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歷史逆流？

辛亥革命后，隨著民主、自由制度的建立，思想、文化進入變革和發展的新階段，民間掀起辦報辦刊熱潮。
　　1915年《青年雜誌》(后改名《新青年》)異軍突起，高舉人權與科學(1919年後改為民主與科學)和文學革命的大旗，經過幾年奮鬥，引領400家以上報刊參與的新文化運動大軍，推動我國思想、人文、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繁榮茂盛，百家爭鳴。史稱「五四新文化運動」，多數史家至今仍稱許這是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罕見的「黃金時代」。
　　然而，思想不可能統一，觀點總是多元的。繼上世紀80年代有人指責新文化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后，這幾年，對它的責難變本加厲，升級為「極權主義的起源」，似乎20世紀中國的苦難，都是這個運動的惡果。
　　如鯁在喉，有話要說。愚意以為，這些都是對19、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誤讀，是對歷史的不公正，必須澄清。
　　何謂新文化運動?
　　時至19世紀，中國面臨非變不可的困境。可是，中國的統治者和知識階層，除個別人外，仍然呼呼大睡。引導國人了解世界現狀和文明的進展，推動中國學習和接受現代文明，轉化為富強、文明國家，這是救國救民的唯一途徑，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真諦。
　　一批西方來華的傳教士和有機會接觸現代文化的中國人——魏源、徐繼畬、馮桂芬、王韜、郭嵩燾、鄭觀應、薛福成等人通過各種途徑大聲疾呼，傳播現代文化、現代文明，他們就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
　　如果這個界定沒錯，就不能不承認新文化運動不是從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開始的。
　　1833年8月1日，德國傳教士郭實獵在廣州創辦了一份中文雜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是中國現代報刊的開端，這份雜誌介紹：英吉利「國基為自主之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於庶人，各品必凜遵國之律例。」「欲守此自主之理，大開言路，任言無礙。」
　　作為國基的「自主」，現在翻譯為「自由」。它準確介紹了公民自由是現代國家的基礎;而自由、法治、言論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它還介紹「國之公會」(國會)理國之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指出只有在這樣的制度下面，國家才會有「旺相」。
　　為了幫助中國人擺脫對世界現狀和文明進展茫然無知的狀態，他們還著意介紹西方各國的歷史和現狀，介紹各種科學知識。
　　傳播這些知識、觀念和制度不就是新文化運動的開端嗎?
　　甲午戰敗后，新文化運動進入新的階段，史稱戊戌啟蒙運動。辛亥革命后則掀起人們稱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可是，這幾個階段是一脈相承的，基本內容也是一致的。其中奧秘無非是任何國家要成為現代民富國強的文明國家，就必須實現人的解放，讓國民享有現代公民應有的各項自由，並建立相應的法治和民主制度保障這些自由。只要社會和國家制度轉型沒有完成，為其開路的思想文化變革——新文化運動就不會止息。離開這個歷史大框架，思想文化變遷失去本源，就無法理解其脈絡。

五四新文化運動戕害思想文化?
　　現在學界和民眾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許多似是而非的觀念。焦點在它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思想文化大潮，還是戕害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逆流?
