立東三省這樣的國家重大戰略上，袁世凱或許可以如李鴻章那樣不太在意幹部的「廉」，但一定不可能不在意幹部的「能」。

　　東三省改行「行省制度」，是當時壓倒一切的國家戰略部署。

　　為了應對東北地區日益複雜的國際局勢，清帝國決心在東三省改行「行省制度」，設立東三省總督，及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個巡撫職位，並從山東等地鼓勵農民移居東北，嫌棄了「屯墾實邊」的高潮，也就是民間所謂的「闖關東」。

　　1907年4月20日(農曆三月初八)，東三省官制發表，總督為徐世昌，奉天巡撫為唐紹儀，署(代理)吉林巡撫為朱家寶，署(代理)黑龍江巡撫為段芝貴，清一色的北洋班底。

　　以公而言，在清帝國的政府分工中，朝鮮事務一直都是北洋大臣的工作重點。李鴻章出任北洋大臣的近25年間，一直主導著中國的朝鮮政策。而袁世凱接任之後，這樣的分工並沒有改變。多年專司，北洋系的朝鮮事務人才自然最為集中，由北洋出掌東三省，順理成章。

　　在北洋內部，袁若要賣官，段芝貴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絕非最有錢的財主，毫無競爭力。而為了維持北洋內部的戰鬥力和凝聚力，袁只能採用一種辦法，那就是量才錄用。

　　袁敢於破格推薦段芝貴，最為合理的解釋，應該不是段芝貴靠「性賄賂」上位，而是其某項才幹至少在袁世凱那裡得到了認可，袁認為其足以勝任艱巨複雜的黑龍江省長。

　　搶位子

　　此時的清帝國，已經下定決心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推行君主立憲。

　　這起「二奶」反腐案，看似御史趙啟霖一人發起了彈劾，其實幕後有極深的背景。

　　當時，3個最為著名的御史，結成了一個同盟，因其名字中都有霖或麟，時人號稱「三菱公司」。《國聞備乘》記載：「湘潭趙啟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趙炳麟，同時為諫官，甚相得，號稱敢言。京師人爭目矚之，因假上海洋商標記，共呼三御史為『三菱公司』。」

　　這些御史們，統歸於「清流」，而「清流」的領軍人物，是57歲的軍機大臣、政務大臣、協辦大學士瞿鴻禨。瞿鴻禨的實際權力，僅次於慶親王奕劻，兩人明槍暗箭，爭鬥得相當激烈。而時年46歲的兩廣總督岑春煊，是瞿鴻    的槍杆子，與慶親王的槍杆子袁世凱旗鼓相當。

　　當時的朝中，除了這兩股所謂的「清流」「濁流」激蕩得比較洶湧之外，還有一股以高幹子弟們為主的親貴派，及以老幹部們為主的騎牆派。

　　此時的清帝國，已經下定決心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推行君主立憲。而誰能掌握這場政改的主導權，成為權爭的焦點。

　　作為李鴻章的衣缽傳人，袁世凱以改革實踐派著稱，多年來他也積極推動政改，甚至說：「官可不做， 憲法不能不立」，「有敢阻立憲聲，即是吳樾！吳樾者，即汽車中放炸藥刺端午橋(端方)之人，即是革命黨！」(吳樾事迹，參閱2012年5月7日本報雪珥專欄《被狙擊的政改》)

　　而岑春煊也沒有閑著，既然務實比不過袁世凱，就從務虛開始，從廣州直接插手上海，成立了國內第一個立憲社團「預備立憲公會」， 由其心腹鄭孝胥出任會長，張謇、湯壽潛出任副會長，搜羅江蘇、浙江、福建的官紳270餘人，定時集會，頗具政黨的雛形。

　　爭奪改革主導權，關鍵還是在於爭奪行政資源。作為政改第一步的中央國家機關人事制度改革，就成了各方交鋒的焦點。

　　在這場交鋒中，奕劻、袁世凱的北洋派，扮演了改革派，呼籲要效仿列強，建立「責任內閣制」，以內閣取代軍機處(有關軍機處的設立，請參閱本報2012年10月29日《軍機處破解集權命題》)。除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外，袁世凱其實也有不可對人言的小九九：他並非軍機大臣，對中樞的影響有限，而推行責任內閣，與他交好的慶親王奕劻必能出任總理大臣，則其政治空間將大大擴展。

