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打成右派死也不出國 不向文革低頭

2013-11-11 奇人 來源：www.junshijidi.com 軍事基地

      導讀：「如果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我情願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萬隻腳，只要因此我們的國家前進了，我就心甘情願。到外國去？不！既然連祖國都不需要我了，還有什麼生活的願望？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悲哀的嗎？我情願作為右派死在祖國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國去。」這段話出我國著名的建築學家和建築教育家，中國科學史事業的開拓者——梁思成。在文革時期，他被紅衛兵嚴重打擊，在萬般折磨中，他說出了這樣的話來表達對祖國的忠貞不二。



　　梁思成在40年代末，引進國外的新建築理論時，還沒有實現中西文化的融合，還沒有來得及消化，就在抗美援朝運動中受到批判而被迫拋棄了。於是他又背起沉重的燦爛的古建築文化的包袱艱難地邁出弘揚傳統的一步，卻又在更大的政治風浪中淹沒了。今天在建築界很多人都認識到，「大屋頂」建築，是從我國固有的建築形式向新建築發展過程中很難避免的一個過程，也是梁思成在探討建築的民族風格時走的一段彎路。在科學的歷程上是允許人們犯錯誤的，可悲的是當梁思成努力提倡「大屋頂」時，卻一心一意地認為這是在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是一個新生事物。

　　今天，當我重讀他的文集時，更加深切地感到他的一生是勇於探索的一生，也是隨著時代前進的一生，他與林徽因在那布滿荊棘的道路上前進，不考慮迎面撲來的風沙雨雪，不計較個人得失榮辱。我想到人們往往只注意向成功的人慶賀，但是在科學的道路上，當我們向勝利者慶功之時，不應該忘記那些先行的探路人。正是他們以自己的勇敢精神，辛勤的勞動，甚至寶貴的生命，為後者立下了「由此前進」或「此路不通」的路標。梁思成和林徽因這一代建築師們，親身經歷了這場建築文化嬗變的巨大陣痛，勇敢地冒著風險走完了他們艱難的歷程，作出了他們各自的貢獻與犧牲。而今新的一代建築師們，又站在十字路口，要麼讓我們古老的建築文化永遠衰落下去，要麼使它獲得新的生命，無論怎樣他們都無法推卸這歷史的責任。

　　紅衛兵三天兩頭對思成和我「訓話」。一天他們對我說：「你要考慮一下，怎樣和他徹底劃清界線，是跟毛主席走，還是跟反動權威走，限你三天內做出選擇。」他們又明確地命令我同思成離婚！這不能不使我思緒萬千，它使我想起了同思成交往近二十年來的一切，也迫使我去了解、並思考思成畢生的事業。也許要感謝這位紅衛兵，因為如果不是他的「命令」，我就不會這樣冷靜地回顧思成的一生，並去認識他的價值。當時我做的更多的只是昏頭昏腦地努力跟上群眾的步伐、拚命去認識他的「罪行」。

　　三天後，紅衛兵並沒有來聽我的選擇。大約一年後工人宣傳隊的一個隊員，又向我作了善意的勸說，指示我劃清界線離婚。那時我已不怕他們了。我審視了自己對婚姻的準則：坦誠、理解、信任、寬容、責任。我與思成之間沒有任何隱私，我們做到了坦誠，正因為我們互相如此真誠，因此得到了互相的理解與信任，我寬容他的任何錯誤。因此我也就有責任與他共同承擔家庭的任何不幸。離婚？不！

　　大約有一周的時間，我跟著思成回憶他的前半生，尋找他的「罪行」。這次延續了幾天的交談與回顧，對我和他都是重要的。思成認為，從美國回來到1937年這一段時間，他有意識地避開與政界人物的接觸。這個時期，思成的社交範圍除了前面提到的清華、北大的一些教授外，還有林徽因的一些作家朋友：沈從文、徐志摩、蕭乾、卞之琳、何其芳、陳夢家等；學術界的一些朋友：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等也常有來往。此外就是建築界的同行楊廷寶、陳植、童、趙琛、鮑鼎等人了。朱啟鈐辦營造學社的頭兩年，學社和日本人有過相當頻繁的來往。思成於「九一八」時到學社，對日本刻骨仇恨，所以堅決反對和任何日本人接觸。另一方面，他和美國人的來往漸漸多起來。有研究中國古代藝術史的學者史克門、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詹恩和美國著名建築師斯泰因及美國領事館的一些官員等。那時對美國是帝國主義毫無認識，反而認為美國是民主、自由、扶持弱小民族的友好國家。到了1950年抗美援朝運動，經過學習才認識了美國的帝國主義本質。

　　思成沉痛地說：「過去我一直認為自己是清白的，我熱愛祖國，熱愛祖國的文化遺產，我沒有從父親那裡繼承一磚一瓦、一張股票的遺產，我的經濟來源完全是靠我的工資收入。我回國后沒有去走發財的路，這條路對我是很容易的；而去創辦了我國第一個建築系。為研究保護祖國的文化遺產，我願獻出一切。但是回顧從1928年到七七事變前夕這一段時間，正是我國進入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時期，對外要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要肅清買辦階級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係，推翻軍閥政府。這個時期紅軍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而我卻一心想著要趕在日本學術界前面，寫出自己的建築史。我想趕快把這些古建築測繪下來，以防萬一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從東北踏入華北內地，一旦戰爭爆發，這些寶貴的建築遺產的命運就難以預料了。我很慚愧，在我們民族的解放運動中，我沒有貢獻自己的力量。」抗戰期間學社在西南恢復了工作，但經費困難。