　　應該毫不含糊地回答，與一些人的臆斷相反，這是摧枯拉朽的歷史洪流——清除大清帝國宗法專制制度的思想文化遺毒，為民主共和制度夯實基礎。
　　作為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思想文化也有重大變化。1912(民國元年)有兩個標誌性事件：
　　其一，這一年2月，蔡元培、唐紹儀、宋教仁、汪精衛等26人受孫文委託，從上海坐船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凱南下就任臨時大總統。在船上，他們通過充分討論，認為國民素質跟不上共和制度。於是組織社會改良會，發表宣言，號召「尚公德，尊人權，貴賤平等……以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以科學知識去神權之迷信。」提倡「有財產獨立權」，提倡個人自立，「實行男女平等」，「提倡自主結婚」，「承認離婚之自由」，「提倡改良戲劇及諸演唱業」。這是一個思想文化變革的綱領。
　　其二，改革教育內容，剔除腐朽的舊文化，納入新文化。蔡元培任教育總長，踐履社會改良的措施，下令廢除讀經;確立新的教育方針，「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應剔除這等陳腐內容;提倡自由、平等、親愛(博愛)為新的道德規範。新文化的要求納入了學校教育。包括袁世凱在內的歷屆北洋政府，總的說來沒有廢除這些改革成果。
　　這兩件大事意味著新文化運動進入了新階段。準確地說，五四新文化運動肇始於1912年。
　　新階段湧現引領思想文化前進的新領袖，蔡元培、章士釗、陳獨秀、胡適、高一涵等人成了冉冉上升的新星。上一階段的啟蒙大師梁啟超褪色，與袁世凱攜手，開創了中國式參政黨特色——筆鋒為秩序與傳統轉動，忘記了批判與監督。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直接繼承章士釗《民立報》和《甲寅》的鋒芒。它的思想旗幟：「科學與人權並重」和「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敬告青年》)，與先驅的追求無異;成效則前所未有。其犖犖大端，有如下幾項：
　　1.從文言到白話，實現了語言和文字的合一，文字從社會精英壟斷的工具，變為大眾交流的媒介。人們交流的自由度邁上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晚清白話運動的延伸。19世紀末甚至更早，為了「開民智」，許多有識之士嘗試改革遠離大眾的文字表達方式，辦白話報，成為一時熱潮。陳獨秀辦了《安徽俗話報》;胡適則是白話報刊《競業旬報》的重要支柱，而他們不過是白話文運動的後進。
　　2.文學革命：用白話文寫作和表達人性與人的自由訴求成了文學藝術的主流。「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青年胡適的豪氣與梁啟超的「小說革命」、「詩界革命」和黃遵憲的「我手寫我口」一脈相承。
　　3.致力於普及個人、社會、國家關係的基本知識，啟迪公民認識自己應有的權利(陳獨秀稱之為倫理覺悟)，力圖為鞏固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堵塞專制統治復活夯實思想基礎。他們強調「國家為人而設，非人為國家而生」，「吾人愛國之行為，在擴張一已之權利，以支拄國家;犧牲一已之權利，則反損害國家存立之要素……故國家職務，與小已自由之畛域，必區處條理，各適其宜。」(高一涵：《國家非人生之歸宿論》，《青年雜誌》第1卷第4號)用陳獨秀的話來說是：「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名與個人主義相衝突，實以鞏固個人利益為本因也。」(《新青年》第2卷第2號)
　　4.清理傳統文化的負面因素，集中力量批判三綱。
　　5.打退孔教入憲的政治圖謀。
　　以上變化包含著歷史的必然。有兩條是普適性的。
　　一是人的自由權利。從農業社會向工商社會轉型，與之互為表裡的是人際關係的巨大變革。核心是社會生活各大領域要有足夠的自由，臣民向公民轉化，要求確立和維護自己應有的自由權利。
　　二是語言和文字合一，交往工具通俗化。這是經濟發展、人際交往頻繁的必然要求。許多國家都有自己的白話文運動。歐洲各國就經歷了從使用拉丁文到各民族文字的誕生和發展。
　　而陳獨秀他們面臨的特殊性也有兩條。
　　一是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青年雜誌》誕生於袁世凱稱帝醜劇進入高潮之際。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如何鞏固?他們三箭齊發：
　　1.通過國內大事記，連續以《國體問題》為題，跟蹤醜劇上演過程，並在通信欄中駁斥籌安會主張復辟的所謂「理由」。
　　2.發表《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近世國家觀念與古相異之概略》、《民約與邦本》、《國家非人生之歸宿論》等文章，從現代政治學的角度論述國家、社會與公民的關係，公民才是國家主人等根本觀念。
　　3.提倡個人的獨立、自由，人際的平等;提倡以世界文明進展為觀察和解決中國問題的準繩;提倡科學-理性為基本內容的思維方法變革;摧毀為專制開路的錯誤思潮。
　　無論從哪一方面看，他們都不愧是當時最堅決、最有理論深度的民主共和制度捍衛者，啟迪公民意識覺醒的先鋒。
　　二是在國情特殊論的旗號下，以孔教為國教的運動席捲全國。
　　正副大總統、各地督軍、社會名流和昔日啟蒙運動的領軍人物——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異口同聲，要有國教，應該以孔教為國教。康有為在致總統、總理的公開信中說：孔子是「全國人之魂」，要求「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復祀孔子之拜跪明令」。國民黨與進步黨聯手制定的《天壇憲法草案》則寫上「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
　　《新青年》痛擊了這個錯誤思潮。陳獨秀指出：「孔教可定為國教，加入憲法，倘發生效力，將何以處佛道耶回諸教徒之平等權利?……政教混合，將以啟國家無窮之紛爭。憲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說，較之定孔教為國教，尤為荒謬。因國教雖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於教育應以何人之說為修身大本，且規定於憲法條文之中，可謂萬國所無之大笑話。」(《再論孔教問題》，《新青年》第2卷第5號)
　　在反覆辯論下，以後的憲法草案或完成制憲程序的憲法都刪除了有關儒學的內容，設立國教和用儒學教化全國的中世紀圖謀被挫敗。
　　傳統污垢該不該清理?
