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前總理：毛澤東混合著無情和有魅力的品格

　　

　　

德國前總理施密特 資料圖

　　德國前總理赫爾姆特·施密特是德國和世界政壇備受尊重的政治家。施密特1975年應周恩來之邀來到中國，是第一位訪問中國的德國總理，也是唯一一位與毛澤東見過面的德國總理。他從政期間，曾積極促成德國與中國建交。在西方世界，施密特被認為是在經濟政策上卓有建樹的「偉人」，政治、軍事上「傑出的戰略思想家」。被人稱為歐洲的基辛格。施密特對中國、中國領導人、兩岸關係和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等方面有自己的獨特深刻觀察和真知灼見，並發表在他的《理解中國》一書中。

　　關於毛澤東

　　「他是一個令人難忘的人。他魅力四射，才華橫溢，但是堅定而執拗。毛澤東也具備一種混合著無情和富有魅力的品格。」

　　關於鄧小平

　　「他身上有一種頑強的東西。也許是他不達目的不止的意志力和他的說服力。」

　　「他首先是個天才的實踐家，一個能力超強的人，能夠可靠而敏銳地感覺到什麼事是做得到的，並且具有絕對的意志力把它辦到。」

　　「可能做到的事，立即幹起來。那些辦不到的挑戰，讓別人去對付吧--這就是他的路線。」

　　「建立經濟特區是個聰明的主意。鄧小平選擇改革比較容易出碩果的地方作為重點。他在沿海建立經濟特區，從一定程度上說，世界經濟就在海岸的咫尺之間。」

　　「鄧小平沒有給我留下強烈的迷戀權力的印象。無論如何，他不是一個想當「皇帝」的人。

　　「權利的光環引不起他的興趣，他不想統治別人，只是為了中國人過上富裕的生活。這是推動他的動力，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關於江澤民

　　「他的強項與鄧小平不同。他的強項是居間斡旋、保持穩定和取得平衡。」

　　「我所了解的江澤民，是一個以誠信服人的人。他第一次證明了，中國的穩定已經足以使它沒有統帥式的人物也能過日子。江澤民更像是一個管理型的現代西方政治家。」

　　關於朱鎔基

　　「我認為，90年代擔任中國總理的朱鎔基，也屬於天才政治家之列。要知道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真的不比西歐人或北美人差。只不過中國人口更多，因而出現天才的幾率也就更高。」

　　「在我一生結識的所有世界大國一流政治家當中，他是最為熟悉本國經濟的一位。」

　　「朱鎔基的令人驚嘆之處在於，他並沒有上過西方的大學，他就是一個天才，他聰明睿智和善於決斷。」

　　「朱鎔基有一種幾乎所有德國政治家都缺乏的經濟本能，他不但勤奮，他還憑藉直覺弄通了許多一般要在哈佛、芝加哥或聖加倫用三年時間才能學到的東西。他對企業經營管理和國民經濟的基礎知識，大概是在擔任上海市長時學到的，有關貨幣政策的高級藝術，則是在北京擔任副總理和央行行長期間非學不可的。朱鎔基和他那些因受過一流教育而自以為是的蘇聯同行完全不同。朱鎔基可能很固執，但說到底，他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極有天分的實幹家，一個幹事的人，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的是朱鎔基在西方活動時那種自然隨意的態度。現任總理溫家寶先生也能做到。」

　　「他使中國以有利的條件加入了世紀貿易組織，他成功地進行了反腐鬥爭，他做到了御亞洲危機於國門之外。」

　　關於中國

　　「面對中國的發展，世界上總有人在政治上、道義上輕狂地好為人師。有些歐洲人傾向於接受一些美式偏見，愛從反面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從道義上指責中國人。」

　　「中華文化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多數情況下是因為無知，但也確實是出於對西方的傲慢。」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古希臘人、古羅馬人、古波斯人、印加人、瑪雅人、阿茲特克人，像中國那樣歷史悠久，能在經歷了一百年的慘然衰落和奇恥大辱之後重新振作起來，而且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這在世界歷史上是極不尋常的，幾乎像謎一樣。何況中國還是一個沒有共同宗教的的國家——真是不尋常。」