　　而瞿鴻禨則因現實處境的關係，只好扮演保守派的角色，堅決捍衛舊有的軍機處制度。他對袁世凱的勢力日益侵入中樞深為不滿，試圖通過鞏固軍機處，解決「朝有大政，每由軍機處問諸北洋」(張一麟《心太平室集》)的局面。岑春煊則派遣親信同鄉于式枚，攜帶專門的密電碼進京，建立了瞿、岑之間跨越京穗的熱線，互相呼應。

　　雙方角力的結果，瞿鴻禨大勝。袁世凱提出的責任內閣制被最高核心否決，軍機處繼續保留，但除了奕劻、瞿鴻禨兩人外，其餘軍機大臣，如吏部尚書鹿傳霖、陸軍部尚書鐵良、民政部尚書徐世昌、學部尚書榮慶等4人，均調離中樞，另補入大學士世續、廣西巡撫林紹年。世續是滿人，與慶親王交好，而林則是瞿鴻禨所推薦。袁世凱還被迫向新設的陸軍部，交出了第一、三、五、六4個師(「鎮」)的兵權，僅僅保留了第二、四兩鎮。

　　第二回合爭奪，在於地方督撫的布局。這一回合，北洋派收穫頗豐：兩廣總督岑春煊調任雲貴總督，由袁世凱的親家周馥接任，同時，在新設立的東三省里，北洋派也取得了完勝，囊括了總督、巡撫的所有職位。

　　岑春煊接到調任雲貴的電令，走到上海，稱病不行，中樞無奈，只好改任其出任四川總督。這回，岑春煊倒是動身了，但從水路到達漢口后，就報告中央，希望能「順道」覲見太后，而且不等回復，就登上了京漢鐵路專車直接北上。

　　到車站迎接岑春煊的，就是瞿鴻禨的小同鄉、御史趙啟霖。

　　「官屠」炸彈

　　岑春煊的開炮，給北京的政局帶來了不小的震動。

　　從後來的形勢發展看，瞿鴻禨、岑春煊等做了兩手準備：一手是通過岑春煊與太后的特殊關係，進京覲見時給奕劻下眼藥；二是趙啟霖等聯絡御史，從公開渠道發難。

　　1907年5月2日凌晨，剛剛入京的岑春煊，得到了太后的單獨接見。

　　第二天，中央修改任命，岑春煊不再需要到四川上任，而改任郵傳部尚書。

　　岑春煊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趕走奕劻的親信、郵傳部副部長(「侍郎」)朱寶奎。

　　連著4天，岑春煊每天都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單獨接見，並進行長時間對話。而在對話中，岑春煊甚至尖銳抨擊政治腐敗和假改革，當然，矛頭所指，正是長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奕劻。

　　岑春煊抨擊「假改革」的言論，雖然幕後有其所夾帶的私貨，但就其言論本身，卻的確切中時弊。

　　岑春煊的開炮，給北京的政局帶來了不小的震動。李鴻章的侄女婿、時年33歲的小官員孫寶瑄在日記中記述：

　　「岑帥之突至，以霹靂手段為政府當頭棒喝，豈不使人可愛，豈不使人可敬？岑尚書乃一活炸彈也，無端天外飛來，遂使政界為之變動，百僚為之盪恐，過吳樾懷中所藏者遠矣！」

　　晚清官場，岑春煊因為政崇尚嚴猛，經常參劾官員，而號稱「官屠」，與「錢屠」張之洞(指張花錢如流水)、「民屠」袁世凱(指袁鎮壓民亂手段剛烈)並列天下「三屠」。

　　就在「官屠」岑春煊引爆了他的「反腐炸彈」后，「三菱公司」的御史們也發起了第一輪彈劾。

　　翻案

　　兩派相爭的第一輪結果，載振和趙啟霖都丟了官。

　　趙啟霖的彈劾一上，中央核心即刻下令：「有無其事。均應徹查。著派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確切查明。務期水落石出。據實覆奏。」

　　載振幾乎是立即遞交了辭呈，但被中央拒絕。

　　但是，同一天中央卻宣布：「段芝貴著撤去布政使銜，毋庸署理黑龍江巡撫。」政治平衡術中，官小的總是被當作砝碼使用。

　　載灃和孫家鼐趕到了天津，卻發現楊翠喜並不是載振的二奶，而是被天津鹽商王益孫買下，作為外房，並立有「字據」為證，「性賄賂」案子虛烏有；而天津商會總理王竹林也宣稱，自己根本不可能籌措10萬兩巨款，給段芝貴去送禮。