　　時下對蔡元培的改革讚揚之聲不絕，而對《新青年》掀起的狂飆，則質疑甚多。
　　回到本原，《新青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清理錯了嗎?
　　不要忘了當時的情景。
　　仰看上層，正如著名記者黃遠庸所說：袁世凱是大總統，「即其命令觀之，則純然滿清時代之空文上諭，道德與法律絕對不分……大典大法，置之土苴……然其所為，實無以異於晚清末造。」而其他軍政大員，行事風格絕大多數與袁世凱無異。
　　俯覽社會，看看胡適寫的《李超傳》和巴金的《家》吧。
　　前者不是小說，家產豐厚的一位廣西梧州女孩，到廣州、北京求學，家裡不給錢;婚姻則當家的兄長「但論財產」，本人「則重學行。用是各執意見，致起齟齬。妹慮家庭專制，恐不能遂其夙願，緣此常懷隱憂，故近來體魄較昔更弱」，輾轉至北京國立高等女子師範學校上學，罹染肺結核，無錢醫治，二十三四歲就病死了;為其打抱不平的嫂嫂被逼上吊。悲劇產生的原因，是家長專制，女兒沒有繼承財產的權利，男尊女卑。
　　巴金則更詳盡地再現了一個大家庭的真實情況。巴金在《家》的代序中說：「我把這個大家庭當作專制的王國，我坐在舊禮教的監牢里，眼看著許多親近的人在那裡掙扎，受苦，沒有青春，沒有幸福，終於慘痛地死亡。他們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一時的任性殺死的。我離開舊家庭就像甩掉一個可怕的黑影。」
　　當時的家庭和家族狀況正是三綱支配一切的實景。
　　橫看那些鼓吹國情特殊論的精英，他們要把中國的發展指向何方?
　　1911—1920年間擔任《東方雜誌》主編的杜亞泉認為：西方文明破產了。中國應該反其道而行之，發展經濟限於自給自足，不要生產市場需要(「給人足人」)的商品和奢侈品，不能以求富為經營的目的，「凡可以手工製造者，勿以機械代之」!(《東方雜誌》第15卷第4號)並用中國傳統文明統整世界文明，用東方文化拯救世界!
　　張君勱後來更加明確說：「現代歐洲文明之特徵三：曰國家主義，曰工商政策，曰自然界之知識。」「確認三重網羅(指上述三特徵)實為人類前途莫大之危險，而尤覺內生活修養之說，不可不竭力提倡!」(《再論人生觀與科學並答丁在君》)
　　也就是說，他們反對市場經濟，反對科學，冀圖建立一個與現代文明迥異的東方國家。
　　《新青年》面對的不是抽象的東西文化關係。當時辯論的是中國究竟要什麼樣的經濟和政治制度，追求怎樣的思想文化。
　　陳獨秀如實地指出，中國眼前的許多社會現象，西方過去也有過;當下東西文化關係實質是文明發展過程中的古今關係。在制度層面，陳獨秀把《新青年》同人與現代文明抗拒者的分歧界定為古今之爭，客觀地說，是符合實際的。
　　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架構是三綱。家庭、家族是社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設身處地，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先驅，致力於批判陰魂不散的中國專制主義——三綱，揭露傳統家族制度的荒唐，究竟有什麼錯誤?
