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越有本事，感情就越純粹

文 | 蘇清濤


「我們這一代人，跟父母兄弟的關係，與上一代人跟父母兄弟的關係有什麼不同？」這真是個有意思的問題。恰好，那幾天我正在看一篇題為《再讀<水滸>之發現武松》的文章，裡面提到武松和武大郎的關係，兩者結合起來，會發現一些很有意思的結論。

上一代人，以及之前的N代人，「養兒防老」的觀念很重。亦即，他們多生孩子，並不僅僅是因為愛孩子，還有一些功利的考量。因為有功利的考量，所以，他們對孩子的愛並不純粹，除了通常意義上的父愛母愛之外，還多了一層「希望他能回饋我」。這種對回饋的期待，既有物質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如「我兒是李剛」等種種「揚眉吐氣」。我們這一代人，成長於后工業時代，社會保障日漸發達，而且，即便是養老金不夠用，大部分人用自己的積蓄也夠給自己的來養老了，因此，我們對孩子這份「保險」的需求度降低了，我們生孩子，就僅僅是因為自己喜歡孩子。

因為上一代人及前N代人對子女回報自己有期待，因此，他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願望必然很強烈，這也就是為何虎爸虎媽會屢見不鮮了。這些望子成龍的父母，更關注的，不是子女能否幸福，而是，子女能否給他們自己帶來幸福。相比之下，我們這一代人，更關注的，是孩子的幸福；我們的幸福，需要自己去奮鬥，而不是要靠孩子來回饋或保障。

兩年前，曾有一位同事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們這一代人，好像沒有我們的父母那一代望子成龍心切了？」我說：「這是因為，我們這一代，認為自己比我們的父母要成功。」「你的意思是，我們這一代中，那些認為自己不成功的人，仍然在望子成龍？」「應該是這樣的吧。我的感覺就是，父母越不成功，望子成龍之心越切。」半年前，看到大象公會的文章《為什麼紅後代喜歡起名叫ABB》，印證了我之前的猜測。那篇文章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紅二代取名字，「A小B」結構的特別多，如X小鵬，X小琳，陳小達，李小雪，李小峰；紅三代取名字，「ABB」結構的很多，如羅點點、X瓜瓜、毛東東等。但無論是哪種結構，都有一個共同特徵：並無中國人起名時鄭重其事的寄託期望或表達志向之意，顯得極為隨意。為什麼影響中國現當代政治走向的群體，反而在給孩子起名時完全不沾政治色彩，而且完全不帶有寄託美好希望和寄託的痕迹？

答案或許很簡單。只有普通人才會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超過自己，有遠大前程，所以中國起名常用字多為表達美好祝願的形容詞和名詞，如「偉」、「剛」、「強」、「麗」、「芳」等。而1949年後A小B的父輩們身居中國頂層社會，對子女的人生道路並無特別期待，不會指望他們還能比自己更優秀，對子女的態度更多是寵愛。他們很容易被視為父輩小一號的複製品，得名A小B是極為自然的事情。

也就是說，社會的上層，對孩子的感情，沒有普通家庭那麼功利。

另一個可以佐證的現象是：社會下層，更喜歡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種簡陋的觀念壓榨子女，在他們看來，子女的主要價值，就是多下幾個崽子，傳宗接代；在這些父母的世界里，子女完婚、生孩子，並不是子女的終身大事，而是父母的「終身大事」。相比之下，社會上層，則更加能夠包容甚至縱容子女去追求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單純地局限於他們的「動物性本能」。

沿用前面提到的「我們這一代人比我們的父母成功」的邏輯，二三十年後，當我們這一代人的兒女到了「適婚年齡」的時候，我們中的大多數，必然不會像前N代的父母們那樣「沒有格局」。

之前的N代父母，在跟子女的關係中，主要以兩種形象出現：領導；奴僕。（當然也有很多例外，但這種例外，多出現在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家庭里。如錢基博、劉墉、周國平等，跟自己的孩子，就像兄弟朋友一樣。）到了我們這一代，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明的「污染」，我們「終於受夠了」前N代父母們的做法，因此，當我們有了孩子的時候，我們會爭取跟孩子像朋友一樣相處。當然，在城市比農村更容易做到；在父母學歷高的家庭，也更容易做到。

