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院長訪美最深感受：美國人對華心理微妙

人大院長訪美最深感受：美國人對華心理微妙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編者按：習近平主席近期訪問美國，被許多輿論稱為堪比「1979年鄧小平訪美」的重要性，對確定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美國與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之間的長遠關係，將發揮著歷史性的意義。但美國目前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美國智庫到底怎麼看中國？中美的爭執點到底在哪裡？習主席訪美前一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受邀在紐約、華盛頓交流訪問，撰寫了數篇訪美手記，引起了多方關注。為此，觀察者網獨家專訪王院長，請他談談對中美關係的相關看法，以助讀者進一步了解美國與中美關係。】
　　美國精英對中國處於空前的糾結期
　　觀察者網：您每年都要往返美國好多次，這次去美國正好是在習近平訪美前。和以往相比，這次美國之行，給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王文：過去一周多的美國之行，首先是對我體力的一次大考驗。走訪和調研相當密集，見了包括基辛格在內的近10名美國政要名流，參加了各類研討會和閉門會議近20場次，還與30多家美國智庫相關負責人當面交流，接觸的各類美國民眾超過100人。
　　儘管過去10年，我幾乎每年都會去一兩次美國，但短時間內如此高頻度的交流，還是第一次。這實際上折射了美國對中國智庫代表團的歡迎與關注程度，希望通過中國智庫傳達他們的聲音，而這些聲音則代表了他們對中國的最新態度。
　　總的看來，中美關係的合作需求與依賴性仍然很牢靠的，但美國智庫對中國崛起的看法處於相當焦慮的狀態，屬於那種空前防範卻又無可奈何的狀態，但隨著美國經濟部分復甦，美國人自信心的相對恢復，他們習慣性地對中國人耍狠，「死咬」住一些兩國分歧的議題（如網路安全）不放，希望中國能夠屈服，但又不敢使蠻力。這正是美國人對中國的糾結心態。美國人心理對華微妙，是我這一次感受最深的地方。
　　觀察者網：您這次去和美國智庫學者有很多接觸，你們談論的話題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王文：與美國智庫學者接觸，談論的話題可謂「廣」又很「窄」。「廣」是指，涉及範圍較廣，從國際秩序到中美經貿關係、中國經濟改革、氣候變化、網路安全、資本市場准入和波動、雙邊投資協定、南海議題等都有；「窄」是指，幾乎到每家智庫，談得都是這幾個議題。這恰恰是中美關係的辯證性，既複雜又簡單，既困難又容易。要處理的問題很多，但卻又是相對集中的那些問題，能看得清楚的那些問題。就像醫生看一個人，雖然指標不健康的地方挺多，但一看就是能查出來，不算什麼疑難雜症。
　　有些人對中美關係很悲觀，我反而是樂觀的。因為中美關係的癥結，不是說得了癌症，而只是一個人營養太好，出現了類似糖尿病、血脂高、肥胖症等，要花很大力氣的調養和長期的努力，慢慢地把一些關鍵指標降下來。
　　觀察者網：訪美手記中提到，在和華盛頓智庫學者的交流中有一些爭論，最大的爭議是什麼？能不能舉個例子。
　　王文：其實，中美智庫對彼此的思考並不是處於一個維度上。中國智庫學者更願意談宏觀，而美國智庫學者更願意就問題談問題。美國智庫在務實，中國智庫在務虛；美國智庫著想的是當下，而中國智庫謀划的是長遠，這樣自然會有許多分歧之處。
　　比如，中國人希望美國智庫界能夠全面接受「新型大國關係」，美國智庫則回應，「不對抗，不衝突，合作共贏」我們都同意，但「相互尊重」是什麼意思呢？你是讓我們尊重一個共產主義政權嗎？這個在美國國內輿論里接受不了的。再比如，討論網際網路安全，中國學者認為，這個問題相當重要，需要兩國協手應對那些網際網路犯罪的議題；但美國人卻死咬著，認定中國政府縱容對美國的網路攻擊，是相當於一場對美國的戰爭，中國政府要負責任。還有類似對中國經濟下行導致商業環境不景氣的指責；對中國即將通過的NGO法律意味著中國「不開放」的抱怨；對中國在南海建礁是想把美國趕出東亞的猜疑，等等。
　　從根子上看，中美分歧，其實就是誰說了算，誰來制定規則的分歧。中國將強未強，美國似衰未衰，兩國的博弈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博弈，意味著要有合作，也要有競爭，既要有適當讓步，也要有所作為，是對相互力量對比差的再次較准。這是相當考驗兩國思想界、外交界的。
　　　　美國擔心中國成為世界的新圓心
　　觀察者網：我看了您的訪美手記後有一個困惑，之前在一些國內研討會上，中國學者都認為美國人是很願意了解中國的，只是苦於沒有渠道。但從您的手記來看，美國人似乎還持有自己的高傲，不肯放下身段來了解中國？