　　王益孫在天津的報刊上，公開刊登了相關聲明，為自己的小妾楊翠喜正名，反擊「謠傳」。

　　如此天翻地覆，頗具戲劇性。

　　查無實據，中央便在5月16日下詔，痛斥趙啟霖：「該御史於親貴重臣名節所關，並不詳加察訪，輒以毫無根據之詞率行入奏，任意污衊，實屬咎有應得。趙啟霖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

　　有趣的是，表面上已被洗刷了嫌疑的載振，在次日(5月17日)再度請辭。

　　載振的這次辭職，馬上得到批准。

　　這其間，據《異辭錄》載，似乎新入軍機的世續起了不少作用。此人時年52歲，「在滿人中素著忠悃」，與慶親王關係不錯。他擔心，如果重用岑春煊，則「徒苦老慶，於滿人無利」，顯然，這是頗講政治的顧慮。當慈禧前往頤和園，在萬壽寺稍憩時，召世續單獨見面，世續巧妙地透露說，岑春煊其實與慶親王有私怨。這點提醒了慈禧，她因此對岑春煊開始疑慮。

　　主管查案的載灃、孫家鼐兩人，載灃時年才24歲，並無什麼經驗閱歷，世續勸他少蹚渾水，一切聽孫家鼐的。

　　兩派相爭的第一輪結果，載振和趙啟霖都丟了官。載振烏紗帽的含金量大大超過趙啟霖，只是下台方式體面一些，相比之下，清流派還是贏面更大。

　　御史們並不想見好就收。「三菱公司」第二「菱」趙炳麟出場，在5月19日上疏，認為：「處此時勢，大小臣工皆應勸善規過，共濟時艱，倘敢言之諫臣嚴加屏斥，臣恐言路閉塞，人心解散，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

　　對於段芝貴之案，他說了大實話：「臣早欲具折糾參之，則無真實之憑據；不參，又不能上對君父，下對天下士民，日夜焦思以至於病。及見趙啟霖糾參，益欽皇太后、皇上之清明，深自愧多所顧忌，不如趙啟霖之不顧處分。今則如臣之多所顧忌者，獨留於朝；如趙啟霖之不顧處分者，罷職而去，謂立言官之謂何？將何以作其氣耶？他日，倘有權奸干國，賄賂公行者，誰復為之直言極諫耶？」

　　他還以辭職相逼：「倘以臣言為朋比，則臣實無面目以立於朝，亦將還冠帶於陛下，辭我皇太后、皇上而歸田裡矣。」

　　4天後(5月23日)，「三菱公司」第三「菱」江春霖出擊，認為載灃、孫家鼐的調查報告有不少疑點，要求重新調查。

　　他把矛頭指向了鹽商王益孫，這回用的是官吏不得迎娶演藝界女伶的法律。王益孫畢竟不僅是商人，還是兵部的候補郎中，當然也算領導幹部，迎娶歌妓的行為違法。

　　反擊

　　報道「二奶」反腐案 「搏擊最力」的媒體，當屬《京報》。

　　一直處於守勢的北洋派，終於完成力量集結，開始反擊。

　　5月27日，慈禧單獨召見奕劻。奕劻指出，兩廣軍情緊急，非岑春煊出面不可，提議岑春煊回任兩廣，慈禧同意。其實，慈禧此時也有點厭倦岑春煊，試圖以此平衡兩派之爭。

　　岑春煊雖不願意，但朝命頻催，竟是不容他在京城多呆，他只好南下，在上海繼續稱病觀望。

　　隨後，在袁世凱支持下，御史惲毓鼎向瞿鴻禨發難，公開彈劾其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佈黨羽。身為堂堂軍機大臣，瞿鴻禨竟於當日被逐出軍機，勒令退休。

　　慈禧太后如此雷霆一擊，是因為她確信了瞿鴻禨的確在幕後有所串聯。

　　報道「二奶」反腐案 「搏擊最力」的媒體，當屬《京報》。該報創刊於當年的3月28日，其主編汪康年當年在浙江鄉試錄取時，正是瞿鴻禨當的考官，因此有師生之誼，關係一直十分密切。

