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們可以從基辛格從政多年之後的著述中更多地了解他的策略和戰略。例如,通過閱讀1994年出版的經典著作《大外交》(Diplomacy),你可以了解他作為一個政策制定者頭腦中的先佔觀念。該書闡述了為現代世界帶來最持久穩定的兩個國際體系的重要相似之處:1815年至1914年之間的「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以及二戰後美國主導的體系。如今,通向世界秩序的道路更加難以辨別和前行。
回到美國后,像另外200萬美國軍人一樣,基辛格依靠《退伍軍人法》(GI Bill)獲得了獎學金進入哈佛大學——帶著一條小獵狗Smoky。他的同輩中人才濟濟,其中許多人後來在政治、新聞和公共服務領域身居要職。他主修政府管理,但撰寫了一篇名為《歷史的意義》(The Meaning of History)的長篇論文。然後,他開始了多年的激烈論戰,這在充滿競爭的學術界是很常見的,辯論的激烈程度往往與議題的重要性成反比。
如果上述情況發生的話,可以進行靈活的政策回應,就像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總統所做的,將可信的軍事威脅與富有想象力的外交結合起來,在不會毀掉整個世界的情況下結束古巴導彈危機。至於冷戰期間的其他危機,它們受到莫斯科與華盛頓都具有的一種相同認識的制約——在安全事務上任何過火的企圖都會導致「相互確保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這項政策被恰當地縮寫成「MAD」(瘋狂),正如其名。近年來,基辛格加入了其他前美國外交政策及安全官員的行列,倡導銷毀所有核武器。
尼克松與基辛格一樣崇拜偉大歷史人物。在我看來,基辛格本人過於誇大了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地緣政治智慧。就像他的新主人一樣,他正確地看到了毛澤東——一個可怕的暴君、但又是一個龐大國家的領導人,這個國家在二戰後部分源於其領導層的殘酷統治而團結起來——的巨大重要性。中國有巨大的潛力和希望。尼克松可能比基辛格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國的經濟重要性,基辛格似乎從來對國內生產總值(GDP)推算、出口數據和人口結構這些東西不太在行。尼克松明白,越南問題對美國而言是一個極具破壞性的使人分心的問題,因為資本主義必然將戰勝共產主義,而且全球化將創造一個不同的、但不那麼兩極化的世界。如何最有效地擺脫越南並將中國吸引到不斷變化的全球秩序中?對1968年在華盛頓結成的夥伴——「不相配的一對」——而言,這些都是佔主導地位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