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英國讀中學

轉自：三聯生活周刊
作者：賈冬婷

11月初去英國，在幾位公學校長的言談中，BBC的紀錄片《我們的孩子足夠堅強嗎？——中式教育》是話題之一。以精英教育自居的公學校長們並不認同片中刻意標籤化的真人秀設計，但仍對其中展現的中英教育差異饒有興味。BBC的初衷是，英國在國際考評的核心科目中屢屢受挫於中國，因此試圖實驗把中式教育嫁接到英國課堂上。片中，5名被精挑細選出來的中國教師空降到英格蘭東南部的一所公立綜合性學校——博航特中學，他們被要求用「中國傳統的教學方式」教授英國學生。「中國傳統的教學方式」包括一個班50個學生的設置，讓學生們換上中式的運動校服，在貼滿「求實、奮進、博學、謙虛」標語的教室內上課，甚至還推行了眼保健操。課堂上的情景更是我們所熟悉的：老師在上面演示實驗，學生在下面不停地記筆記，像機器一樣每天長時間學習，就是為了最後能夠過關……正印證了片子開頭旁白的預設：「中國式的教育，以絕對的權威、絕對的紀律和慘無人道的競爭而聞名……這跟英式教育簡直相差巨大。」儘管遭到了英國學生強烈的掙扎和反彈，但中式教育仍在一個月後的考試中顯示出優勢：在數學、中文、科學三科考試中，這個中式教育實驗班以10%的優勢戰勝了普通班的學生。當然，僅從一部真人秀中無法得出中英教育孰優孰劣的結論，也不能貼上「填鴨式」、「放羊式」的標籤了之，更重要的是在比較視角下的反思與互補。

紀錄片中，中國老師們一走進教室便告知學生，每個人將擁有統一的教學計劃，不會有針對性的細緻教育，這讓適應了分層次教學大綱的英國學生們很難接受。相對來說，中式教育是一種指向大學升學率的應試教育。或者說，中學階段的指揮棒操縱於大學，是眼睛向上看的。在將分校開到中國來的德威公學（Dulwich College）校長斯賓塞博士（J. A. F. Spence）眼裡，「中國教育中的好學生，往往是某一方面特別拔尖，其他方面不行也無所謂；西方人則推崇那種什麼都會一些的人，典型代表就是萊昂納多·達·芬奇，他是科學家，也是藝術家、作家，還對運動感興趣」。

這其中固然有文化差異，但社會背景因素更不容忽視。中國目前仍處在財富快速流動過程中，尚未形成固化的社會階層。「學而優則仕」、「知識改變命運」在人們心目中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教育是最直接也最快捷的上升通道。可以說，應試教育是中國目前最大限度顧及社會公平的制度設計；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未加區分、缺乏個性的人才粗加工生產線。這在前些年大學擴招后更加顯著，2014年高考錄取率已高達70.3%，大學教育也由精英教育變成大眾教育，教育的人才遴選作用在弱化。即使在北大、清華等重點高校，統一招生進來的學生也只是應試精英。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精英教育。

我們注意到，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中國家庭將子女教育的選擇範圍擴大到全球，而且選擇的留學時間點逐漸低齡化，「去國外上中學」成為趨勢。我們在採訪中遇到的一位父親曾在紐約攻讀碩士后回到上海，他在大女兒Michelle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考慮送她去美國學習，全家還專門為這件事赴美，和當年的碩士同學們商討留學的必要性和具體事宜。他認為，美國的教育會使女兒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並且讓她更像一名「國際公民」。如今Michelle已經在美國伯克希爾中學讀二年級了，那裡距離上海7300公里。而一位正在為兒子上英美寄宿學校鋪路的媽媽則直言，她小學五年級的兒子Alex喜歡以自己的方式去探索問題的答案，而在中國學校「總是有標準答案」。

將孩子送去半個地球之外上中學，是隨波逐流，還是理性選擇？國外的中學教育到底能夠提供什麼？為了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將陸續開始對英國、美國等國家代表性中學的考察，試圖探討他們各自的教育模式，以提供一個參照系。