　　再看看中國的現實吧。
　　21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怪現象之一，是所謂「國教派」的興起。他們不惜使用偽書，歪曲歷史，把西周封建制度說成是現代憲政;把秦以後的宗法專制制度美化為分權治理的典範。於是，專制皇帝的工具——臣子，被描繪為與皇帝共治的強大力量;宗法專制的家族秩序，則成了基層自治的典範。因此，當社會治理方法現代化——政治體制改革擺上日程之際，他們鼓吹用「賢能政治」取代民主制度;恢復家族制度和士紳治理作為中國社會制度的基石。可是，他們繞不過去的一個問題是：秦以後中國哪一朝代的政府和社會不是以三綱為基本架構?又有哪一部傳統法典不是嚴密地維護三綱?
　　與此同時，他們混淆明清儒家宗法專制制度與作為先秦儒家的主張和設想，把後者的思想描繪得無比美妙。應該尊重他們的言論自由。對先秦各派思想的解釋，人言人殊，都是論者心中的塊壘;讀者各取所需，一笑可也。民國初年，陳獨秀他們面對的卻是實實在在的明清制度和思想文化的頑固殘餘。
　　深入一層思考，今日國教派及其盟友賴以忽悠大眾的，不就是在個人、社會、國家關係上製造種種迷霧嗎?
　　撫今追昔，陳獨秀等先驅的思想精髓，仍然有掩不住的光芒。

《新青年》的新罪狀是怎樣製造出來的?
　　時至今日，懸在新文化運動頭上有三大罪狀。有的是誤解，有的是故意製造的混亂。
　　第一大罪狀，尚有許多人在起鬨，稱新文化運動「全盤反傳統」!
　　這是沒有認真閱讀有關文獻的誤解。
　　民國元年，身為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指出：「滿清時代，有所謂欽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實。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應予刪除。同時明確表示：「孔子之學術，與後世所謂儒教、孔教當分別論之。嗣後教育界何以處孔子，及何以處孔教，當特別討論之」。(《蔡元培全集》第2卷)對孔子、孔教的慎重態度溢於言表。
　　陳獨秀則反覆說：孔子是當時的偉人;傳統文化中許多精粹可以和應當繼承;需要反對的僅是孔子之道不符合現代社會生活的部分。
　　兩大領袖的觀點是主流。個別參加者的偏激言論是思想文化浪潮中常見現象。錢玄同鼓吹廢除漢字，後來成長為著名的文字學家。飽讀古籍的魯迅揚言不要讀線裝書，不過是一時激憤之言，他整理古籍和研究古代文化的成績，有目共睹。
　　思維最忌籠統。新文化運動確實把鋒芒指向傳統的一部分，卻不是全盤。反對者的失誤，是混淆了儒化社會制度與非制度性的儒家觀念文化。
　　秦以後，儒家思想逐步固化為社會制度。這個制度的特徵是：從家到國的宗法體系;按照三綱體制，確立尊長層層專制;親疏有別，等級分明;服從，恭順。從《白虎通義》、《唐律》到《大清律例》一脈相承，記錄了這個社會嚴密的規則體系，成為中國強盛和衰落的制度根基。與此同時，儒家思想在扼殺中國知識階層創造性的同時，也培育了一些思想家和繁盛的文學藝術成果。不能抹殺兩者的區別，用文化儒學的亮點掩蓋儒家制度的腐朽。
　　一些人拾人牙慧，無視中國法律史研究的成果，把傳統制度的痼疾歸咎於法家，說是「儒表法里」。而前人的研究成果早就說明，法家「一於法」，與傳統律例明確規定親疏、貴賤有別的儒家精髓格格不入。
　　全面地說，新文化運動只反對貫穿三綱的傳統制度文化，對其他非制度性的文化，總的說來有承先啟後之功。它也反對「舊藝術(中國戲)」，「提倡改良戲劇及諸演唱業」等非制度性的文化，原因只在於它們是傳播三綱觀念的載體。
　　第二大罪狀，是新文化運動導致文化斷裂。