　　「決不能允許經濟競爭遮蔽甚至排斥對中國的尊重。上帝沒有賦予任何人以權力，把西方國家文明看做是優越於一切的文明，並宣稱中國需要西方的說教或散布對中國的恐懼。西方應當明白，中國在重新崛起為世界大國時將走自己的道路。」

　　「中國是一個擁有數千年古老文化的國家，這是一種綿延不斷地發展，在過去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似乎已遭毀滅，目前卻正經歷著難以置信的復興的文化。」

　　「只有了解儒家思想的影響，才能理解中華文化的生命力。」

　　「在我看來，儒學家說的特殊強項在於：不論個人的社會出身，無條件地強調教育、培訓和考試，是行之有效的。」

　　「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從長遠看，將促使中國人允許人民幣對其他貨幣實行升值，這將必然導致美元相對貶值而歐元相對升值。」

　　「中國市場的發展自然取決於中國人民的購買力和支付能力。而這種購買力和支付能力取決於收入和生活水準。」

　　「中國人還沒有可以自由兌換的貨幣，就是說，還沒有可以在世界金融市場上自由交易的貨幣。20年後，我們將有一個世界貨幣體系，其中美元、歐元和中國的人民幣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構成三根支柱。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也是可取的。此外，我認為可能的是，這三家中央銀行——三個金融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營當局將進行合作，並且總體上對跨國經營的私營金融機構實施世界範圍的監控。」

　　關於中歐關係

　　「西歐目前存在經濟和社會問題，絕非中國的過錯。說什麼由於中國新近成了全球世界市場的一員，從而損害了我們就業崗位和福祉。這種在公眾中反複製造的印象是錯誤的。因為歐洲，包括德國，本來是大有可能降低其結構性高失業率的，愛爾蘭、奧地利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就證明了這一點。指責中國，把西歐在經濟和社會問題的一份過錯推給它，把它說成是干擾經濟的因素，同時又自認為有資格判斷，中國在政治和社會領域怎樣做才是正確的。這二者構成了一對奇怪的矛盾。總體來說，西方世界理論上是宣傳自由貿易的，那麼，它就必須承認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有權向世界市場提供自己的產品，佔領部分世界市場，並且應該為它們創造這樣做的實際可能。」

　　「對我們的高額失業率，中國人沒有責任，東歐人也沒有責任，這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沒有人強迫我們像已經做的那樣處理勞動市場問題，或者像已經做的那樣實現重新統一。我擔心的是，不負責任的政治家們把責任推給中國人。可憎的民族主義口號可能在失望的職工群眾中找到肥沃的土壤。但這樣的事不應該允許發生！」

　　「事實上，德國和歐洲人在我們自己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上很少與中國有關，更多是與我們自己造成的錯誤有關。如果一個新的競爭者在某一個領域幹得比我們好，那麼，這首先意味著我們疏忽了什麼或者做錯了什麼。訴說對手如何危險，並以此製造對抗使局勢激化，這種做法不會帶來什麼結果。」

　　「歐洲人已經懂得，干涉中國不會帶來好處，因為中國人將按照自己的意願塑造自己的國家。對他們來說，歐洲人作出善意的評論還是貶低他們，都是無所謂的。歐洲的經營管理者要比美國人更早地理解到，中國不僅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而且也將成為一個強勁的經濟競爭者。這是由於歐洲人比美國人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出口的緣故。」

　　關於兩岸關係

　　「台灣問題的關鍵是美國人。」「中國人肯定願意同台灣達成一致，但美國反對。中國人甚至允許台灣人擁有他們自己指揮的軍隊。他們不會宣布，但我想，他們會這麼做，如果這是作為一個條件的話。為了使台灣名義上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也會作出其他一切可能的讓步。他們會比在香港問題上走得更遠。北京的統治者要比在台北的統治者更靈活。」

　　「對於台灣的未來政策來說，經濟上的考慮越來越重要。今天，這種考慮對台灣政策的作用要比對美國總統大得多。台灣以一種非同尋常的，鑒於其地理狀況也是可以理解的規模，使自己依賴於大陸的中國經濟，這有利於和平。」