我們的上一代人，在孩子成年後，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對財產的問題，看得比較重，很計較某些細節，但我們這一代人，無論是對父母還是兄弟，都更注重親情，而對物質利益，要比上一代人看得淡。上一代人中，兄弟之間為了分家產而鬧得雞飛狗跳的事，比比皆事，但在我們這一代人這裡，這種事則要少得多。十年前，我媽在我們鎮上買了440平米土地，後來建小產權房，簽合同前，為了長遠的便利，我建議，直接寫成我弟弟的名字，而不寫她的名字，這樣，大家都輕鬆。八年前，我剛畢業的時候，沒錢交房租，有一天晚上，一查，卡上只有33元錢了，連忙給我弟弟發了條簡訊「我的卡上，有33塊」，我弟弟很乾脆地說：「我明天打給你3000，不用還了。」其實，那個時候，他每個月，工資也只有2100元。類似的事情，在我的朋友中也有很多。

當然，出現這種差異，絕非僅僅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境界」比上一代人高。而是，社會進步了，現在，大家都沒以前那麼窮了，不會為了爭奪一點可憐的物質利益而付出親情的代價了。

中國文化中有句俗語，「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其實，這裡的父母，也可以延伸到兄弟、親戚等「血緣共同體」；朋友，則更多地是靠「臭味相投」而走到一起的夥伴。很少出門的人、或者儘管也經常出門，但搭建人際關係的能力比較差的人，遇到事情，主要是靠父母兄弟親戚等出手相助；而江湖經驗很豐富的人，則主要是靠朋友。事實上，一個人的圈子越廣、能量越大，便越不可能「靠父母」——當然，父母是官一代、富一代或某種神通廣大的人物的，另當別論。

在《水滸》中，武大郎跟武松兄弟倆的幾段對話，很能說明這種區別：

當武松成為打虎英雄並與哥哥重逢之後，哥哥講了這樣一段話：「我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裡，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時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隨衙聽候，不曾有一個月凈辦，常教我受苦，這個便是怨你處。想你時，我近來取得一個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個屁；我如今在那裡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裡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而武松後來進東京辦事臨行時對哥哥武大則有這樣一段囑託：「你從來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為始，只做五扇籠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到家裡，便下了帘子，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

武大對武松的感情中，既有嫌棄，又有「我需要你來保護」；而武松對武大的感情，則純粹是愛，是呵護欲。弱小者對比自己強大的人的愛，常常夾雜著依賴感；而強者對弱者的愛，則更多地是純粹的愛，或者「自我實現的需求」。

說到兄弟之情，我還想起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幾年前，一個同學的弟弟畢業求職，因為跟我特別熟悉，因此，他打電話給我，問我能不能幫他介紹一份工作。我說：你哥資源那麼廣，你咋不讓你哥介紹呢？結果，這位兄弟說：「不能讓我哥介紹。如果我的第一份工作都是我哥介紹的，以後，別人會說，我是站在我哥的肩膀上成功的，沒有成就感。」我當時開玩笑，一定要把你這句話告訴你哥。

似乎，越是有出息的人，越不指望自己的父母兄弟親戚能給自己的事業提供多少幫助——要麼是覺得沒這個必要，要麼，是他們的自尊心不允許他們這樣做；對這些人來說，白手起家，依賴由自己搭建起來的朋友圈相助，才會更有成就感一些。相反，那些沒有出息的人，特別注重父母的「有用性」，他們喜歡「恨爹不成剛」，甚至，連父母不能出錢給自己買房娶媳婦，也成為了怨恨父母的理由。

與前N代人相比，我們這一代人普遍能夠輕而易舉地做到「出門靠朋友」。我們跟父母兄弟姐妹之間日常交往的減少，主要是因為「互助的需求」下降了。此時，我們跟父母兄弟的交往，反而更容易回歸到純粹的感情上。其實，這不僅是這一代跟上一代的區別，也是城市跟農村的區別、是商業文明跟農業文明的區別。

前些年，村裡的一些老人在進城后常常感慨說，城市裡「人情淡薄」；再後來，常常在網上看到，一些出了國的人感慨說，發達國家裡「人情淡薄」。可是，難道真的是城市人比農村人更沒有感情、發達國家的人比中國人更沒有感情嗎？

也許，真實的原因是這樣的：與後者相比，前者是一個更講究規則和秩序的場所，規則和秩序要嚴格執行，「人情味」兒便會打折扣。對一些還不能夠適應文明社會的人來說，這當然是無法忍受的，因此，他們以「人情淡薄」來表達自己的不適應。

在城市和發達國家等文明程度較高的地方，真正「淡薄」的，並不是「人情」，而是「人情世故」。與文明程度較低的地方相比，在這裡，利益較少披著「人情」的面具出現，人們較少拿利益來玷污人情，因此，人情，反而會顯得更純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