我們的第一站，是英國的公學（Public School），選取了這一體系裡的10個代表進行實地考察。如果說存在一座大英帝國的印象博物館的話，那麼位於教育金字塔頂端的公學與它的產品——紳士，和女王、園林、板球等標誌物一起，無疑是這個博物館里最顯眼的幾件展品。而公學這個延續600餘年的「教育活化石」，在現代社會中仍有強大的生命力。近10年來，中國父母們也加快了追逐這一頂尖教育資源的步伐，據英國私立學校委員會（ISC）2015年的最新統計，包括公學在內的英國私立學校海外學生人數達到歷史最高紀錄，每5個學生里有一個外國人，就連像伊頓這樣的頂級公學也達到了15%，而20年前僅有8%。在外國學生中，來自中國內地的學生比例最大，佔20%。

英國的中學沿襲雙軌制，劃分為公立和私立兩大類。公立學校包括綜合中學、現代中學和文法學校。其中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是英國最古老的一種中學，它為由GCSE考試中脫穎而出的入學者提供學術性課程，其中的大多數學生都準備升入大學，在公立學校中地位超然。現代中學（Secondary Modern School）則以完成義務教育為目的，入學者大部分是社會下層子女，學校為學生提供所謂「走向生活的準備」，年限也較文法學校少兩年，16歲即直接就業。而像BBC紀錄片的錄製地博航特中學這樣的綜合中學（Comprehensive School）正是為消除不同類型學校之間壁壘的產物，它是目前公立學校的主流，在校生佔英國中學生總人數的85%左右，招收一切適齡兒童。在低年級階段，所有學生接受的教育內容都是一致的，共同學習一般的文化科目。但到了高年級，就將學生分為不同的班組：有的側重學術與科學課程，日後將參加公共考試，進入大學深造；有的則側重工藝與技術培訓，準備離校后就業。

與公立學校相對的是私立學校，目前英國有3000多所，習慣上稱為「獨立學校」（Independent School），可以招收國際學生。私立學校的教學和招生自成一體，水平也明顯高於公立學校，但高收費就把大部分孩子隔離在外，全英僅有7%的中學生可以進入。公學則是私立學校體系中的佼佼者，僅有上百所，通常來說歷史更悠久，收費更高昂，多為寄宿制學校，通常實行男女分校。

即使在最寬泛的定義下，在公學就讀的學生也只佔全英中學生的1%，但這一體系堪稱精英的搖籃。英國學者戴維·博伊德（David Boyd）曾這麼定義精英：「精英群體應具備以下一些特徵：職位高；比例小；社會地位高；獨特的生活方式；具有群體意識和集體凝聚力；排外而不自封；樂於和敢於承擔責任；有道德責任感；擁有各種權利。」公學畢業生顯然符合。據統計，全英只有1%的學生可以進入劍橋、牛津大學，而公學的頂尖大學入學率卻可以過半。英國從1721年第一任首相至20世紀80年代的50位首相中，有33位曾就讀於九大公學，佔總數的67.3%。僅以伊頓公學為例，1/8的國會議員、1/3的內閣大臣、倫敦大公司1/3的董事皆為該校校友。儘管公學制度因強化階級分化而飽受抨擊，但客觀來看，也是由於這一精英階層的穩定性——其內部沒有那麼急切的上升慾望，精英的生產才能夠從容不迫地向著更加精細化方向運轉。

關於公學精英培養的成效，惠靈頓公爵曾在打敗拿破崙之後說過一句名言——滑鐵盧戰役是在伊頓公學的操場上打贏的。雖然這話有點勝利者自鳴得意的誇張，但是1974年時任法國文化部長的作家安德烈·馬爾羅在接待來訪的《英國傳記》作者布魯斯·查特溫時對此做了遙遠的回應。馬爾羅談及當時西方文明所面臨的嚴重危機時說，當務之急是對人的改造，古羅馬人之所以能在數世紀的時間裡統治如此廣袤的疆域，全靠羅馬造就了大批優秀的人才。他認為，在近現代，只有英國人像羅馬人那樣培養出了一個精英階層，它不是貴族，也不是中世紀的騎士，而是紳士——英國紳士是西方文明最偉大的創造之一，而公學則是紳士的產生機制。