　　辛亥革命后的四十年，是中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奠基和發展時期，也是文學藝術的繁榮期。舊的沒有丟棄。傳統文化的研究，包括長期被忽視的諸子研究碩果累累，哪裡有什麼中斷?白話文地位確立后，中小學的傳統語文教學所佔比例比較合適，文化傳承也沒有中斷之虞。引進來的新的學科、文學、藝術，正在生根、成長。學界譽之為先秦百家爭鳴時代再現。民間風俗、文化正在自然演變，政府和民間都沒有用暴力干預。文化斷裂云云，真不知從何說起!新文化運動是推動這一繁榮局面的動力，千萬不要顛倒黑白。
　　第三大罪狀，新文化運動是文化大革命和極權主義的起源。
　　新文化運動與文化大革命完全不搭界，卻偏偏有人這樣鼓吹。這是邏輯混亂的典型。他們完全不考察實際情況，在書房中給新文化運動製造罪名。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倒政敵，剷除他們想象中的敵人的文化基礎，樹立「偉大領袖」的絕對權威;新文化運動為的是摧毀與共和制度不相容的三綱，建設新的自由文化。文革的手段是領袖權威加暴民專制;新文化運動則是各方自由發表言論，讀者自由選擇，各取所需，只靠說理服眾，沒有任何強制性。前者的後果是一億人受折磨，幾千年的文化積累遭浩劫;後者是出現文化教育的黃金時代。兩者有什麼可比性呢?
　　他們的問題在於沒有區分兩個不同的運動。新文化運動與1919年五四發生的愛國運動，是時間和性質不同的兩個運動。前者是思想文化運動;後者是走上街頭的政治運動。五四愛國運動是正義的，也收到良好效果。不過，它出現了火燒趙家樓的不幸事件，破壞了法治，而得到很多人喝彩;從而開啟了20世紀20年代學生運動連綿不斷的暴力行為，帶來惡劣的後果。就暴力和脫離理性而言，它和文革有交集點，但與新文化運動完全沒有關係。即使暴力行為兩者也有區別，文革無論手段和內容都是義和團運動的延伸。那才是文革的真正起源。
　　至於說新文化運動是極權主義的起源則更加離奇了。儘管只有極少數人持如是觀，也值得注意。這個罪名是怎樣製造出來的呢?
　　一是聲討《新青年》，卻割裂《新青年》群體，只挑出陳獨秀一人來吹毛求疵;高一涵、胡適等人完全被屏蔽。
　　二是不顧「公同意見」，以偏概全。與梁啟超辦的《庸言》申明由「梁啟超主幹」，所有文章「皆經啟超校閱，負附帶之責任」不同，《新青年》內部也有不同主張。直至1919年12月出版的第7卷第1號，才發表《本志宣言》「將全體社員的公同意見，明白宣布」。被論者斷定《新青年》是極權主義的主要根據，是陳獨秀累累發表反對政黨和議會政治的言論。《本志宣言》已明白宣布：「至於政黨，我們也承認運用政治的應有方法」。論者說：「國民政府時代，年輕學生憤怒批判『國民黨專制』，殊不知，這個專制恰恰是《新青年》所主張的取消議會政治的結果。」不過，眾所周知，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師承的是蘇俄，與《新青年》全力提倡的言論、結社自由和公民的獨立自由是完全相反的。
　　三是歪曲文意，把正確說成是錯誤。例如，陳獨秀的一句話：「言論要有逾越現行法律以外的絕對自由」，被戴上「反法律主義的傾向」的大帽子。陳獨秀的原話是：「法律只應拘束人民的行動，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因為言論要有逾越現行法律以外的絕對自由，才能夠發現現在文明的弊端、現在法律的缺點。」(《法律與言論自由》，《新青年》第7卷第1號)這有什麼錯誤?學界的共識是，言論自由的邊界是有沒有引起當下社會危險;包括憲法在內的法律都是可以自由批評、討論的。
　　《新青年》的真正失誤在哪裡?
