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內定副總理 文革後用洗廁水自殺

核心提示：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直接點了他的名。于會泳當晚一夜未眠。第二天，他找專案組談話，請求與中央駐文化部工作組組長談一次話。然而，他得到的答覆是：組長工作忙，沒有時間和他談話。于會泳徹底絕望了。

本文摘自：《老人報》2014年3月19日A17版，作者：艾英旭，原題為：《曾是「四人幫」擬定的副總理人選》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會泳在院子里散步時，發現廁所窗外有一隻瓶子中盛放著足以使人穿腸爛肚的「來蘇水」，便趁看守人員不注意時，將這隻瓶子挪到自己經常洗臉的位置。下午，他午睡起來去廁所洗臉刷牙后，將「來蘇水」倒入了自己刷牙的杯子中，用濕毛巾捂著帶回了自己的房間。入夜，于會泳提筆給母親、妻子和女兒寫下遺書……

于會泳有音樂天賦，曾經是優秀的教師、有才華的音樂專家，「文化大革命」後期當上了文化部部長。粉碎「四人幫」后，他被隔離審查，最後自殺。于會泳走的是怎樣的人生之路呢？

于會泳1926年6月生於山東乳山縣於家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于會泳從小喜愛音樂。讀到中學時，因家中貧困，輟學回家，被當地聘為小學教師。1946年9月，他找到中共膠東地區黨組織，表達了參加革命的決心，隨即被安排到膠東文化協會文藝工作團工作。

1949年10月，組織上送于會泳去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音樂專修班進修學習。于會泳很快就掌握了樂理、樂譜、演唱等音樂基礎知識，並且學會了作曲。他選擇民歌作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所演唱的民歌，生動傳神，曲調優美，這引起了院長賀綠汀的注意。

1950年9月，經院長賀綠汀舉薦，于會泳留在音樂工作團搞創作工作。此時，該學院已更名為中央音樂學院上海分院（后改名為上海音樂學院）。

在上海音樂學院期間，于會泳創作了大量作品。他於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間音樂腔詞關係研究》一書，有較高水平。依靠這部專著，于會泳得以躋身中國民族民間音樂專家行列。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抓京劇革命。她把《紅燈記》劇組調來，在上海演出多場，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上海文藝界許多「筆杆子」紛紛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對《紅燈記》進行評論。于會泳也在《文匯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京劇假如要演革命現代戲的話，必須對原來的京劇音樂、唱腔作重大改革。

江青對於會泳的文章非常讚賞。有一天，江青問張春橋：「于會泳是個什麼人？」張春橋通過上海音樂學院了解了于會泳的經歷和表現后，向江青作了彙報。江青一聽於會泳是個「根正苗紅」的專家，馬上提出要見於會泳。第二天，于會泳被通知到錦江飯店小禮堂，說有一位領導同志要和他談話。于會泳到地方后才知道，原來要見自己的是江青。談話中，江青當面稱讚他，還當著于會泳的面對張春橋說，今後在搞革命現代戲的過程中要重用于會泳同志。江青的話，使于會泳受寵若驚。

與江青見面之後，于會泳的人生軌跡發生了重大變化。不久，張春橋將于會泳調到上海京劇院，讓他擔任重點劇目《海港》劇組的音樂設計組組長。

于會泳把《海港》中全部樂曲都認真分析了一遍，找齣劇中樂曲中的問題，然後尋找改進的辦法。他在設計《海港》女主角方海珍的唱腔時，更多地將京劇程派的唱腔加入進去，充分發揮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點。江青聽了錄音帶后，非常高興。

于會泳改造《海港》唱腔成功，使江青更加看重他，把他作為搞樣板戲的「台柱子」。很快，于會泳被調到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劇組負責全劇唱腔設計工作。于會泳把中國傳統京劇中最響亮、最高亢的唱腔進行分析選擇，然後將其中精華部分融入《智取威虎山》一劇的唱腔中，還對全劇音樂進行了藝術加工，使改造后的唱腔和音樂十分和諧。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于會泳正在北京隨《智取威虎山》劇組演出，他接到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一個電話：必須立即回到音樂學院接受群眾批鬥、審查。造反派認定他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于會泳找到張春橋，問怎麼辦。張春橋回答說：「你回去吧。不要怕，我們信任你。你回上海以後，要和革命小將站在一起。」