為什麼英國公學持續培養出了一個紳士階層？這要回溯到它的起源。公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382年的第一所公學——溫切斯特公學（Winchester College），它是在歐洲黑死病肆虐的背景下創立的，旨在提供一所供70名貧困學生、牧師學習神學、教法和民法的學校，為教會培養聖職人員。它與其他地方性文法學校的區別是：面向貧民子弟，面向全國招生——這也是「公學」之名的由來。直到18世紀下半葉，公學因聲望上升、資源緊缺，才由免費教育變異為貴族學校。因顯著的基督教背景，培養基督教紳士是公學一以貫之的目標。17世紀的啟蒙思想家約翰·洛克在他的《教育漫話》中系統闡釋了基督教紳士的培養方法，也奠定了近代英美教育思想的基石。洛克將培養青年紳士視為教育的首要目的。他所設想的紳士需要事業家的知識，合乎其地位的舉止，同時要能按照自己的身份，成為有益於國家的人。為了這一目的，紳士必須具備強健的身體，而且必須集德行、智慧、禮儀及學問於一身。在一系列訓練中，洛克認為健全的體魄最重要，其次是德行，知識則沒那麼重要。他的觀點對公學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

洛克在開篇就談及體育的重要性：「人生幸福有一個簡短而充分的描述：健全的心智寓於健康的身體。」這一思想對於公學的影響極大，體育佔據了學生的大部分課餘時間，成為「沒有列入課表的必修課」，而體育項目的數量、層級、成績也讓公學和公立學校拉開了距離。

他其次強調了德行。「德行比人情世故更難獲得，年輕人一旦喪失了德行是很少能再恢復的。兒童的心理和禮貌的形成需要不斷的注意，因此應針對兒童個性特點而採取相應措施。」洛克認為這在大群學生中間是無法進行的，受其影響，公學開始推行小班上課，以滿足個別教學的需要。在課程的設置上，公學更注重古典課程和宗教課程的道德熏陶作用，以及課外活動的才能訓練，以使學生養成上流社會需要的風度禮儀。而為了貫徹性格陶冶的原則，寄宿制也是公學的一大特色。

在一系列的紳士培養目標中，知識和技能是最不被洛克看重的。他認為，一個紳士與其做一個良好的逍遙學派或笛卡兒學派的學者，遠不如精通古希臘、羅馬作家的作品來了解人類社會的生活，成為一個有德行、懂得人情世故和有禮儀的人來得重要。因此，在19世紀以前，培養具有健全體魄、注重德行修養的紳士是公學的唯一目標，也是適應當時英國貴族階層的一種培養目標。20世紀之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在強大的政治壓力和社會壓力下，公學也開始重視科學教育和學術能力的培養，「牛劍」（牛津和劍橋）升學率逐年升高，公學的紳士培養目標的內涵也有所拓展。

可以說，紳士培養的核心與其說是教書，不如說是育人。全人教育（Whole Person Education）——培養全面人格的紳士——一直是公學的基因。曾經在哈羅和墨爾文公學任教多年的龐辛告訴我：在所有衡量公學的指標中，公學系統內部並不看重的就是A-level（英國大學入學考試）排行榜上的名次，因為排行榜的唯一標準就是考試分數，根本不能體現全面的品質教育。伊頓、哈羅和墨爾文等老牌公學都不參與排行，可見一斑。伊頓公學新任校長西蒙·亨德森（Simon Henderson）就對此極為反感，他坦言：「作為學校，如果你的考試成績名列前茅，那麼未來的大門就向你的學生敞開。但這是有代價的，當他們走出這扇大門時，他們的個人和職業是否幸福和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考試成績之外諸多方面的訓練和教育。」這些考試之外的訓練，更多體現在我們傳統認為的「副科」中，比如體育、音樂、藝術、戲劇。

讓龐辛遺憾的是，遠赴英國讀書的中國父母們往往只看排行榜，而且大多選擇在第六學級（Six Form）入學。這一學級是公學里的最後兩年，注重學術性，素有「大學預科」之稱。這一選擇看似投入產出比很高，因為優異的理科基礎，以公學為跳板的中國學生很多能夠如願升入「牛劍」。但是，第六學級主要以升大學為目的，課程專門性強，很多「副科」都削減了。「那些『副科』正是與培養創造力、批判性、自信、領導力更相關的部分。某種程度上，這些孩子沒有享受到公學的精髓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