梁思成：打成右派死也不出國 不向文革低頭(2)

2013-11-11 奇人 來源：www.junshijidi.com 軍事基地
      1940年庚款來源斷絕以後，思成每年都要到重慶去一兩次為學社籌措經費，每次都要乞求教育部或財政部，因此接觸的黨政首腦人物也就多了起來，有陳立夫、朱家驊、孔祥熙等，但和他們的關係也僅局限於學社的經費問題。當時中央美術學院曾一度沒有院長，教育部想讓他去，他辭謝了。後來聞一多在昆明被刺，朱家驊曾要他代表教育部到昆明去「善後」，他因為一向和教育部沒有關係，更是嚴辭拒絕了。思成回憶了抗戰時期的一段生活與工作后對我說：「過去雖然我自認為對美帝國主義沒有認識，但對日本侵略者我是恨之入骨，為了抗擊侵略者，為了保衛祖國，我願做出任何犧牲。但我不是軍人，我無能為力。現在群眾批判我在抗戰期間龜縮在後方，抱著幾座封建迷信的廟、塔、墓、窟為奇貨，苟且偷生，干著把中國引向黑暗的罪惡勾當。這樣的批評，我還很難認識，也難以接受。不過我承認，我沒有想到投筆從戎，這使我感到很愧疚！很愧疚！」思成沉思著說：「什麼叫文化買辦？我認為學術是沒有國界的，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應拒絕外來文化，一個民族只有接受了外來文化，本民族的文化才能更加發揚光大。如中國的佛塔，本非中國固有的建築形式，但它從印度傳入后，仍以中國的風格，造成成熟的中國特有的藝術而馳名世界。



　　文化買辦？在我心中翻來覆去地想了不止一天，仍然得不到答案，真難哪！我不願口是心非地寫假檢討，我希望把我的觀點擺出來和大家討論。」我嚇了一大跳，我的天！他要是真的把這些思想和盤托出去和學生們討論，那豈不馬上就被扣上「向無產階級專政反攻倒算」的罪名嗎？我緊張極了，千叮嚀萬囑咐地告訴他這些話只能在家裡說說，萬萬不可對外人去說。他看我這麼緊張，不禁溫和地一笑說：「你真是反動權威忠實的老婆。」過了一會兒他又說：「眉，也許你和孩子們還是離開我好，特別是兩個孩子，我總覺得對不起他們。」想起孩子，我的心都碎了，我相信早晚會有這麼一天，孩子們會來向我告別：「媽媽，我們必須離開你，離開這個反動的家。」假如這一天真的來臨，我又能說什麼呢？我不敢往下想。

　　當時我們已被取消了閱讀《參考消息》的資格，一個朋友告訴我說，《參考消息》上報道某音樂家「叛逃」美國的消息。我把這個消息告訴思成，他聽了后十分吃驚，睜大了眼睛說：「這消息可靠嗎？」消息可靠與否我不知道，但我很想知道他是怎樣想的，於是問他：「如果有可能，你願意到國外去嗎？」「離開中國？不！1947年我離開美國回國前夕，費正清夫婦和一些美國朋友對我說：共產黨要來了，你回去幹什麼？他們勸我把全家接到美國。我說：共產黨也是中國人，他們也要蓋房子。我還是堅決回來了。多年來我感到幸福的是國家需要我，因此我心甘情願地為祖國奉獻一切。特別是廣州會議（1962年3月2日周總理在廣州召開的科學工作會議和文藝創作會議上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這一報告批判了1957年以後出現的左的傾向，重申了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的觀點）聽了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講話，陳毅還提到了我對《營造法式》的研究工作，我感動極了。我想，我所惟一可奉獻給祖國的只有我的知識，所以我毫無保留地把我的全部知識獻給中國未來的主人，我的學生們。沒想到因此我反而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罪人。」他定睛地看著我，那雙滿含著痛苦的目光使我不忍再看。

　　接著他低下頭沉痛地說：「如果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我情願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萬隻腳，只要因此我們的國家前進了，我就心甘情願。到外國去？不！既然連祖國都不需要我了，還有什麼生活的願望？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悲哀的嗎？我情願作為右派死在祖國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國去。」思成啊！你對祖國的赤子之心，在我的心中激起了怎樣的浪花！梁思成為祖國貢獻了畢生的精力、智慧和才華。雖然他沒有扛起槍幹革命、去殺敵人，但他仍不失為一個高尚的人、無私的人。

      如果說1962年我同思成結婚後，由於我們在年齡、學識和生活經歷上的差異，許多人不理解也不贊成我們的婚姻，如果說在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我多少感到過惶惑的話；那麼，幾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認識他的價值。我慶幸自己當年的決定，並感謝上蒼為我安排了這樣一個角色。我在那驚慌恐怖的日子裡，感受到幸福與驕傲、安慰與寧靜。我深信歷史會說明一切，可能我等不到這一天，也許我會和他一起被紅衛兵打死；也許我會被兄妹疏遠；也許會被子女拋棄；也許會被朋友們拒絕。但是，我不能虛偽，不能迴避，既然今天我更加了解了他，更加認識了他的價值，我惟一能做的，只能是誠實地把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