　　此次權爭中，汪康年利用其媒體平台，大肆炒作「二奶」反腐案，一時洛陽紙貴。不過，這也直接導致了報社在8月份被查封取締。

　　瞿鴻禨的失算，恰恰是其肆無忌憚地運用媒體作為投槍和匕首。媒體的集體狂歡，看似在呼應他，卻實際上激起了高層的反感和警覺，反而幫了他的倒忙。

　　如有革命黨背景的《神州日報》，也於該年4月2日在上海剛剛創刊，于右任擔任社長(「經理」)，楊毓麟任總主筆。楊毓麟從5月18日至24日連續發表評論，狂轟濫炸：

　　「楊翠喜，以一女優而為釀成政界恐慌……」

　　他認為：

　　當朝權貴「納賄之術，為途亦多……乃至買妾置媵，可以易官，借床笫之歡娛，承貴人之顏色。封疆之寄，賤於俳優；節鉞之榮，售於奩鏡。」

　　顯然，這樣的言論，當局自然是聞之逆耳的。

　　在御史們的集體壓力下，北洋派對趙啟霖放了一馬，中央於7月16日發布上諭：「已革御史趙啟霖，著加恩開復革職處分。」而對岑春煊，則窮追猛打。

　　史稱「丁未政潮」的這場風波，轟轟烈烈了幾個月，隨即偃旗息鼓。但是，一個極其強烈的信號卻傳遞出來了：

　　大清國的腐敗，已經與改革血脈相連，並且隨著改革的深入而深入。即便是作為改革攻堅戰的政改，也被當作了黨同伐異的機會，無論哪一派莫不如此。這正是大清國改革的最尷尬、最弔詭、也是最致命的地方。

　　其實，在類似的折騰中，被拆的何止是藏嬌的鳳巢，而是帝國的大廈……

中國在近代為什麼屢戰屢敗?為什麼說五  四反儒己經落後呢?這裡先來介紹一個人。
     
　　福澤諭吉——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他畢生從事著述和教育活動，形成了富有啟蒙意義的教育思想，對傳播西方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被日本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

　　他堅持認為，日本人的虛假落後的一面也正是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日本要實現以西方為標準的現代化，就必須擺脫儒家文明，學習西方文明。他本 人的責任正在於挺身而出，肅清儒家文化對於日本現代化的束縛，傳播西方現代文明，從根本上改 革日 本人民的精神。他尖銳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學就是「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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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澤指出，治與被治的，三綱五 常的關係模式只是在特定條件下偶然形成的，並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與父母子女的關係相類比。孔子完全為 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經驗局限，結果他的學說雖然代代相傳，但永遠只能基於治與被治的固定模式上，並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類知識的進步其實是獨立於儒學而 發展的。
　　相比起福澤在1870年代對儒家文化文化的鮮明批判，由胡適和陳獨秀在中國進行非儒反孔在1910年代才開始，這整整落後了將近40年，所以才說五四 的非儒反孔已經落後了。儒人現在拚命地黑五四先驅，以為這樣就可以顯示儒家的高大全。然而，真 正的反儒鬥士早就已經出現了東洋，他還成功帶領國家走向現代化。就是早了這40年，中日兩國在近代的差距就由此拉開了。而這1870年代至1910年代這40年，恰恰是中國經歷了最多的苦難和屈辱的40年。
　　1999年，韓國出版的《孔子消失國 家才能復興》一書提出想要解決韓國政治、社會、經濟等領域的痼疾，必須從儒學的陰影中擺脫出來。該書當年 銷量最高，儒教被扣上了危機主犯的罪名。
　　李光耀則說：新加坡今天之成就，不是靠什麼儒家文化，而是英國殖民者帶來的現代文明制度！ 李光耀對講過：「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 廣東人的後裔，祖先都不識字，很貧窮，而達官顯宦、文人學士則全留守中原，因此沒什麼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國做不到的，或沒法子做得更好的。」他又補充道：「新加坡成功的關鍵，是英國人留下的法 治制度，而不是什麼儒家文化。」

   黑格爾說：「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幾千年的中國，其實是一個大賭 場，惡棍們輪流坐莊，混蛋們換班執政，炮灰們總是做祭品，這才是中國歷史的本來面目。
   廖信忠說：台灣的好不在於繼承了中華 文化傳統.
   日本脫儒，新加坡脫儒已在前，而且孔子 學院，也不是樹儒，只不過一些漢字學習與生活習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