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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紀雲:三年困難時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是人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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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開梅 發表於 2015-10-16 20:39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小大列印2014-03-05 13:32:39    中國經濟網

  

  「大躍進」時的人民公社

  摘要: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麼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本文節選自田紀雲《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歷程》

  中國農業和農村走過的曲折道路

  中國農民祖祖輩輩都是以耕種土地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這是中國農民的本色。在舊中國,占農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農,佔有70-80%土地和大部分耕畜、農具,而占農村人口90%以上的貧農、僱農、中農和其他勞動者,只佔有20-30%的土地。廣大農民為了養家活口,不得不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種,忍受殘酷的剝削與壓迫。可以說,「耕者無其田」是舊中國貧窮落後的基本原因。

  在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工農紅軍依靠「打土豪、分田地」調動廣大農民參戰的積極性,所以能突破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圍堵,實現兩萬五千里長征,順利到達陝北。在抗日戰爭期間,依靠減租減息調動廣大農民參戰、支援前線的積極性,使抗日根據地得以發展壯大。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之所以在短短几年的時間裡打垮國民黨幾百萬軍隊進而解放全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在廣大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大大調動了廣大農民參戰、支前的積極性。可以這麼說,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依靠武裝起來的農民取得的,而農民參戰的積極性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保衛勝利果實--土地。從一定意義說,中國共產黨的天下是依靠農民打下來的,農民的功勞比天高、比地厚!

   但建國后農民的命運又如何呢?

  建國前後,即從1947年到1950年,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了土地改革,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徹底廢除了幾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廣大農民實現了祖祖輩輩所盼望的「耕者有其田」的願望,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他們放鞭炮、扭秧歌、唱大戲、玩龍燈,一派喜氣洋洋,慶祝自已的勝利。他們衷心擁護共產黨,擁護毛主席。我自己於1946年下半年,即解放戰爭開始后也曾在山東朝城縣(現莘縣)一區任土改工作組組長,親眼目睹了土改給農民帶來的喜悅和爭相參軍保衛勝利果實的熱情。

  經過土地改革,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徹底翻身得解放,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這是解放初期能夠迅速戰勝困難,恢復經濟,並順利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重要因素。

