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兇農婦李桂英的17年

轉自：三聯生活周刊
作者：付曉英

　　追兇17年的故事在網路上流傳開以後，河南農婦李桂英立刻就「紅」了。全國各地的媒體從四面八方趕到項城市南頓鎮，擠在她家的小院里輪流採訪拍攝，這讓李桂英多多少少有些意外。

　　往事

　　見到李桂英的時候，她正坐在椅子上接受一家電視台的採訪。從外表來看，58歲的李桂英跟普通農婦並無太大區別，她留著短髮，兩道眉毛中間的皺紋很深，體型略胖，穿著深灰色羽絨服、黑色褲子和黑色棉鞋，在人群中毫不起眼。可是講述當年的殺人事件以及自己多年追兇的艱辛和努力時，她侃侃而談，完全不是那種沒見過世面、戰戰兢兢的農婦狀態，即使面對攝像機，整個人看上去也沒有絲毫的緊張和羞怯。

　　李桂英敘述的起點是1998年正月初三。那天，她和丈夫齊元德出門走親戚，直到傍晚才回村。快到家時，李桂英停下腳步跟路邊的幾個鄰居高聲聊天，齊學山從旁邊經過，以為李桂英在罵他，便上前回罵，兩人發生爭執，越吵越激烈，後來便開始動手打鬥。過往的鄰居沒能把兩人拉扯開，打架的消息反而迅速地擴散開來。齊元德聽說李桂英被打，拿了把鐮刀就衝出家門，而另一邊，齊金山、齊保山、齊海營和齊闊軍則提著殺豬刀、菜刀和木棍加入混戰。


　　李桂英昔日全家福照片

　　這場打鬥雖然突如其來，但雙方之前的矛盾卻是由來已久。齊元德和李桂英原本都是村裡的民辦教師，兩人結婚後，李桂英被選為齊坡村的婦女主任，兼任青年書記。齊元德為了養家糊口，也干起了別的活計，拉過土、開過磚窯，最後選擇了鉚釘製造的生意。他精通機械，去江蘇買了台二手機床改造一番，自己又製造了滾筒拋光機、電焊機、磨光機等一系列配套生產設備，作坊就這麼開了起來。由於是獨家經營，產品質量也有保證，鉚釘廠的生意越來越紅火，一來二去，齊元德一家就成了齊坡村的「首富」，不僅在全村蓋起第一棟二層樓，還買了第一輛拖拉機，日子過得風風光光。齊金山、齊學山和齊保山是三兄弟，與齊海營和齊闊軍關係親近，關係不一樣。

　　雙方的生活本來沒有太多交集，直到1997年，齊坡村分給齊元德的一片宅基地被齊金山看上了，他三番五次想「賴走」，一直沒能如願，心裡就落下了疙瘩。除了宅基地的糾紛，計劃生育似乎也成了雙方矛盾的焦點。作為婦女主任，李桂英在村裡主管計生工作，齊金山、齊學山、齊闊軍和齊海營四家因為超生都被上級計生部門罰了款，懷疑李桂英是舉報者，於是謀划著揍他們夫婦一頓「復仇」，以解心頭之恨，甚至商量著「破上」一個兄弟，殺掉齊元德和李桂英夫婦，以一命抵兩命，「賺了」。

　　對於齊金山等人的「復仇」計劃，齊元德和李桂英也聽到過風聲，不過兩人一笑置之，都沒往心裡去。雖然生活的路數不同，但好歹是鄉親，往上找幾輩還沾親帶故，相互之間又沒有什麼深仇大恨，齊元德不相信他們真能動了殺心。而對於他們仇視自己的理由，李桂英甚至覺得好笑：「我自己都生了五個孩子，怎麼可能去舉報他們超生，這不是賊喊抓賊嗎？」

　　可不管是預謀已久還是臨時起意，殺人事件最終還是發生了。在當晚混亂的打鬥中，齊元德左側胸口被齊金山的殺豬刀刺中兩次，又被齊海營用鐵鍬猛擊脖頸，最終倒地不起。李桂英腿上被扎了一刀，肚子上又被齊金山連捅兩刀，腸子當時就流了出來。衝突以悲劇收場，齊元德在被送往醫院的路上就傷重身亡了，李桂英雖然性命無礙，卻也在醫院裡住了一個多月才恢復過來。

