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末元初當過「縣長」的大詩人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這動人心魄的發問，至今令多少人困惑難解。寫下這優美詩句的，就是金元時期的大詩人——元好問。不過與歷代文人「風流才子多春思」不同，至情如斯的元好問卻沒有一件纏綿悱惻的風流韻事傳世，他一生戀愛的對象就是詩詞、史學，這使他雖然生在金末元初朝代更替的亂世，卻深懷強烈的使命感，為後世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成為「詩文史學萃於一身」的「一代宗匠」。
一、名動汴京的「元才子」
　　元好問（1190—1257年），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他是北魏鮮卑族拓跋氏後裔，魏孝文帝南遷洛陽時，改姓元。元好問的先祖中，最有名的就是唐代詩人元結。他的父親元德明同樣詩才過人，可惜屢試不中，於是心灰意冷，便放浪山水間，以詩酒自娛。元好問在七個月大時，就被過繼給了叔父元格。這或許成了不幸中的萬幸，元格曾在掖縣、冀州、陵川、略陽等地做官，家庭條件優越，他對元好問的教育極為重視，顯然這比整天醉著的生父元德明更適合做監護人。
　　元好問天資聰穎，4歲開始讀書，「始齔能詩」，7歲時就能寫詩了。太原名家王湯臣見過他之後，驚呼為神童，後來又在《題裕之樂府後》詩中稱讚說：「常恨小山無後身，元郎樂府更清新。紅裙婢子那能曉，送與凌煙閣上人。」14歲時，元好問拜陵川大儒郝天挺為師，經過6年的學習，他便「貫通百家」。15歲時，元好問曾隨元格在陵川西溪參加一個宴會，即席賦五言詩，引起轟動，有人描述說「當時膝上王文度，五字詩成眾口傳」，將他與東晉名士王坦之相比。他的哥哥元好古對弟弟在五言詩方面的造詣佩服得五體投地，自愧不如，曾寫詩道：「鶯藏深樹只聞聲，不著詩家畫不成。慚愧阿兄無好語，五言城下把降旌。」
　　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16歲的元好問赴并州（今山西太原）參加科舉考試，途中，他遇到一個捕雁者。捕雁者說今天遇到一件奇事，他設網捕得一隻大雁，殺死了它，另一隻脫網而逃，不料脫網的大雁並不飛走，而是在上空盤旋悲鳴不已，後來竟然投地而死。元好問為之感動，便花錢買下這兩隻大雁，把它們葬在汾河岸邊，壘上石頭作為記號，稱為「雁丘」，並寫下了他一生最有名的一首詞，《摸魚兒·雁丘詞》（又作《邁陂塘·雁丘詞》），其中寫道：「問人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是中更有痴兒女。君應有語，渺萬裡層雲，千山暮景，隻影為誰去？」
　　元好問的才情沒的說，但卻無法邁過科考的門檻，第一次應試，他鎩羽而歸。他的老師郝天挺安慰他說：「吾正不欲渠為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這位老先生素來主張「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說白了就是教育不以科舉為目標，所以元好問的落第並不奇怪。20歲時，元好問寫下了《箕山》、《琴台》等詩，當時的文壇盟主、時任禮部尚書的趙秉文看到后極為欣賞，誇讚說「少陵（杜甫，字少陵）以來無此作」，於是「以書招之」，元好問由此名震汴京（今河南開封），被稱為「元才子」。
　　「元才子」應該是名符其實的，他的詩在民間流傳非常廣泛，跟現在的流行歌曲差不多，「家累其什，人嚼其句，洋溢於里巷，吟諷於道途」。只是直到35歲時，這位大名鼎鼎的「元才子」才在趙秉文的舉薦下，考中博學宏詞科，得以以進士的身份進入仕途。
二、良吏、恩師、好男人
　　元好問不僅才華橫溢，而且心地善良，為人忠厚，無論對百姓，還是對朋友、家人，都極盡愛心。
　　正大三年（1226年），元好問被任命為河南鎮平縣令，一年後轉任內鄉縣令。他清正廉明，體察民情，十分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在《偶記內鄉》一詩中，他描述說：「桑條沾潤麥溝青，軋軋耕牛鬧曉晴，老眼不隨花柳轉，一犁春事最關情。」在他的倡導和組織下，原來由於天災兵禍而田園凋敝的內鄉，逐漸呈現出田園蔥綠、農事繁榮的景象。他在內鄉由於母親去世而去職丁憂時，百姓「攀轅卧轍」，挽留不舍。後來他又出任南陽縣令，時值大旱，他極力上疏，爭得了減免3年賦稅的政策，使當地百姓得以休養生息，被評價為「善政尤著」，《南陽縣誌》記載：「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元好問）帥府令鎮撫，甚存威惠」。
　　金亡之後，元好問立志不仕，但他的社會威望很高，所到之處「士子從之若市」。他是一個好老師，「春風和氣，誨而不倦」，培養出了不少優秀人才，元代著名學者王惲、雷膺、郝經、張孔孫等，都出自他的門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被譽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樸，更是得益於他的養育與教誨。