于會泳回上海后，立即到上海音樂學院，主動找到學院紅衛兵各主要戰鬥隊的頭目，非常虛心地徵求紅衛兵的意見，並且主動作檢討。

這時，張春橋和姚文元也讓手下人到上海音樂學院做紅衛兵的工作，說于會泳是革命的。江青在一次開會時，特意派人用自己的轎車去接于會泳。還有一次，江青特意拉于會泳和自己一起上台會見演員。紅衛兵們得知后，不再揪斗于會泳，反而認為他是革命教師的代表。

于會泳受到江青的青睞，工作更起勁了。他參加了《杜鵑山》、《平原作戰》、《龍江頌》等樣板戲的音樂創作。這些樣板戲中的每個字，每個音符，都有他的心血。

1968年，《文匯報》發表了于會泳寫的文章《讓文藝舞台永遠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這篇文章首次系統地提出了「三突出」理論。這篇文章一發表，就受到了江青的稱讚。

1969年4月，于會泳作為上海的黨代表，出席了中共九大，並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中共九大之後，他擔任國務院文化小組副組長。在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隨之，在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會上，他被任命為文化部部長。

也曾受到江青的猜疑

江青是個喜怒無常、喜歡猜疑的人，對於會泳也是如此。

1974年底，長春電影製片廠將拍攝的故事影片《創業》送國務院文化組審查。于會泳覺得這部影片很好，立即打報告向江青等人推薦這部影片在1975年春節公映。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先後批示同意，江青也圈閱同意。就在於會泳下令發行時，突然被江青叫到釣魚台，她當面指責于會泳：「《創業》這麼糟，你為什麼批准發行？這部影片明目張膽為劉少奇鳴冤叫屈，替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老傢伙評功擺好。」于會泳立即以文化部的名義下令停止發行《創業》。除自己寫檢查外，還根據江青、姚文元的意見，寫出文化部對《創業》的「十條意見」。不料，當年7月毛澤東在《創業》編劇張天民的來信上批示道：「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毛澤東的批示下達后，于會泳又不得不和文化部的黨組成員共同寫出檢討呈送毛澤東。

此後不久，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又與江青等人在電影《海霞》問題上發生矛盾。此時，于會泳恰恰被醫生查出患有代謝性肝炎病，必須住院卧床休息。但江青等人認為，于會泳這是在逃避「鬥爭」。

1974年、1975年，「四人幫」搞「批林批孔」，矛頭指向周恩來。于會泳當上文化部部長后，與周恩來有過工作接觸，對周恩來的品格和風範十分佩服。因此，他不願意參與旨在攻擊周恩來的鬥爭，江青認為于會泳陽奉陰違。

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于會泳還是緊跟江青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央查獲了「四人幫」所擬定的他們打算在上台後「組閣」的中央領導班子中，于會泳被列為副總理人選。

10月中旬，于會泳被定性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隔離審查，于會泳寫了近17萬字的檢查和交代材料。當時，于會泳對自己的出路還比較樂觀。他覺得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干過什麼壞事，還做過不少如保護浩然、汪曾祺等作家的有益的事；自己跟隨江青等人辦的一些事情，只是奉命行事；自己有錯誤，沒大罪，自己參與搞的樣板戲，毛主席、周總理也是喜歡和肯定的；周總理還稱讚過自己……

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直接點了他的名。于會泳當晚一夜未眠。第二天，他找專案組談話，請求與中央駐文化部工作組組長談一次話。然而，他得到的答覆是：組長工作忙，沒有時間和他談話。于會泳徹底絕望了。

1977年8月28日晚，于會泳給母親、妻子和女兒寫下遺書。然後將自己刷牙杯中的「來蘇水」喝了下去……

1997年，《音樂人文敘事》創刊號（年度學刊）上發表了于會泳的作品《民族民間音樂腔詞關係研究》。作為音樂家，他仍然被人們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