　　丈夫去世，李桂英一直被蒙在鼓裡。她當時住在醫院的三樓，親戚告訴她，齊元德住在五樓，康復得很快，已經脫離危險出院了，正在家裡忙著鉚釘廠的生意，無暇到醫院照顧她。李桂英信以為真，可等她出院回家，非但沒看到丈夫，出來迎接她的婆婆還嚎啕大哭，她才意識到丈夫已經去世了。「腦袋裡好像有成千上萬隻蜜蜂在飛，腳底下就像踩著棉花」，頓時栽倒在地。兩人1986年結婚，十幾年來感情一直不錯。齊元德人聰明，又肯出力幹活，掙了錢全交給李桂英保管。而李桂英嫁過來后，一口氣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改變了齊家三代單傳的局面。出事前，夫妻倆商量著再蓋幾間廠房，把鉚釘廠擴大規模。可是厄運突然襲來，美好的生活希望戛然而止。「好好一個人，像被老鷹叼走了一樣，說沒就沒了。」李桂英內心不能接受。家裡的親戚出於好意，勸她把五個孩子過繼給別人，自己趁早改嫁，她拒絕了，最大的孩子當年才11歲，最小的只有4歲，李桂英捨不得送出去。她不是那種對命運逆來順受的軟弱性格，下定決心一邊撫養孩子長大，一邊給丈夫「報仇」。

　　可是齊金山等五人早在事發當晚就逃之夭夭了。李桂英振作精神跑到項城公安局詢問抓捕情況，此前她從未跟公安局打過交道，唯一的「經驗」來自電視劇里的情節，「以為跟電視上一樣，犯人一跑，警察開著警車『嗚嗚嗚』就去追了」。可悻悻地站了半天，始終無人理睬。民警最後不耐煩地告訴她：「人跑了，如同大海撈針，你有線索我們就去抓人，沒有線索的話我們也不能到處撲空。」她碰了一鼻子灰，無計可施，心一橫就決定自己追查線索。為了防止被報復，她還帶著公公婆婆和五個孩子離開了齊坡村，搬家到南頓鎮。

追兇

李桂英最初採取的追兇方式很樸素。1998年，齊坡村已經有不少村民外出打工了，李桂英就帶著五個年幼的孩子在村裡挨家挨戶地求人，囑託出去打工的村民留意齊學山等人的行蹤信息。她人緣不錯，又遭此厄運，不少人表示願意幫忙，依靠這個辦法，李桂英在全國各地布下「眼線」。

一開始，熱心的村民提供線索很積極，但凡發現長相相似的人都會通知李桂英。有人說看到齊闊軍在江蘇鹽城，她二話沒說跑過去，結果失望而歸；又有人說看到齊金山和齊學山在內蒙古，她懷揣希望急忙趕到，依然毫無收穫。直到1998年3月，在北京房山打工的老鄉意外地發現了齊學山的行蹤，傳信給李桂英，她立刻坐車趕往北京。出發之前，她在隨身攜帶的包里放了一條毯子、一條床單和幾件衣服，她沒住旅店，就在老鄉指示的工地旁邊偷偷蹲守了幾天，果真發現了齊學山。李桂英非常興奮，卻不敢上前，趕緊將線索彙報給當地公安局，齊學山很快被抓獲。半年後，齊保山也以同樣的方式在山西古交市落網。

不到一年時間就找到兩名嫌疑人，李桂英信心十足，以為其他三人也很快會被抓捕歸案，但「線人」的消息卻遲遲沒有再傳回來。2000年秋天，李桂英終於得到齊金山等三人的消息。村民偷偷地告訴她，齊金山、齊海營和齊闊軍都在新疆的一個大城市幫人開車運貨，但具體是哪座城市、哪個區域不得而知。李桂英找來地圖，鎖定了烏魯木齊和伊犁兩座城市作為搜尋目標。她把孩子安頓給親戚照顧，讓關係最親密的姐姐和姐夫去伊犁打工，自己則坐上火車去了烏魯木齊。

那次旅行窘迫至極，李桂英至今都不願意回憶。上車不久，她的錢包就被偷了，一路上全靠好心人接濟。到了烏魯木齊，又只能靠撿瓶子賣錢過活。此前她是民辦教師和村幹部，順風順水，生活富裕，算得上村裡「有頭有臉」的人物。意外發生后，生活跌入谷底，她的辛酸和委屈溢於言表：「追兇的時候淪落到像乞丐一樣，住在人家屋檐下，向別人乞討吃喝，心裡很苦，覺得沒有尊嚴。」