　　白樸是河曲縣人，父親白華進士出身，與元好問是結拜兄弟，兩個人志趣相投，經常詩酒唱和。天興元年（1232年），蒙古人攻入汴京城，年僅7歲的白樸與父母失散，危難之時，元好問收養了白樸姐弟。無奈元好問也是亡國奔命之臣，被押赴山東，生活至為艱辛，但他視白樸姊弟猶如親生，不離不棄。北上的路上，白樸不幸感染傷寒，昏迷不醒，元好問不懼傳染的危險，晝夜將他抱在懷中，百般呵護，或許是上天都為之感動，第6天時，小白樸竟然在元好問的臂彎中出汗而愈。元好問驚喜不已，每天教他讀書，悉心培養。白樸12歲時，元好問才將他們姊弟送歸到白華身邊，白華感激不已，寫詩謝曰：「顧我真成喪家犬，賴君曾護落窠兒。」此後，元好問每至其家，都要指導白樸治學門徑，還寫詩勉勵他說：「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可以說，白樸的藝術成就中，埋藏著元好問的巨大心血。
　　元好問雖以才子著稱，喜歡飲酒賦詩，但卻從不光顧秦樓楚館，沒有留下任何讓人八卦的風流故事，相反，他的家庭觀念很強，對兩位夫人情義深重。
　　他的髮妻張氏是曾任戶部尚書的張翰的女兒，元好問18歲與她成婚，兩人夫唱婦隨，既經歷了安逸時的甜蜜，也度過了動蕩時的艱辛。張氏不幸在元好問南陽令任上去世，元好問十分悲痛，曾寫下一篇情真意切的《三奠子》，悼念亡妻：「悵韶華流轉，無計留連。行樂地，一凄然。笙歌寒食后，桃李惡風前。連環玉，迴文錦，兩纏綿。芳塵未遠，幽意誰傳。千古恨，再生緣。閑衾香易冷，孤枕夢難圓。西窗雨，南樓月，夜如年」。
　　後來元好問又續娶了小他二十多歲的毛氏為妻，不久汴京被元軍陷落，元好問以俘虜的身份被押赴山東聊城羈管幽禁，毛氏跟隨他輾轉顛沛，不離不棄。元好問重獲自由后舉家回到故鄉忻州，但他致力於收集野史資料，需要時常外出，養家的重任都落在了毛氏身上，她很理解元好問的志向，總是無怨無悔。元好問很受感動，在《自題》詩中他寫道：「共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慘淡得經營。千秋萬古迴文錦，只許蘇娘讀得成。」有情有義的元好問，成為歷史上難得的另類風流才子。
三、奉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

　　元好問生活的時期，金朝日漸衰落，開始蒙受蒙古鐵騎的踐踏。在這樣歷史轉折之時，人的選擇是分外艱難和痛苦的，元好問因此曾惹來不少非議。
　　第一件事是「崔立碑事件」。天興二年（1233年），蒙古大軍包圍金都汴京，金哀宗以「親征」之名逃出京城，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發動政變，開城納降，並自封鄭王。事後崔立自認為此舉避免了蒙古軍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左司員外郎元好問執筆，為他立「功德碑」。元好問深知涉及名節大事，便推脫給了太學高材生劉祁。劉祁無奈起草了初稿，然後交給元好問推敲、修改，文成后，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跡，刻上碑文。
　　在儒家文化里，文人最講究氣節，元好問為叛賊立碑，引起了世人對其名節的非議。當然，也有學者為他辯駁，說他撰寫碑文是迫不得已，而且是否構成氣節問題，關鍵是看他在碑文中是否為崔立頌功。元好問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沒有太多可指責的地方，他只是「直敘其事，敷衍成文」，即客觀地敘述了事情的經過，並沒有為其大唱讚歌。他的學生郝經為此曾做《辨甘露碑》一詩，其中寫道：「作詩為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以此向世人疾呼，元好問是清白無辜的。
　　第二個爭議事件，是汴京城破后，元好問曾寫信給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開列了王若虛、王鶚、楊奐、張德輝、高鳴等54名金朝儒士，請他酌加任用，「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後來，這些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這一舉動的確驚世駭俗，由此給他帶來了種種責難，但在元好問看來，雖然受教者眾，但能有所成就者僅「三四十人而止矣」，人才難得，因此要格外珍惜、保護。應該說，他是高瞻遠矚、富於遠見的，他所舉薦的這54名知識分子中，有15人在《元史》中都留下了記載，他們在傳承和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第三件飽受爭議的事件，是在元憲宗二年（1252年），已經63歲高齡的元好問北上覲見忽必烈，給他奉上了「儒教大宗師」的尊號。忽必烈很意外，非常高興地接受了。元好問乘機提出免除儒戶的兵賦等，忽必烈無法拒絕，只好答應了。
　　有人說這是元好問在拍忽必烈的馬屁，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自金滅亡之後，元好問並未出任過元朝任何官職，而以他的名望，混個官當易如反掌，一介布衣何談趨炎附勢呢？元好問此舉的動機無外有兩個：一是蒙古人不尊重儒家，推行「八娼、九儒、十丐」，儒生的地位連娼妓都不如。元好問給元世祖戴上「儒教大宗師」的帽子，可以提高儒生的政治地位，並以此引導遊牧民族的統帥能「以儒治國」，「以漢法治漢地」。第二，則是源於他對蒙古統治認識的轉變。曾經，在亡國后，元好問的內心是十分痛苦的，「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然而在入元二三十年間，他看到忽必烈能夠大興學校，實行較利於發展經濟文化的政策，安定百姓生活；同時他對忽必烈消滅雲南地方勢力，恢復漢唐舊疆的赫赫功業特別欽佩。他在《劉時舉節制雲南》詩中說：「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弦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極」，把蒙古稱為「漢家」，這表明他內心裡的對立情緒消失了，對蒙古政權已經逐漸認同。