　　王文：美國是一個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非常濃厚的國家，用托克維爾的表述是：「美國人只依靠一己的理性努力認識世界」，換句話說，美國人一直是以自我為中心看待世界。打個比方，在美國人眼中，世界就是一個圓形，而美國就是圓心，中國無非就是圓形中一個比較大的點而已，較為突出，必須重視，卻有點礙眼，生怕這個較大的點，成為世界的新圓心。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曾經的「歷史終結論」和「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的「不懈努力」之下出現在各個場合，美國更是在政治、軍事、商業貿易等各個方面不信任中國。
　　當然，中國的崛起一定程度上也在重塑美國的價值觀，促使其進行反思。我曾與「歷史終結論」的始作俑者弗蘭西斯·福山有很長的對話，他的學識淵博，但在中國論據面前，卻很難自圓其說。於是近年來，福山先生的改變很大，發出類似「在民主上，美國沒什麼好教中國的」等等新論斷。隨著中美雙邊高層和民間交流得越來越緊密，合作不斷加強，中國實力也越來越強，美國放下身段，全面認可中國，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觀察者網：美國國內對中國的主流態度是什麼？認同多一些還是爭議多一些？
　　王文：美國民眾普遍對中國的態度是正面的，相比於白人與黑人的種族矛盾，印第安人的原著民議題，拉美裔移民成災等，亞裔尤其是華人，在美國的形象多是正面的。前些年，在美國的好萊塢大片中，華人形象還出現不少負面的場景，但這些如范冰冰、李冰冰等女星、成龍、李連杰等男星的形象幾乎都是正面的，這本身就是美國主流社會對中國的一種心理影射。
　　加之物美價廉的「中國製造」為美國人帶來的福利，中國進口與對美投資帶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尤其像底特律這樣破產的城市，在中國投資進入后，漸漸地已活了回來。美國社會對中國人的看法，是積極的、正面的、肯定的。這正是我對中美關係樂觀之處。
　　當然，與美國民眾不同的是，美國精英們的美國價值觀觀念更重，對國家未來的擔憂更重，將國家榮譽放在重要位置。中國的不斷壯大，使得這些精英們一時難以轉變思維模式。他們認為中國在衝擊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有些中國特色的東西，他們難以接受。這些邏輯被媒體放大，反向作用給了精英層形成了價值共振，加重了美國精英層對美國的焦慮。
　　當然，美國的政治精英與商業精英對中國的認知不盡相同。政治精英喜歡討論相較大國戰略層面下的細小議題，商業精英則更是利益驅動，希望與中國進行貿易與投資合作，進而獲取利益。
　　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理事會今年6月的民意調查，67%的美國民眾主要對華進行「友好合作和接觸」，僅有29%的美國民眾主張「制約」中國發展。總的來說，民眾比政府更友好，政府比智庫更友好。可見，民眾是兩國關係的另一塊壓艙石，用很中國化的說法是，「要相信美國人民」。
　　觀察者網：這次習近平主席訪美，主要還是致力於非傳統安全方面的合作，比如經濟、網路安全等。但在這之前，美國官方和輿論對中國似乎都不太友好，美國為何要在習總訪美前營造這樣一種氣氛？會對訪美成效造成什麼影響？
　　王文：我在很多場合都聽到「公眾很關注，華盛頓必須借這次習主席訪問解決具體問題」這樣的聲音。在華盛頓的交流過程中，美方的態度確實有些許強硬，給習訪美施壓，比如網路安全、南海問題、NGO法案等等。一開始我還有些擔憂，心想領導人的國事訪問要談的是戰略大問題，為什麼要淪入那些細枝末節呢？也不禁聯想到金融危機發生時美國的低姿態，心中略有不快。
　　後來，一位美國前高官私底下跟我講的一席話讓我恍然大悟，他說：「那些肆無忌憚的聲音只是美國公眾輿論的一部分，卻被放大進而綁架了美國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甚至正在形成對美國的中國政策壓力與衝擊」。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也只是虛張聲勢，在關鍵時刻，美國政府一定能控制住這種負面情況的蔓延，以大局為重。所以，情況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糟糕。在紐約那些真正做實務、與中國交往中得到利益的美國金融圈、貿易圈的人眼裡，完全是另一個邏輯。他們談論更多的話題是美國為什麼不加入亞投行？為什麼不讓中國加入 TPP？他們有的還自我批判，美國的投資環境遠不如中國開放，美國政客們誇大了那些支流問題，等等。
　　觀察者網：從今年2月傳出消息習總將在今年訪美以來，中美之間展開了很多對話交流。從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看，這對增進中美之間的相互了解有什麼實質性的推進？
　　王文：40多年中美關係，可謂起伏波折，並不是一帆風順。但每次出現波折時，中美之間的合作與交流機制就在發揮作用。中美之間有96個不同層次的對話合作機制，其中包括首腦互訪、首腦熱線、全國人大與美國眾議院定期交流機制、全國人大與美國參議院定期交流機制、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等等。社會層面的智庫交流，就更多了。這些交流機制是雙方避免衝突的堅實保障。比起當年冷戰高潮時期，美蘇雙方差一點就都按下核按鈕了，千鈞一髮之際，美蘇連個傳話的人都沒有，那是相當危險的。
