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年底也得突擊花錢

　　作者：吳軍

    首先，科研經費中除了交給學校的那部分管理費，是沒有結餘的。美國的科研經費不僅要求專款專用，而且要按照項目的進展按時花完，即使真的有一點剩餘，給經費的政府機構則會認為相應的研究本來就不需要這麼多錢，會在今後的經費里扣除。因此，到了年終如有經費結餘，教授們便都會買些設備把錢給花掉，甚至給自己的學生更新一下計算機。交給學校（和學院）的那部分管理費，則由學院統一支配。

　　第一筆大的支出是人員開銷，名牌私立大學師生比例都很高，我們在後面還會講，像哈佛這樣的大學一年要開很多門課，因此需要有很多教授，他們的工資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哈佛大約有2400名教授，但只有 6000多名本科生。在15000名左右的研究生（包括專業學位的學生，比如法學博士和醫學博士）中，有一半左右是全時做研究不聽課的。如果把教授的工資攤到這些要聽課的學生身上，每個學生的培養費用則會遠遠超過大學所收的學費（如前面提到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例子）。再加上其他人員的開銷，比如行政人員、保安人員（數量不少），以及實驗室人員、IT設備管理人員，等等，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美國大學不能隨便解僱教職通道上的終身教授，但是如果遇到財務危機，常常就要壓縮非終身教職通道的僱員數量。就連這些年來從沒有為經費發過愁的斯坦福大學，在2009年金融危機時，還解僱了大約500名非終身教職人員。

　　第二筆支出是教學和科研本身的開銷，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工學院，這部分費用佔了預算的大約三分之二。雖然很多課程，比如微積分、文學、歷史，是不需要花什麼錢的，但是很多課程，尤其是研究性的課程，比如生物課程、計算機的課程，則是需要花錢的，這些課程的教學開銷有時候會比任課教授的工資更高。科研本身的花費，各個實驗室基本上是有多少經費（不包括上交的管理費）花多少錢，這一點學院和大學是沒法干預的，實際上科研經費只是在學校及學院的賬戶里過一下賬而已。

　　第三筆開銷是給學生的各種福利。雖然最大的支出是獎學金，但是實際上如果把學費的重複計算扣除掉（即學校以獎學金的形式替學生交了學費后，算作學費的收入，又算一次獎學金的支出），兩者相抵，不在收支中考慮。除此之外，學校還給了很多學生拿不到手上的、隱性的福利，私立大學在這方面的人均花費並不低。我們在後面會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作為例子，說明私立大學給學生們的免費福利有哪些。

　　第四筆開銷是為了將來的發展，要做一些前瞻性工作，這筆錢相當於學校給教授的風險投資，當然學校的回報不是真的從市場上獲利，而是冀望學校將來取得領先地位從而從其他基金來源獲得大筆的經費。2015年春我見到諾貝爾獎獲得者朱棣文教授時，他告訴我正在從事基礎生物研究。大家都知道他以前是著名的物理學家，並非生物學家，即使以他在學術界幾乎無人能及的名氣，尚且不能從NIH拿到基金（這在中國是無法想象的），因此他的研究經費只好由斯坦福出。

　　對於大學里的學院來講，還有一筆錢需要細算，這就是學生在各個學院之間選課的學費結算。學費是學校統一收的，根據學生選課的情況再分配給各個學院。如果一個學院的學生總是選其他學院的課程，比如文理學院的學生常常跑到工學院讀一個雙學位，那麼文理學院就必須把一部分學費轉給工學院。這對學校來講不過是左口袋掏到右口袋，沒有關係，卻會影響學院的現金流，進而影響了大學的辦學宗旨。一些把培養學生為重的優秀大學，會要求學院和系不許算細賬，這樣學生才能做到自由選課。但是很多大學（尤其是其研究生院）在學生修外系課程時，系裡和指導教師把得很嚴，當然他們嘴上不會說是捨不得錢，可是這些系和系裡的教授做決定時，是要考慮費用的。

　　管理一所大學或其中一個學院的財務並不輕鬆。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工學院董事會裡開會，每次都要花三分之一的時間討論財務問題，而院長們也要常常為學院賬上的現金流操心。即使在財務狀況非常好的斯坦福大學，院長們也常常要想辦法通過各種渠道搞到一些經費，來做他們（包括教授們）想做的事情，如果只是有正常的財政收入，大部分學院就只能維持現狀，難以發展。

　　一個大學和學院財務狀況的好壞，與其學術排名以及辦學水平的提升有直接關係。哈佛現任校長福斯特博士引以自豪的事情就是在她任期內募得很多獎學金，讓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免費上哈佛，讓大部分中上收入家庭孩子的學費得以減免。當然，哈佛的這一努力是持續性的，並且從福斯特的前任薩默斯便開始加強了。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在21世紀的前10年及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裡，排名一直在8—10名之間徘徊，並且在名氣上一直落後於傳統的醫學名校哈佛、約翰•霍普金斯和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但是，在米納博士擔任院長后，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財務狀況有了大幅改進（包括獲得了更多的NIH基金），以至於成為全美第一所對所有Ph.D（不是醫學博士MD）學生髮放4年全額獎學金的醫學院，這使得它的學術聲譽、受申請者喜愛的程度、綜合排名等在短短的幾年裡上升到第二位，而且除學術聲譽之外的大部分指標都已經超過了排名第一的哈佛醫學院。從這些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到財務狀況對大學的重要性。前面提到艾森豪威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時在校務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很少，以至於教授們意見很大，但是董事會對他相當認可，因為他改善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財務狀況。

　　反過來，一所大學要是財務狀況欠佳，其辦學質量和學術聲譽下滑的速度也是驚人的。在20世紀60年代，牛津大學無論在學術聲譽，還是學生質量及教育質量等諸方面，與劍橋大學不相上下，相比當時的美國一流大學可能還更好一些。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后，由於經費不足，尤其是在接受捐贈方面缺乏靈活性，其學術聲譽和研究水平急劇下降，今天它依然能夠引以為自豪的是出了很多英國的首相和議員，卻不再能培養出全世界各行各業的精英。20世紀80年代，加州政府向州立大學提供的經費相當充裕，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度在美國大學中排名第一，伯克利的人當時甚至嘲笑哈佛是 「爛船也有三兩釘」。但是沒過幾年，隨著加州政府不斷削減對州立大學的財政支持，伯克利的排名一落千丈，如今它在本科排名和錄取水平上，與哈佛等私立名校相比，已經不在一個層次上了，以至於今天哈佛的人也用同樣的話反諷伯克利。

　　雖然所有致力於教育事業的人都希望把大學辦得純粹，大學教授和學生能夠以追求真理和研習科學為目的，但是畢竟大學是我們世俗社會的一部分，沒有了錢，教育是辦不好的。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雖然很多人對中國的高等教育有各種不滿的意見，都覺得大學變得市儈了，但是有一點進步是全世界都公認的，就是中國高等教育的水平在穩步提高，這裡面經費的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很多美國非常知名的教授都願意到中國大學里講學或是做科研，是因為中國的大學提供的充足經費給了他們實現自己教育理念的機會。朱棣文博士在不久前預言，10年後全世界會發現中國大學的研究水平迅速接近美國，而這其實不過是收穫現今中國在大學科研上加大投入的紅利。

　　我之所以花不少篇幅討論大學的財務問題，是因為對於年輕人來講，在選擇大學時，一個大學是否有足夠的物質條件保障高等教育，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