　　元好問不是貪生怕死之輩，在蒙古大軍圍城時，他曾竭力謀求救國救民之策，「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以此為標準，新興的元朝是要好過腐敗而沒落的金朝的，從這一點說，元好問雖以儒家自居，但絲毫沒有一家一姓愚忠的腐儒之見，他看到了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並欣然順應了這個潮流。
四、「野史亭」上寫春秋
　　金朝的覆亡已不可阻擋，元好問最關心的事，就是「國可亡，而史不可滅」，他要為後世留存一部金朝的歷史。他在《學東坡移居》詩中說：「國史經喪亂，天幸有所歸。但恨后十年，時事無人知。廢興屬之天，事豈盡乖違。」然而，在活著都是未知數的動亂之際，這是何其艱難啊！
　　汴京被圍時，時任東曹都司的元好問就向丞相建議「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就是用小字抄錄一遍國史，一匹馬就可以帶走。然而「相雖以為然，而不及行也」，主意雖然不錯，可城外的戰馬嘶鳴，哪有功夫干這事啊。
　　天興二年（1233年），元好問被蒙古軍羈管於聊城（今山東聊城）時，便開始著手記錄金史的工作，他一方面「記憶前輩及交遊諸人之詩，隨即錄之」，另一方面則為人撰寫碑銘，通過記述人物的事迹來敘述歷史，寫出當時社會的變化。兩年後，元好問移居冠氏（今山東冠縣），「尤以著作自任」。當時金國實錄在順天（今北京）張柔家，於是他向張柔表達了想撰寫《金史》的意願，但這件事卻被別人阻止了。元好問並不氣餒，他說：「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更加堅定了保存歷史的決心。
　　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年已半百的元好問獲得了自由，回到老家忻州，居住在讀書山，那種欣喜的心情溢於言表，「乞得田園自在身，不成還更入紅塵？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風睡煞人！」當然，回家並不都是睡覺，他還有更偉大的使命，「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這就是流傳至今的「野史亭」，是元好問儲存資料、撰寫歷史的地方。從此，他常年奔波於燕京、真定、順天、鎮平、東平、汴京、洛陽、太原、忻州等地搜集材料，凡是金代君臣們留下來的言論、事迹，他都認真進行採集，「雖甚醉，不忘」。他把聽到的一點一滴都用小的紙條、小的字體記錄下來，多達一百多萬字，以致「捆束委積，塞屋數楹」。
　　經歷二十餘年的不懈努力，元好問窮經皓首，終於完成了《中州集》《壬辰雜編》等數部宏篇巨著。《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詩歌總集，收錄了詩詞2116首，意在「以詩存史」，開創了我國歷史上斷代詩史的新體例。後來元朝丞相脫脫主持修撰《金史》，元好問的這些史學著作成為主要的資料來源，《四庫全書總目》稱「多本其所著」。《金史》被公認為良史，元好問功不可沒。
　　雖然在史學上貢獻巨大，但元好問最引為自豪的，還是他的詩詞造詣，甚至在臨終之時，他囑咐後人在墓碑上只題七個字：「詩人元好問之墓」。元好問的詩詞理論功底相當深厚，28歲時他就寫下了一部不朽的評論集《詩論三十首》，提出了自己獨到的「以誠為本」的詩歌理論。在詩歌創作上，元好問以「喪亂詩」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對此，他曾自信地說：「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敢於將自己與杜甫相提並論。這些詩都寫於金朝滅亡前後，山河破碎，流離的痛苦、內心的憂患浸透於他的詩歌之中，具有史詩般的意味。例如在《岐陽三首》中寫道：「百二關河草不橫，十年戎馬暗秦京。岐陽西望無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意照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蚩尤作五兵」。在《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中，他描繪說：「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疏煙卻數家。」這些文字，筆筆浸血，字字含悲，堪稱杜甫之後現實主義詩風的又一高潮。
　　元憲宗七年（1257年），元好問卒於獲鹿（今河北鹿泉市）寓舍，享年68歲。一代文宗溘然而逝，歷史的天空中星光為之黯然。
　　清代學者趙翼有一首《題遺山詩》，概括了元好問的一生：「身閱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木泣秋風。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不幸的時代，卻成就了元好問的偉大，這無關天賦，而在於他自覺的責任與高遠的志向。
來源:《文史天地》雜誌總第2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