在烏魯木齊逡巡了一個月，李桂英沒發現可疑的蹤跡，在伊犁打工的姐姐和姐夫也沒有得到任何消息。眼看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只好返程回老家。彼時已經進入初冬，她剛進家門，就看到二兒子項項站在院子里給機床擦油，渾身上下油膩骯髒，兩隻小手還長出了凍瘡。丈夫去世后，李桂英不得不操持起鉚釘廠的生意，她心裡很清楚，「一家人要生活，鉚釘廠是主要的經濟來源，無論如何要維持下去」。可是作坊里的人手不夠，而項項最聰明，很早就學會了操作機床生產鉚釘，她一狠心就把項項留在家裡幫工。

年幼的孩子們當時對母親外出追兇的行為並不十分了解，但身體上承受的痛苦卻可以直接感知。那次，一向懂事的項項看到母親回來，委屈地哭喊著不做鉚釘了，要去上學。李桂英看著不到13歲的兒子，又心疼又心酸，再聯想到自己在新疆受的苦，差點支撐不下去了。「當時真的想過放棄，不讓孩子們再跟著受苦。可是一聽到新線索，心裡還是放不下。我丈夫死得太冤了，抓不到兇手，總覺得虧欠他，也就咬牙堅持了。」

追兇這些年，李桂英幾乎跑遍了大江南北。「有關齊金山的線索又多又亂，有人說他們在雲南，有人說他們在海南，也不知道哪個靠譜，但凡聽到消息我就出去找，跑了十幾個省市地區。還有不少騙子打電話來，說是要提供線索，但要先付錢才告訴我，早期我還真抱著希望給過幾次，結果什麼收穫都沒有，後來也就不上當了。可是找了十幾年，始終沒發現他們的影子，三個人似乎徹底銷聲匿跡了。」李桂英說。

追兇沒有進展，但生活還在繼續。鉚釘廠的生意雖然大不如前，卻也能勉強經營。五個孩子相繼長大，有四個考進了大學，這讓李桂英非常欣慰。而她一直心心念念的追兇，也在2011年有了新的頭緒。那年，齊學山和齊保山刑滿釋放回家，出獄不久就張羅著在老家齊坡村蓋房子。這一消息很快就傳到李桂英耳朵里，她心生疑惑，「剛出獄的人怎麼會有錢蓋房子」，猜測是齊金山暗中資助。經人指點，李桂英想方設法找到了齊學山的電話號碼，又跑去周口市託人列印出他的通話清單。清單上有一個新疆號碼頻繁出現，她懷疑號碼為齊金山所有，就把電話號碼、齊金山的身份信息連同公安機關的追捕信息一起提供給新疆警方。不久后，警方就傳回一段視頻讓李桂英辨認，視頻里的人正悠閑地蹺著二郎腿吃飯，正是逃逸了13年的齊金山。

意外的進展

齊金山的歸案讓李桂英大受鼓舞，她琢磨著繼續從電話號碼入手尋找線索。今年10月份，她又輾轉打聽到齊海營女兒的電話號碼，採取同樣的方式，篩查出可疑號碼，再配合老鄉提供的線索，將藏匿在北京大興、已經改名換姓的齊海營挖了出來。

剛一拿到齊海營的線索，李桂英很興奮地跑到項城公安局報告自己的發現，可是當地公安局對此似乎並沒有太大興趣。他們告訴李桂英，局裡積壓的案子很多，警力和經費都不足，不能因為一個還沒有完全確定的線索就去北京抓人，何況技術手段不成熟，抓捕難度很大。

這個理由她之前已經聽過很多次，李桂英說：「顯然是在搪塞我。」她不氣餒，也不打算退縮，回到家后思索再三，決定打電話給北京的一個退休老幹部求助。老幹部是她之前去北京上訪時認識的，他讓李桂英找媒體，還幫她聯繫了河南省一家電視台報道此事。這招果然奏效了，電視台報道沒多久，項城市公安局就成立了專門的工作組。11月7日，副局長帶著工作組來到北京，在北京警方的幫助下，11月13日就將齊海營抓捕歸案。

