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只有中國制度才有未來二（轉）

觀點：只有中國制度才有未來二（轉）



歐美民主治理模式
應該說治理難度最高的是以歐盟為代表的模式。它們不僅僅是開放社會，更重要的是高度自由的民主社會。然而，越開放、越自由、越民主，其治理難度越高。今天這個模式的所有問題都源自這一特點。對於歐盟模式所代表的各個國家而言，這種問題的難度已經超出制度所能解決的程度。
首先，無視個人差異的一人一票導致兩種後果。一是領導人的平庸化。本來衡量政治人物的標準就是政治能力。但由於票數最多的群體往往是大眾而不是精英，大眾的好惡和標準就決定了政治人物的命運。然而大眾通常只看短期利益，更缺乏國際視野，但優秀的政治人物應該是關注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而且全球化時代更要從世界的角度思考國內問題。競爭的結果往往是民粹色彩（不負責任的許諾、攻擊他國以轉移責任）誇誇其談的領導人獲勝。不僅如此，種族（甚至配偶的種族）、宗教信仰、口才、電視的做秀能力都成為決定性因素。奧巴馬沒有行政經驗，完全憑出色的演講和膚色戰勝經驗豐富的希拉莉。甚至很多領導人的勝選不是因為他自身多麼優秀，僅僅是由於民眾對另一位候選人的反感。法國的奧朗德和從未從過政的醫生柯文哲在台北市長選舉中勝出就是如此。
更為突出的是，一方面是領導人的平庸化，另一方面由於多黨競選，政治人物被分割成不同的政黨，敗選一方則被排斥於權力之外，被迫閑置，出現嚴重的人才浪費。這就是西方雖然可以從全國選擇人才，但卻不能從全國使用人才的原因。
二是當預感到危機或者已經面對危機需要採取措施時，政治人物必須要等到多數民眾覺悟才能行動。
上世紀九十年代希拉克上台以後，就已經認識到法國面對的問題，決定進行改革。結果引發全國性罷工和抗議，最後不得不偃旗息鼓，錯失了變革的良機。等到薩科奇擔任總統時，法國財政已經破產（時任總理費永語），又加上經濟危機，法國不得不改革。這一次薩科奇倒是頂住了民眾壓力，結果他卻被選票趕下台。現在為歐盟辯護的學者也往往說，歐洲還有希望，只是危機程度還不夠，只要危機達到非常嚴重的程度，民眾就覺悟了，政治人物就會放手解決。確實，這在法國也有先例。二戰結束后，領導法國解放的戴高樂吸取歷史教訓提出重大改革，結果卻被迫辭職，賦閑在家。直到十幾年後法國發生軍事政變、前去鎮壓的武裝倒戈、國家靠借債度日，政局一片混亂的危機關頭，才請出戴高樂，放手進行改革。只是代價之高可以想象。可資對比的是，中國只要領導人想清楚了，就可以馬上行動。但在西方，則必須絕大多數普通民眾都想清楚了才有可能採取措施。其難度之高，可見一斑。
這裡不妨舉華人社會都關注的台灣的例子。2016年大選首場候選人辯論會登場。這一次特地加了一個公民提問環節，並從網上徵集。結果儘管每題都有上千人連署，主辦單位再從數百題中選出六題，結果最後篩選出來的問題仍然是「無腦、無邏輯、接錯線」。甚至被候選人徐欣瑩直斥「邏輯不同」。比如「『文化部』被當成提款機，是否贊成『國家』改為半總統制，讓經民意檢驗的『文化部長』來主導文化發展」。這本就是兩個不相干的話題，更何況台灣就是「半總統制」。然而，民主制度下，決定誰來擔任領導人、決定領導人政策的就是這些選民。
所以在西方這種體制下，要麼選不出優秀的領導人，要麼選出來但在民眾的短視、自利訴求下也無所作為。等到危機全面爆發，民眾也覺悟，其難度早已超出領導人的能力。畢竟戴高樂用法國的話說是天賜英雄，並非需要時就會出現。我們不妨看看希臘的例子。政治人物早就知道危機存在，但卻一直試圖紙里包住火，等到包不住的時候，全面崩潰，自己根本無力解決。如果不是歐盟救助，希臘早就成第三世界了。
這裡可以解釋一個現象，何以現在發達的民主國家經濟增長都非常緩慢甚至是零增長或者長期負增長，何以發達的民主國家都債務累累。西方常用的說詞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由於基數增大，各產業飽和發展，增長必然緩慢。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還是體制的活力被遏制。此外，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收集了近100個國家在1960年至1990年的數據並加以分析，它的結論是：「當人們的政治權力水平較低時，這些政治權力的擴大有助於經濟增長。而實現了適度的民主制后，這些政治權力的擴大將會阻礙經濟增長。」原因在於「過於倚重公共方案和收入分配不利於經濟增長」 （尼爾.弗格森《金錢關係》331頁）。因為擁有選票的民眾只樂意於分配財富，而反對增加勞動時間、提高稅收、減少福利。所以歐盟人口僅佔世界的9%，國內生產總值只佔全球25%，但福利開支卻佔世界的50%。美國只佔世界人口5%，卻消耗掉佔全球25%的自然資源。這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續。然而，一個無法實現增長和持續的社會其命運為何不難得出結論。