  土地改革初期,適應一家一戶「辦不了」或「辦不好」情況,大量出現了變工隊、耕田隊、互助組等多種形式的互助合作組織。他們為軍烈屬代耕,為鰥寡孤獨幫忙。這種互助合作組織的宗旨是「自願結合、等價交換和民主管理」,發展基本上是正常的。應該說,這種形式對當時貧窮落後、生產力極不發達的農村來說還是需要的,對農業生產起了一定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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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寒冬開梅 發表於 2015-10-16 20:39 | 只看該作者
然而,好景不長。1952年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提出,要適當加快農業合作化的速度。這樣,原來的互助組很快變成了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為特徵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雖然文件規定「入社自願,退社自由」,實際上是入社並非自願,退社更不自由。1953年12月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明確提出中國農業要走由初級社到集體所有制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路子,合作化的步子進一步加快。1955年夏,毛澤東同志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尖銳地批評鄧子恢(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等人是阻礙農業合作化加速發展的「小腳女人」,是「右傾機會主義」,是「一場階級鬥爭」,這更進一步助長了已經存在的急躁冒進情緒,高指標、浮誇風大大加劇。就這樣,在實際工作中把總路線中說的「相當長的時期」變為了「相當短的時期」,把「逐步」變為了「跑步」,快了又快,初級社還未建起來就搞高級社,高級社還未搞起來就搞人民公社。誰慢了誰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就是「小腳女人」,並把在速度問題上的不同意見說成是「階級鬥爭」,就要批,就要斗。因此,從1953年下半年到1956年末,在不到三年時間裡就在全國範圍實現了高級合作社,把農民剛剛得到的土地、農具及其他生產資料都「歸大堆」了,「共產」了。雖然《決議》上也說對入社的生產資料要折價,要賠償,但實際上既不折價,更無賠償。用農民的話來說:「剛分到土地屁股還沒坐熱呢,又被收走了」,「不僅把土改時分來的土地收歸公了,把我們自己原有的土地也充公了,牲畜和農具也都統統歸公了。」這是對農民的第一次剝奪。
    1958年初,毛澤東同志提出了要用15年或20年至30年的時間,在工業生產和經濟上「超英(國)趕美(國)」的目標。1958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通過了毛澤東同志主持制定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確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已經進入了「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時期。在經濟計劃中搞「第二本賬」,鼓勵高指標,互相攀比。在急功近利思想的指導下,各地競相爭放農業生產「衛星」,《人民日報》報道的豐產「衛星」一個接一個,並提出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有的地方放出的水稻「衛星」畝產達6萬多公斤,小麥「衛星」畝產2萬多公斤,花生「衛星」畝產1.5萬多公斤。工業戰線則掀起了「大鍊鋼鐵」運動。1958年8月毛澤東同志到河北省徐水縣視察,聽取了彙報后表示非常讚賞這個縣的工作,並提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要各地研究。國家統計局發表的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的公報稱,當年的糧食、棉花的總產量均比1957年增長1倍以上。1958年8月,毛澤東同志視察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發出「人民公社好」的號召,隨後,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決議》認為,建立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在農村加速建成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橋樑。《決議》指出,在我國實現共產主義已經不是遙遠未來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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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寒冬開梅 發表於 2015-10-16 20:40 | 只看該作者
   接著,「人民公社化」的風暴驟起,兩三個月內,全國就實現了公社化,有的地區還建立了以縣為單位的人民公社或縣聯社。「人民公社」把窮富拉平,強調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把一切生產資料包括社員的自留地、家畜家禽等都收歸公有,取消評工記分,推行「吃飯不要錢」的「按需分配」方式,提倡「放開肚子吃飯,鼓足幹勁生產」,普遍建立以村為單位的集體食堂。這是對廣大農民的第二次剝奪。
    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有所察覺,並試圖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颳起的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本來是糾「左」的,即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左傾錯誤,但半路上殺出了一個「程咬金」,彭德懷大將軍根據他到各地調查了解到的實際情況,上書毛澤東,陳述自已的意見。彭德懷在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指出不少人頭腦發熱,浮誇風滋長蔓延;所謂「糧食創高產、糧食翻一番」是自欺欺人,有損黨的威信;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導致我們犯了「左」的錯誤,丟掉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等優良傳統。毛澤東同志看了彭德懷的意見后,認為彭德懷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於是,會議的方向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由反「左」一下子轉為反「右」。八屆八中全會對彭德懷等人作了錯誤的處理,併發出《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指示》,認為當時的主要危險不是左傾而是右傾,要求從上到下開展所謂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鬥爭」。從此,浮誇風、共產風非但沒有剎住,反而越刮越凶,到處「插紅旗拔白旗」,不知多少人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反右傾」的折騰下,加上1959、1960連續兩年的自然災害,農業全面大幅度減產,國民經濟陷於空前困難,城鄉市場供應緊張,浮腫病、非正常人口死亡大量出現。1960年冬,黨中央開始採取措施,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並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具體措施。中央於1962年1月在北京召開了有7000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經驗教訓。1961年,安徽、貴州、甘肅、河南、湖南等一些貧困地區的農民,迫於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窘境,悄悄地搞起「包產到戶」即責任田的辦法,得到一些地方領導的支持,但很快被打了下去。毛澤東同志認為,這是刮「單幹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於是,1962年9月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的號召,並對支持包產到戶的鄧子恢、曾希聖等人作出了錯誤的處理。
    「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困難、帶來的問題是什麼、有多大,是現今年輕一代難以想象的。鄧小平同志說:「1958年『大躍進',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強調『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大災難。」(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15頁)曾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是這樣說的:「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一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又是『左'傾錯誤的重災區。『四人幫'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學大寨的那一套『左'的東西特別積極,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樣子,門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傢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麼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人民公社到底有什麼問題?為什麼農民的積極性沒有了?」「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佔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麼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麼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見1998年4月30日《中國經濟時報》)對農村實際情況的了解,可能是萬里之所以成為農村改革闖將的基本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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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寒冬開梅 發表於 2015-10-16 20:41 | 只看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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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大列印 2014-03-05 13:32:39    中國經濟網
    我本人1965年在貴州也曾率團到農村搞「四清」,親歷「人民公社化」的所謂「優越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鄉一社或一區一社,以生產隊(自然村)為單位,集體吃飯,打鐘上工,敲鑼下工。一年四季,何時下種,種什麼,何時收割,怎樣收割,一切聽從公社指揮。那個時候,農民要想務工經商,會被當成不務正業,搞點家庭副業還會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一家養幾隻雞都有規定,超過是不行的。哪塊地種什麼都要按上邊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規定的很細。種的不對,就要拔掉。在這種制度下,農民簡直成了公社的「奴隸」,失去了生產的自主權,更沒有產品的支配權,也就沒有了生產的積極性。勞動時社員們像一把扇面,一字排開,一小時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時,實際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說空話。結果是,公共食堂辦了不到一個月就垮了,連稀飯也喝不上了。中國農民被折騰得夠慘啊!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粉碎「四人幫」之後,當時的中央領導提出「兩個凡是」、「抓綱治國」等口號。「兩個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守。」抓什麼綱?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工業以鋼為綱、農業以糧為綱。這就是說,「大躍進」、「人民公社」、「學大寨」等等都是毛主席的決策,都不能變。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在60年代初期是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開發建設山區、改變山區貧困落後面貌的先進典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卻把它變成為在農村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左傾錯誤的政治工具,搞什麼「一批二斗三大幹」,「以大批促大幹」,「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進十步,步步斗進一路」,影響深遠,危害全國。萬里說:「學大寨實際就是推廣以大批促大幹,取消自留地,不準搞家庭副業,推行『大概工',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搞窮過渡。」「所謂普及大寨縣,就是不僅要農業學大寨,連工業、財貿、文教、衛生都要學大寨,大寨有什麼工業?有什麼文化?據說中學生都沒有幾個,大部分是文盲,怎麼值得全國學習?這樣學法只能是越大越公越『先進'。」(出處同上)