　　2015年，中美雙方提前七個月將訪問確定並對外公布，這足以說明兩國領導人對雙邊關係的重視。在這七個月中，中美雙邊交流機制運行穩定，比如，5月的香格里拉對話中，中美兩國對南海問題雙雙趨於溫和的態度無疑是非常積極的跡象，6月份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經濟合作與人文交流方面也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已經為習近平主席的國事訪問奠定了基礎和營造了積極的氛圍。
　　雙方在雙邊投資談判、經貿、軍事、能源、環保、基礎設施建設、氣候變化、世界發展議程等重大問題上不斷探討和交流，為雙方確立良好的互動機制提供了機遇和渠道。當然，美國還不習慣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全球大國身份，中國本身也同時在學習和承擔這個身份所匹配的責任和義務，雙方都在學著一起長大。
　　中國能超越美國嗎？
　　觀察者網：正如您言，美國對中國崛起的焦慮感很重，那麼，是因為中國真的在全面超越美國嗎？
　　王文：從GDP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總量將在未來10年內差不多能超過美國。當然，以購買力平價計算，2014年IMF、世界銀行都已認定，中國已經超越美國。但是，從軍事實力、金融實力上看，中國距美國的差距還相當遠。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專門論述過這個話題。
　　1820年美國提出了「門羅主義」，讓英國等歐洲列強不要干預美洲的事務；1893年前後美國GDP超過前一個全球霸權國英國，1922年美國的軍力超過英國，1945年美國才開始重塑全球金融體系，美國超越英國，用了一個半世紀的戰略耐心與毅力，可謂「百年戰略」。在這點上，中國非常需要向美國學習，不要操之過急。
　　當然，超越美國，不是中國發展的目的。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不斷滿足人民的福祉和需求，才是我們的奮鬥目標。人民需求是否能得到滿足，才是超越美國的真正衡量標尺。未來中美的實力比拼，關鍵還在於人民。
　　觀察者網：您自己這兩年來一直在大力推動中國的智庫建設工作，在和美國智庫的交流中，您覺得中美兩國智庫的差異和差距在哪裡？雙方以後該採取何種方式加強交流和合作？
　　王文：這些年，我幾乎走訪了美國所有的一流智庫，在《對外傳播》期刊上每個月寫一篇關於智庫的思考專欄，現在已堅持了20多期，在這個問題上，方方面面討論過許多。從個人親歷的角度看，簡而言之，從個體角度，如學者學識、涵養、思想深度來看，中美兩國不乏都有頂尖高手。
　　但從機構的角度看，中美智庫的差距大體有如下幾點：
　　一是產業規模。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美國的智庫已形成了產業，目前已達近2000家、年預算總額達到數百億美元、從業人員有數十萬的產業規模，前十大智庫的預算額都超過4000萬美元。相比之下，中國現代智庫則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預算額超過4000萬人民幣的，都屈指可數。
　　二是運營機制。發端於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智庫的逐漸發展與壯大，伴隨著的是美國民主化的進程、美國社會現代化的歷史變遷以及美國在整個國際社會的崛起進程。相比之下，中國智庫業確實還處在初級階段，且遠遠落後於國家發展。不少中國智庫還不知道怎樣與決策部門溝通共處，一些中國民間智庫的生存還存在嚴重問題，很多中國智庫的激勵制度還沒有建立，智庫在中國整個社會的運營體系中還處於相對邊緣化的位置。
　　三是機構影響。中國智庫目前最缺的，還不只是產品質量，更是產品的營銷。兩國真正的差距在於對智庫思想的整體營銷力，包括項目設計、調研、撰寫、評估、報送、傳播、社會文化、政治結構等各個環節。中美智庫差距很像中國電影與好萊塢的差距，不在於單個演員的實力，而在於產業鏈各個環節的不足，進而導致整體產業的落後。
　　美國智庫業比較發達，有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但也應當認識到，美國政治制度也造就了美國智庫業的特性。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如果想對國家和社會發揮理想的作用，就必須將國際經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在中外傳統智庫模式上有所突破，真正發展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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