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羿:為什麼我們總是在為生育率焦慮?

　　在近日召開的十八大五中全會上，實施了三十多年的一胎政策正式宣告終結。這項政策的設計者們，或許沒想到，許多人並未因生育約束被解除而釋然，反倒是因老齡化時代之將至而憂慮。

　　更有意思的是，憂慮的情緒恰是催生人類歷史上大多數人口政策的動因所在。中共中央在1980年9月25日發表的《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其中這樣寫到：

　　「按目前一對夫婦平均生二點二個孩子計算，我國人口總數在二十年後將達到十三億，在四十年後將超過十五億。這將會大大增加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困難，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難有多少改善的嚴重局面。」

　　不止一次，我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文獻中讀到過相似的憂慮。他們大都會講這樣的話：倘按今天的生育率持續，這社會將會難以負載（或是走向滅絕）。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正經歷「嬰兒潮」的美國社會就曾瀰漫過這種憂慮。例如，1968年美國最暢銷的圖書是斯坦福大學教授埃爾里希（Paul Ehrlich）所著的《人口爆炸》（Population Bomb）。同時代的潘多克兄弟（William Paddock & Paul Paddock）則在1967年時預言，美國再過八年就會發生大飢荒，他們的書名就叫《飢荒1975！美國的抉擇：誰將生存》（Famine 1975! America』s Decision: Who will Survive）。光是看書名，我們就可以感覺到當年的恐慌感撲面而來。

　　事實上，盲目自信和過度恐慌在大多數時候源自相同的認知謬誤。那就是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人們不只不承認自己無知，還相信某種簡單法則能預測未來——例如，相信目前的情形會持續下去。關於這點，我想那些在股市上經歷過浮沉的朋友多少會有體會。

　　那麼，生育率或其趨勢是持續的嗎？短期來看，是的。明年的生育率大概會和今年差不太多。若過去幾年生育率都在下降，那今年繼續下降的可能性也不會小。但如果使用當下的生育率或趨勢去推知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久以後的生育率，所得的結論就很不精確。

　　美國在1960年，也就是埃爾里希和潘多克兄弟寫作其論著之前數年，它的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是3.65。換句話說，平均每個婦女終其一生會生育3.65個孩子。如果這趨勢一直持續下去，那每一代的人口規模將會比其父輩那一代多出80%。簡單做個複利計算，你就會認識到，處在那一時代的人內心之焦慮，也並非不可理解。1975年，也就是潘多克兄弟預言會發生大飢荒的那一年，美國的總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77。即是說，若維持這樣的生育率，每一代的人口規模將會比其父輩那一代減少約15%。正在美國社會開始對低生育率感到擔憂時，生育率又跟捉迷藏似的，開始緩慢地上升。

　　如果說關於人口預測這門學問，學術界有哪些共識的話，那其中一條就是， 對長期生育率的預測至今仍不是一件容易事。在聯合國和世行都有專門的研究人員在從事人口預測工作，他們中不少人是令人尊敬的出色學者。但我們在使用這些預測數字時，要時刻記得，這些數字的產生是基於對未來的諸多假設之上的。它們或許是現有知識和統計技術下對未來最好的預測，但只要某個假設不成立，預測就會和現實大相徑庭。

　　生育率變化背後往往是生育意願的變化，而生育意願又多受到習俗、文化、法律和經濟這些大環境的影響。現代社會之變遷是如此迅速，我們時常感覺今日所處之世界，與二十年前相比是截然不同的面貌。環境變了，生育意願自然也會變。 我的一位老師曾指著課件上展示現在韓國30到34歲的女性仍有約三成未婚的一張圖表感慨。他說，在四十年多前他讀本科的時候，講義里還清楚地寫著——東亞文化崇尚多子多福，韓國是早婚多育的典範。環境因素的不確定性，由此可見一斑。

　　《功夫熊貓》里說，「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mystery, …」關於計劃生育政策制定的過程，哈佛大學學者格林哈希（Susan Greenhalgh）在她的《只要一個孩子》（Just One Child）一書做了很細緻的回顧。可以看到，一胎政策雖在其產生之初便有不少反對聲音，但也不乏來自各方面的支持。這個政策並非是拍腦袋做出的決定。相反，它是由一群出色的控制論學者和火箭專家，使用當時最先進的計算機做了大量預測和模擬后，提出的方案。站在今天往回看，我們很容易批評一胎政策有些極端，很容易批評設計者當年對生育意願之下降及人口壽命之延長估計不足。但倘真讓我們設身處地站在彼時，我們的內心又是否真能抵禦住焦慮的誘惑呢？我們的自尊心又是否真能承受住對未來無知的挫敗感呢？

　　一位社會學者在私下閑談時開玩笑說，你知道為什麼世界上會有那麼多極端而糟糕的政策存在嗎？那是因為有時焦慮的情緒只有極端的政策才足以安撫。在無知面前保持敬畏和謹慎，言之易，行之難。在低生育率的當下，我不時能感受到輿論中新的焦慮，也數次在和朋友的聊天中聽聞到一些偏激的對策建議。

　　未來是一個謎團。誠然，不能因為不可知而不作為。面對潛在的挑戰，我們應該早做應對。但假使事態的未來趨勢複雜難測，那麼設計政策時，注意它的適度與靈活，保留其可調整的餘地，或許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