    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麼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多年來,我以為「合作化」是毛澤東同志的發明,是中國的「土特產」,後來我才知道,非也。它像「計劃經濟」的模式一樣,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搬來的,無非加了點自己的作料。
    請看蘇聯農業的集體化:十月革命勝利后,布爾什維克黨接受了農民平分土地的要求,使農村普遍小農化了,農民有了處理自己勞動成果的自由,生產積極性提高,農業生產迅速恢復,輕工業高漲,商業也為重工業積累了一些資金。新的實踐使列寧改變了看法,他提出通過自願結合的合作社,依靠農民對自己利益的關心,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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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寒冬開梅 發表於 2015-10-16 20:41 | 只看該作者
田紀雲:三年困難時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是人禍(5)
小大列印 2014-03-05 13:32:39    中國經濟網
    1927年至1928年蘇聯在糧食收購問題上出現「危機」,斯大林認為造成危機的原因是「富農」的破壞。因此,一方面決定採取非常措施,打擊「富農」,另一方面加快集體農莊建設。在斯大林看來,社會主義是一個工業與農業緊密結合為一個工場的社會。他認為,蘇維埃制度不能建立在兩種不同的經濟基礎之上,社會主義國有工業與小私有制農業是相互排斥的。斯大林不相信廣大個體農民會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他認為必須想辦法拴住農民,讓農民聽命於國家。
    1929年11月初,斯大林發表《大轉變的一年》,自上而下發動一場集體化運動。同年12月27日,他又提出從限制存有餘糧的「富農」過渡到「消滅富農」。於是,全盤集體化就同他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理論結合起來了,成了一場急風暴雨,「富農」被掃地出門,財產被沒收,有的被處死,有的被驅逐到邊遠地區。
    在斯大林「為集體化的飛快速度而鬥爭」的口號下,靠行政命令搞集體農莊成了普遍現象,有2.5萬名城市工人、幹部下鄉強行搞集體化,許多州提出的口號是:「誰不加入集體農莊,就是蘇維埃的敵人。」這種強制政策不僅用於對付「富農」,也擴大到對付中農和所有不願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民。農業被看成是國家工業化的手段和工具,農民則把集體農莊稱為「第二次農奴制」。
    1933年1月,聯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大農業的軌道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2000多萬農戶被20多萬個集體農莊所取代。集體農莊由國家選派的幹部按國家統一計劃進行生產,對農產品實行義務交售制。農民失去經營管理權,也失去了產品的處理權。
    不願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在絕望中屠宰牲畜,毀壞工具和焚燒穀物。1933年與戰時困難的1916年相比,牲畜存欄驟降1/2至2/3,糧食總產跌入低谷,直到1952年糧食總產都低於1913年,但國家徵購卻有增無減。(以上摘自《蘇聯「農業全盤集體化」的教訓》一文,見2001年5月7日《學習時報》)
    看!中國的農業合作化與蘇聯的農業全盤集體化何其相似!

    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係》中說:「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去太多了,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損害。」遺憾的是,我們中國的辦法(蘇聯的辦法加自己的創造)比蘇聯把農民挖得更苦。
    1930年夏,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在莫斯科鮑曼區黨代表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國的集體化不符合列寧的原則,這種集體化按其方法與列寧的合作社計劃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中央領導人實行這一政策時沒有同黨商量,也沒有同人民商量。」(出處同上)由此可見,蘇聯的集體化的悲劇是斯大林濫用自己的權力造成的。我們中國,也因權力沒有強有力制約,在農業、農村問題上同樣也發生了類似蘇聯這樣的嚴重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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