　　《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的。
　　最大的失誤是沒有抵擋住破壞法治的逆流。以「革命」、「愛國」或其他貌似正義的名義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公私財產，是辛亥革命前後一些革命黨人反覆發作的幼稚病，常被極易激動的年輕人繼承。
　　五四當天，激憤的學生火燒趙家樓。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和社會精英們面臨大考：如何區分學生的愛國壯舉和違法行為，分別採取適當的態度?《新青年》旗下的《每周評論》既為愛國示威喝彩，也對越軌暴行曲為辯護。梁漱溟維護法治的呼聲，被愛國壓倒一切的大合唱淹沒，成為20年代學生運動失序的先聲。
　　在校內，學校失去穩定的教學秩序。走向校外，在有政治雄心的各色人等策劃、操縱下，文武高官被抄家屢見不鮮;內政外交大事失去冷靜辯論的機會，天真的莘莘學子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不合己意的報刊，如著名的北京《晨報》，乾脆一把火燒掉!天下從此多事!執政者缺乏穩定社會秩序的能力，當然應該擔負主要責任;頭戴眾多正義光環的一方也責無旁貸!儘管胡適等人當時一再譴責和提醒學生，他們的行動侵犯法治、踐踏民主;但風氣已成，遲敲的警鐘，已無濟於事。當初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沒有識破民粹思潮的危害，失去思想家應有的敏銳，亦難辭其咎。
　　只要法治健全，自由討論中有任何錯誤或偏激言論都不足懼，而只有言論自由的社會，多數公民養成了傾聽和討論的習慣，才會趨於理性和成熟。
　　1920年開始，《新青年》轉變為共產主義小組和共產黨的機關刊物，此後的言論和陳獨秀如何轉舵，都屬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課題。它關注的主要是政治而非思想文化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旗轉到胡適及其朋友手裡。這個轉變既由於同人雜誌內部制度不健全，《新青年》與陳獨秀彷彿合二為一了;也是沖不破民粹思潮藩籬的後果。
　　就陳獨秀個人而言，最大的教訓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色混淆。本文不涉及他信奉馬克思主義后的是非得失。辛亥革命后，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是卓越而偏激的思想家，卻是蹩腳的政治家。他的朋友們跟著他上演了一些笑劇，好在這些朋友沒有選擇從政而避免了更大錯誤。
　　1999年，在台北和北京分別舉行的五四80周年研討會上，筆者提交的論文《新文化運動與「激進主義」》便涉及這個問題，請允許筆者抄抄自己的舊稿：
　　「1919年6月五四運動進入高潮和尾聲。6月9日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研究后草擬了《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適翻譯為英文，並連夜印刷多份。6月10日，陳獨秀等到中山公園等地散發這份傳單。11日，陳獨秀與胡適、王星拱、高一涵、鄧初、陳演初等一道在北京城南新世界遊藝場附近一家四川菜館晚餐。餐后，胡適與高一涵先行離開;陳獨秀和鄧初到新世界散發這份宣言;王星拱則和程演生往城南遊藝場散發。陳獨秀上到屋頂花園向地下正在放映電影的場地撒傳單時，當場被警察逮捕。
　　這件事非常值得注意之處有以下幾點：
　　一、這是一個《新青年》編輯部主要成員都參與的重大政治活動。前面不厭其煩講述那幾天他們的活動細節，為的是證明那不是陳獨秀個人的孤立行動，而是代表了當時主要思想家的認識和水平。
　　二、他們提出的是一個在北京奪取政權的綱領。
　　這個宣言首先提出對日外交和免除六位官員職務的要求，要求市民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怎樣達到這些要求呢?一是解散舊的武力，『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兩機關。』『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二是『倘政府不願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的希望，我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
　　三、這是一個非常幼稚的空想計劃。一個警察將陳獨秀拘捕到警察局，肥皂泡就吹破了。
　　從康、梁開始，近代中國歷史大轉折中湧現的政治家，幾乎都染上了這樣的幼稚病，原因在於他們沒有歷練的機會。潮流把他們推到風口浪尖，經驗和知識卻不足於應對緊迫而重大的問題。接踵而至的是種種闕失乃至無法彌補的損失。這是專制政治的後果，是告別黑暗的代價。」
　　這是書獃子的政治幼稚病，與新文化運動無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