這個背景也是理解歐洲和美國何以極右政治人物迅速崛起。無論是法國的國民陣線，還是美國的川普現象，都是這種危機的必然產物。雖然目前極右在最後關頭仍然無法執政，但顯然時間是在他們這一邊。正如台灣中研院朱雲漢院士所分析的：「川普現象就像近年來法國極右派興起一樣，是長期經濟困頓與外部危機四伏形勢激蕩下的集體非理性反應，如果繼續受到政治狂熱分子的鼓動，這股洪流最終有可能將美國政治一步步帶向極端仇外與鎮壓異己的民主崩壞道路上。」（《中國時報》）
其次，在歐盟這種社會體系和價值觀之下，大量的移民和難民湧入。在自我標榜的價值觀面前，歐洲既不能對難民束手不管，又不能對他們進行強制同化，更還得給他們提供基本福利，特別是孩童補助。另一方面，西方的個人主義發展到極致就是放棄合法家庭（法國非婚生子女超過婚生子女，總統奧朗德就是表率），不願意生育。歷經幾代變化，無法同化的移民迅速增長，並大有取代本土歐洲文明之勢。
其實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法國《世界報》就發過評論，提出「三十年後的法國將成為誰的法國？」。可惜，根本沒有引起整個社會的重視。到了今天，重蹈羅馬帝國毀滅覆轍（羅馬帝國在外來蠻族的大規模侵襲下而滅亡）的言論才不斷被正視。
就是現在，這個問題在歐洲仍然沒有形成共識。看來本土種族成為少數哪一天變為現實，才會有共識。只是到哪時，已經沒有機會挽救。事實上，就是今天採取行動，恐怕已經亡羊無法補牢了。
西方這種「定期的換人也換黨」的體制弊端並不止這些。比如無法制訂國家長遠發展規劃。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恩格爾就認為：「在中國為下一代制定五年規劃的時候，美國人卻只在規劃下一次選舉」。
最後從經濟的角度看，西方民主制度賴依存在的基礎中產階級正處於消亡中。2015年，美國中產階級第一次處於絕對少數，低於最富有和最貧窮人口之和。歐盟最大的經濟體德國也是如此。根據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研究所的報告稱，1992年到2013年，德國中產階級占人口比例從56%下降到了48%。同時，貧困人口從30%增長到35%，而高收入階層也從14%增長到17%。正如美國史學家巴林頓.摩爾所說：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美國學者福山也認為當年馬克思的政治預言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無產階級變成中產階級。哪么當中產階級消亡之時，西方的民主制度也難以存活。
二戰後的美國，排名世界第一的是GDP、黃金儲備、工業品製造、國際貿易和最大債權國。但現在排名第一除了GDP（很快被中國超越，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購買力平價的測算，中國2014年已是全球第一）和黃金儲量外，其他的則是：監獄中的囚犯、相信天使真實存在的成年人數、國家債務以及軍費開支。這個變化，難道還不清楚的表明了這個國家的未來嗎？ 其實當一種文明衰落的時候，是表現在各個方面的。眾所周知，藝術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但今天西方的藝術早已經走向荒誕、怪誕、扭曲、陰暗、過度浮華和包裝。這恐怕不是藝術本身發生變化了，而是現實如此。在巴黎，當代藝術館蓬皮杜總是遊客稀少，而收錄了現當代藝術之前作品的盧孚宮永遠排著看不到頭的長隊。2015年美國的大片從《終結者》、《007》、《飢餓遊戲》、《山崩地裂》到《碟中碟》，共性就是特技超越內容，都是脫離現實而缺乏靈魂之作。反觀中國的《老炮》，哪才是藝術。還是哪句話，不是中國的藝術高於西方，而是現實的差異。
所以，不管西方這種制度模式在道義上如何高尚，但一個缺乏生存能力和持續能力的制度再高尚又有何意義呢？一個連自身種族、自身文明都無法保障的制度又有什麼存在的必要呢？至於未來西方的制度是無法持續的自我崩潰，還是被外來文明所取代，還是被極右所終結，也只不過是形式的不同而已，其被歷史淘汰的命運則無法改變。
總體而言，朝鮮的制度模式雖然沒有發展的空間，但其治理能力應對自己面對的問題卻綽綽有餘，因而可以長期生存下去。而且只要本土文明不滅，未來總有其他的選擇機會。中國的治理難度雖然很高，從理論上講也不排除發生系統性危險的可能性，但畢竟它有希望，有活力，有成功的機會。尤其是這種體制既避免了委託代理風險，能夠制訂長遠規劃，更可以解決西方政治人物平庸化以及制衡大眾貪慾。最根本的仍然是，其治理難度並沒有超過制度自身的應對能力。歐盟為代表的西方模式治理難度最高，而且由於制度內生性的弊端，無力應對面臨的挑戰，並終將葬送自己的文明。
因此，在當今世界所有的世俗文明中，只有中國的制度模式在開放度、自由度和治理能力之間找到了平衡，不僅可以持續，更有前行創造輝煌的可能，是唯一有未來的制度模式！
來源：BBC

這裡好冷清！ 咱捧兩句。
美國中國都打開國門試一下， 中國跑的一人不剩。 美國人滿為患。
你說的未來是幾萬億年之後的事了。  
有些人的話要反著聽才有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