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記者敘利亞親歷：反對派把我送到政府軍槍口下（圖）

　　

　　在敘利亞庫爾德重鎮科巴尼，很多年輕人戰死在抵抗「伊斯蘭國」的前線。這裡是科巴尼的一處新陵園，一位老媽媽靜靜得坐在兒子的墳前。

　　近期，「伊斯蘭國」組織殺害中國人質，使相關地區及當地中國人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作為媒體從業人員，2011年底和2015年早些時候，筆者曾兩次進入敘利亞境內熱點地區，考察了塔爾圖斯、拉塔基亞、霍姆斯、科巴尼等地，並與當地不同群體進行交流。在這裡，筆者不僅看到了與西方媒體描述不同的敘利亞，也接觸到不少當地中國同胞的故事。

　　記者常成為反對派「誘餌」

　　2011年底，敘利亞內戰激斗正酣。筆者剛剛到達敘利亞不久，就深刻體驗到了什麼叫做「兇險」。

　　當時，敘利亞政府軍與反對派在敘中部城市霍姆斯激戰。筆者在當地採訪時，「誤打誤撞」進入了反對派武裝控制的街區，隨之與這些反對派武裝人員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當時，筆者提出希望這些人能協助記者拍攝一些街道照片，對方滿口答應，但接下來的遭遇就超出了預料：很快，他們將我帶到了一處街中心的開闊地帶。這裡看不到任何人影，街道兩旁的建築物到處布滿了彈痕，幾乎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不少建築已經部分坍塌。顯然，這裡曾經歷過慘烈的交火。就在此時，街口對面的幾處掩體後面冒出了人影，並伴有機槍拉槍栓的聲音和阿拉伯語的咒罵聲——他們是政府軍士兵！

　　當時，霍姆斯已經進入了巷戰階段，政府軍與反對派武裝各控制著部分街區，雙方「划街而治」。我身處的街口位置，恰好是兩軍對壘的最前線，而此時將我帶來的武裝人員早已不見蹤跡。千鈞一髮之際，我唯有高舉雙手，並展示手中的相機，隨後慢慢轉身離開——幸運的是，背後始終沒有響起槍聲。

　　很多跡象表明，這更像反對派武裝專門為記者們準備的「陷阱」——如果敘利亞政府軍失手射殺了記者，反對派一定會藉此大做文章，將政府軍描繪成射殺外國記者的兇手。所幸當時對面的政府軍士兵保持了剋制——要知道，戰士在戰場上開槍是一件多麼平常的事情。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筆者並非唯一有過如此遭遇的外國記者。2012年6月，英國「第四新聞頻道」的首席記者湯姆森曾在該頻道網站上撰文稱，反對派武裝故意將他的採訪小組引到交火區，致使他險些被政府軍打死。他認為，這是敘利亞反對派蓄意之舉，因為「西方記者被殺可以沉重打擊巴沙爾政權的名聲」。

　　西方媒體報道可信度低

　　在前往敘利亞之前，我也是主要依靠西方媒體的報道了解該國。但在到達當地后發現，這裡與外界描述的有很大區別。這其中的「不一樣」，背後就是一場看不見硝煙的輿論戰。

　　採訪期間我曾多次發現，部分西方媒體關於敘內戰的報道嚴重失實。如2011年11月20日，幾乎所有西方媒體都援引反政府人士的話報道稱，位於大馬士革的敘利亞執政黨總部大樓遭遇兩枚火箭彈襲擊。要知道，當時反政府武裝還無法真正威脅到大馬士革的安全。筆者隨後在大馬士革現場展開的調查發現，所謂「火箭彈襲擊」純屬捏造，大樓僅在當天凌晨遭到過兩次冷槍襲擊而已。

　　又如，在報道敘利亞反政府示威的規模時，西方媒體總是有意無意地誇大參與人數，或是不加辨別地大量播發反政府武裝提供的視頻，視頻畫面模糊。而筆者在大馬士革看到，這裡幾乎每天都有大大小小支持總統的遊行，但西方媒體幾乎從未報道過。

　　西方媒體也有自己的理由——他們的記者無法獲得敘利亞簽證進入當地採訪，因為敘利亞政府拒絕西方媒體入境。西方媒體只能將自己的前方報道中心設於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黎巴嫩的貝魯特等地，他們了解最新動態的辦法就是給敘境內的反對派打電話。而反對派的單方說法往往成為西方媒體報道的唯一信源。

　　外界報道還會有另一類曲解，那就是先入為主后的「缺乏了解」。敘北部庫爾德人就是一個例子。2014年至2015年初，科巴尼（阿拉伯語地名為「艾因阿拉伯」）之戰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這是一個原有四五萬人口的庫爾德城鎮，位於敘利亞北部靠近敘土邊境處。庫爾德民兵武裝「人民保衛部隊」（YPG）在此地與 「伊斯蘭國」組織激戰100餘天，最終於2015年1月從前者手中奪回了科巴尼。

　　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中，經常提到庫爾德人受到敘利亞現政府的「壓制」、希望獨立建國等內容，但在採訪中，筆者發現他們的想法似乎並非如此。一方面，敘利亞中央政府的力量自內戰爆發后就完全撤出了庫爾德地區，集中力量保衛大馬士革、阿勒頗等大城市。敘利亞庫爾德人已經擁有了自己的政黨、民族武裝和臨時政府，事實上處於自治狀態。在科巴尼當地，不少敘利亞庫爾德人告訴筆者，他們對建國沒有多大興趣，他們認為現在的高度自治已經足夠好，在大馬士革政府領導下未必是一件壞事。有YPG戰士告訴筆者，他本人就是巴沙爾總統的堅定支持者，甚至給自己的兒子起名叫「巴沙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