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主權」的國際背景與中國特色

　　中國亞非發展交流協會理事 曹辛

　　

　　上周，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浙江烏鎮的世界網際網路大會上強調「網路主權」概念時，他一定已經知道了這樣一件事：

　　本月11日，某大國駐北京大使館邀請歐盟、德國、法國和日本駐華大使在北京開會，就幾天後召開的烏鎮世界網際網路大會相關情況進行交流。會上該國代表表示：中國政府特別重視這次會議，提前通過很多渠道傳達了對各國政府代表團參加（會議）的願望。據筆者了解，該大國在會上表明了自己「不參加會議」的立場，並就這一立場在會上與其他國家進行了「交流」。

　　最後的結果是，除韓國外，發達國家政府代表全部缺席烏鎮大會，甚至這些國家的那些真正世界級的網際網路大佬也很少有人去參會，並且看不到任何妥協、折中的處理方式。

　　烏鎮大會前的這次小會，很好地折射出了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的外部環境；尤其是聯想起幾年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把網際網路和美國外交綁捆在一起的「網際網路自由戰略」的兩次演講，這種外部環境就更讓中國政府和官方感到緊張。

　　在2010年的第一次演說中，希拉里強調：網路自由不受國家主權約束，除涉及拉登之流的恐怖主義信息外，其它資訊的自由流動都應該大力倡導。而在2012年的第二次演說中，她將「維基解密」披露美國政府秘密文件的行為是稱為「錯誤」，是美國國家利益的「風險和挑戰」。至於以後的「斯諾登事件」，則完全被美國政府界定為「叛國」了。而與之性質類似的、當年感動世界的《華盛頓郵報》公布五角大樓越南戰爭秘密文件的行為，並沒有被美國政府界定為「叛國」。世界在變，美國也在變。

　　在新的時代，美國政府以自己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的「網路主權」觀提供了外部依據。美國官方對網際網路自由的態度可以被解讀為：網際網路自由是以國家利益作為基點的，並沒有跨越國界的完全獨立客觀的網際網路自由標準。在此基礎上，中國官方進一步提出，網際網路也有主權的。當然，至於這個國家利益是否是民眾的利益、有無侵犯民眾隱私和知情權，那是需要討論的另一個問題了。

　　在一個沒有「新聞信息法」的國家，上述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中國網際網路的功用和價值：商家賺錢工具、個人生活助手、有限的信息溝通和社交平台、以及輿情來源。這一點，我們從烏鎮大會上可以清楚看到。

　　這次世界網際網路大會，除了宣示中國「網路主權」觀外，實際上是一次生意大會。

　　「物流網智庫」對這次大會評論說：雖然名叫世界網際網路大會，但是各個論壇上大佬們津津樂道的關鍵詞卻是：連接、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

　　該智庫還列舉了烏鎮會議上大佬們的重要言論——周鴻禕說：物聯網時代更適合初級創業者；約翰·霍夫曼說：萬物互聯，移動領航；王建亞說：物聯網要有全球統一的標準。該智庫最後的結論是：雖然叫世界網際網路大會，但是這些大佬紛紛把眼光瞄準了物聯網。

　　新浪CEO曹國偉在網際網路大會上發出了這樣的豪言壯語：「追隨國外巨頭的時代早就過了。移動網際網路時代，中國很多方面不是在追隨而是在領先、引領……」 其豪情的主要依據是：「雙11」淘寶天貓移動端交易量佔總交易量70%；而黑色星期五那天，Amazon的移動端交易量佔比為30%左右，「只是中國的一半」——說破大天，還是在談生意。

　　但是，即便沿著這條路線走下去，中國的網際網路也還是具有兩大潛在風險，現在就應該想到並防範：

　　一旦中國依目前軌跡發展成「網際網路」社會，它將難避免變得十分脆弱和易癱瘓。設想一下，如果再次出現類似新疆「七·五事件」那樣的社會動蕩，或者發生國與國之間的重大衝突，網際網路被切斷的話，整個社會、經濟將陷入癱瘓和混亂。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與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日漸深遠，這種癱瘓和混亂局面的漣漪效應將是災難性的。

　　毛澤東多年前說過：「輿論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一定要去佔領，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造成輿論，總是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做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網際網路時代的資訊平台也是如此，帖子不見了，或者打不開網路而你又不發言、「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要佔領這個平台了，就會「謠言滿天飛」，這就是網際網路時代技術的可怕。實際上，與其你說，不如我來說；與其你亂說，不如我實事求是地說。資訊管理的關鍵詞，不是「不許」，而是「如何」，保持網際網路的適度透明，是防止社會動蕩的需要。而按照習近平這一屆中央委員會的施政邏輯，至少反腐和民生類資訊應該先逐步放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