　　「即使在今天，台灣的民主制度與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很少相干。台灣的民主制度是由西方的媒體和政客們豢養起來的。首先是由眾議院和參議院，他們想以此來損害北京的共產黨人。現在這種情緒慢慢平靜下來了，因為近15年來美國的二排和三排議員也去北京和上海訪問了。他們當然為自己所獲得的印象所傾倒。這些印象與他們原先想象的以及訪問台灣時人們悄悄地告訴他們的完全不同並且要積極得多。這將推動他們在台灣問題上願意妥協的進程，時間將有利於大陸的立場。」

　　關於日本

　　「日本人雖然理解，自己在亞洲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他們與德國人不同，沒有正式表示悔過。」

　　「我曾和一位日本政治中起過作用的朋友談論這個題目。這次談話開始時是討論美國和日本商定的美日互助條約的補充條款。我向這位日本朋友指出，我認為這項協議是不幸的。我說：『你們把自己變成了美國一旦同中國發生衝突時的航空母艦，你們如此大規模地武裝自己，這不是必須的，誰會攻擊你們呢？』他對我的天真大吃一驚，說當然是中國有可能發動攻擊。我接著問他：『中國皇帝最近一次派兵到日本是什麼時候？』他只是說：『你贏了。』但我沒有使他信服。他害怕中國。日本的政治階層今天仍然認為，中國可能攻擊他們。「日本人過去沒有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們沒有擺脫他們那種民族利己中心主義的世界觀。日本在東亞是最受質疑的大國。特別是朝鮮人不信任日本。日本人還沒有理解到，他們自己把所有的鄰國都變成了敵人。他們要對自己的被孤立承擔主要責任，而不應責難中國人。對這一點，他們還一直沒有認識到。」

　　「日本文化的大部分--從陶瓷和文字，一直到建築、園藝、繪畫和佛教-- 來自古代中國，部分是經過朝鮮半島傳過來的。早在公元600年，佛教就被宣布為日本的國教。後來日本接受了中國的行政管理制度，即中央集權制的官吏國家。說影響範圍，那是符合實際的，但勢力範圍這個說法太過分了。日本人沒有去中國磕頭，但文化的影響不應低估。沒有4000年中國文化的發展，就談不上日本的文化。」

　　「今天的文化差異將讓位於共同的文化根基。這個根基無比強大地源自中國，而不是日本。因此，許多日本知識分子感到自己在中國面前，文化上處於劣勢，不過他們不樂意公開承認這一點。知道90年代，日本人以自己在經濟上的優越感彌補了這一文化上的自卑感。今天這已不再起作用了。也許會有一天，日本人會認為，強調自己在文化上接近中國是有利的。」

　　關於印度

　　「不應當過高估計印度的民主制度，那不過是上層的民主制度，講英語的也只有上層。印度有十八九中語言都是官方語言。如果一個政府沒有能力使人們學會讀書寫字，這種民主制度有什麼用？中國文盲占人口11%，而印度佔40%.印度的法律制度還有一個對立面，就是泛濫成災的官僚機制，因而印度是很難治理的。此外，還有印度教與穆斯林之間的敵對。它不僅在克什米爾，而且在印度本身都起作用。」

　　「直到21世紀初，印度人和中國人既非朋友，也非敵人。通過其經濟參與全球化，他們被迫進行合作。」

　　「印度的發展比中國大約落後10-15年。從新德里機場出來，人們感受到身處於一部歷史片里。出租汽車像是30年代的。新德里幾乎沒有高樓，見到的西方現代汽車要少得多。基礎設施處於一種可憐的狀態。雖然印度喜歡把自己描繪成時信息技術國家，實際上只有一些『高新技術小島』。印度有將近11億的人口，擁有的手機卻比中國少10倍。我的印象，印度是一大片五彩繽紛的混亂，而中國有相對的秩序。第一眼看上去，中國是我更願意投資的國家。儘管印度同中國不同，它從英國人那裡接過了一個起作用的法律體系。當然，印度人向世界開放比中國晚了整整十年。1991年，印度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印度政府是被迫讓外國投資者進入本國的。」

　　「印度迄今只能以電腦工業的高新技術讓基地出眾，而中國已在幾乎所有領域擁有自己的技術。今天中國已是印度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印度主要出口原料：鐵砂和礦石、普通塑料和海產品。中國主要供應電子產品。印度和中國是否會成為相互補充的市場，現在難以估計。但不能排除，對印度的未來而言，同中國的經濟合作可能比同美國的軍事合作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