五個逃犯已經抓獲四個，本以為事情到這裡就暫告一個段落，但李桂英追兇的故事卻被越來越多的人知曉，她意外地進入了公眾視野。全國各地的媒體從四面八方趕到項城市南頓鎮，擠在她家的小院里輪流採訪拍攝。李桂英從之前無人理會的狀態中徹底掙脫出來，抓住機會訴說了自己17年的經歷，還帶著各路媒體回到當年的事發現場、齊坡村裡的老宅以及埋葬丈夫齊元德的地方。當年顯赫一時的老宅如今已荒廢多年，與村子里新修的樓房不可同日而語，只是舊日生活的痕迹還在。

齊坡村的大多數村民此前不知道李桂英一直在追查五名兇手的線索。此番曝光之後，村裡大多數人「怕兩頭得罪」，態度冷淡，對當年的兇案隻字不提，也有人在背地裡指責她「鬧得大家雞犬不寧」，李桂英不是沒有感受到壓力，但她對此完全不在意。「有人支持我，就有人反對我。我自己的親戚也說抓到四個就行了，可是我經歷的苦，別人怎麼會了解。」她有主見，不肯輕易認命，發誓要為自己和丈夫討回公道，在網路上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聲援。

媒體一茬接一茬地來，李桂英不厭其煩地講述，對他們一家來說，此刻是個轉機，甚至算得上是小小的勝利。於是，他們決定乘勝追擊，把過去17年承受的屈辱和不公正待遇統統洗刷掉。當地政府部門終於感受到輿論壓力，沒有人再說李桂英「不正常」，他們派出政法委、公安局、教育局、宣傳部的領導在機關大樓的會議室里召開通氣會，這是自1998年案發以來的第一次。官員們在會上通報了案件的處理進度，承諾李桂英將全力以赴緝捕最後一名在逃嫌疑人齊闊軍。

李桂英的表現不卑不亢，她不是那種願意曲意逢迎來營造皆大歡喜局面的人，有理有據地表達了自己的訴求，分寸拿捏得當，既沒有歇斯底里的對抗情緒，也沒有絲毫要妥協的心態。她語調平靜地訴說著自己「十馬車都拉不完」的酸澀和苦楚，要求對當年的相關人員追查責任，也不諱言自己心中有怨恨。「齊金山和齊海營都改了名字，有了新的身份信息，2011年，齊海營還回項城辦理了二代身份證，公安局都沒有人發覺，這是誰的責任？齊闊軍的身份信息已經被註銷，這是誰操作的？我丈夫遇害那麼多年，我往相關部門跑了那麼多趟，不但沒有人接待，還受到斥責和侮辱，負責這個案子的人不應該追責嗎？齊金山被捕后，2012年1月6日被判處死刑，今年7月13日又改判死緩，從第一次開庭到第二次開庭相隔3年零7個月，從第一次判決到第二次判決相隔3年零6個月，這期間周口法院沒跟我們有任何聯繫，也沒做過補充調查，算不算違法？國家的司法環境改變，少殺、慎殺的道理我明白，可是齊金山在法庭上態度囂張，還揚言要把我們一家都殺了，沒有任何悔過之意，為什麼不能重判？我有很多問題現在依然得不到答案。」李桂英拋出的問題讓會議室陷入沉默，主事的官員時不時埋頭記錄，訕訕地笑著，再一次表示將儘力幫助她解決問題、反映問題，還委婉地希望她不要再接受採訪，盡量降低影響。「有什麼要求可以溝通，要多為項城的發展考慮。」

官方的承諾很快就兌現了。12月3日凌晨，最後一名逃逸的嫌疑人齊闊軍在新疆兵團一個居民區的出租屋內被捕歸案。得知這一消息時，李桂英正在去北京錄節目的路上，她對此倒沒有非常意外。出發前一天，項城公安局的人告訴她警方正在對齊闊軍全力實施抓捕，還拿了幾張照片給她辨認，雖然照片里的幾個人都不是齊闊軍，但李桂英相信，很快就有眉目了。

當年的五名嫌疑人如今已經全部歸案，這是李桂英17年來一直盼望的事情，可是真到了這一刻，心裡的負擔雖然放下了，情感上卻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最後一名嫌疑人落網，我這輩子的任務完成了，對丈夫有了交代。憂的是我用了17年去找仇人，歷經千辛萬苦，但媒體報道后，只用了不到17天。假如警察當初就用盡全力去破案，我會用17年嗎？17天能破獲的案子，為什麼讓我等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