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導調查報告：千瘡百孔的中國農村

博導調查報告：千瘡百孔的中國農村
作者：蔣高明

調查之五：垃圾包圍農村

調查發現，農村中垃圾嚴重增多了，尤其白色污染。

倒退三四十年，鄉村是很少垃圾的。那個時候沒有塑料袋，也沒有農膜，主要是動物和人的排泄物。勤快的農民都要將這些排泄物收集起來，放在豬圈裡作為肥料。當年有一種農活就叫拾糞，幾乎每一個農戶家裡都有拾糞的工具，沂蒙山人管一種棉槐條編的農具叫糞箕子，就與這種農活有關。

如今，人和動物的糞便明顯比過去少見了，但嚴重增多的是各種垃圾。

首先，農田的地膜殘留物就是一種。每年農民種植經濟作物如西瓜、花生、土豆等都需要大量使用地膜。這些地膜非常薄，沒有回收利用價值，收穫莊稼后農民就將地膜撿起來放在地頭，一些殘留的農膜留在地里。有時候地頭上雜草多了，農民在燒雜草的時候，一把火也將地膜焚燒了，釋放出嚴重的致癌物。

其次，是各種農藥、化肥的包裝物。它們幾乎都是塑料類製品，有些為塑料袋，有些加工成塑料瓶。

第三是各種食品的包裝物。飲料瓶、礦泉水瓶、牛奶瓶，速食麵袋，薯條袋，幾乎村民從商店裡買來的所有食物都是用塑料包裝的，即使香煙，外面也有一層膜。

第四是各種塑料袋。城裡人的超市對塑料袋實施限塑令，但那些被限制的塑料袋全部進入鄉村，現在農民趕集賣東西，根本沒有帶包帶筐的習慣了，到處都提供一次性塑料袋。集市散場后，地面上的垃圾塑料袋遮蓋地面，由於鄉村沒有專門的環衛人員，這些垃圾袋藉助風或雨水的力量，就會進入河流或溝渠。

第五是村民的各種生活垃圾。舊衣服爛鞋襪，廢舊的塑料桶，墩布頭與塑料把，加上爛菜葉與廢紙片，這些垃圾有些就手被村民傾倒在溝渠內，颳風下雨後再衝到下游去。

調查之六：得癌症的多了

蔣家莊的村民，第一次聽說癌症這個詞，是20世紀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去世，因患癌症醫治無效去世，縣有線廣播里傳來這個消息。村民們悲痛之餘，私下互相打聽，癌症是什麼樣的病，那麼厲害，連國家都治不好。可見，40年前，癌症對於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詞。

如今，村民們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醫院裡查出的癌症。先是村民感覺某個部位不舒服，疼痛難忍，送去醫院檢查，往往都是癌症後期。後來這樣的事情多了，誰家發現有人疼痛，就很自然地猜想是不是得了癌症。

癌這個字里有3個口字，病從口入，癌症也多是吃出來，喝出來的，更有空氣中致癌物，通過呼吸進入人體。村民們得肺癌、食道癌、腸道癌的多，就很可能與空氣、水和食物污染有很大的關係。

村民們常年接觸農藥、化肥、地膜，這對人體的傷害很大。村民們告訴我說，打除草劑的時候連窗戶都不敢開，氣味很難聞；打農藥時有時渾身紅腫，洗澡都不管用；他們在田間地頭焚燒地膜時，點著火走了，但空氣中的二惡英致癌物卻進入了大氣，上百年不能降解，對於這一點，村民是不知曉的。

蔣家莊的會計那裡保留了村民死亡的較完整記錄。過去有記錄的19年中，總死亡人數為109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53人。

調查中得知，農民死亡原因中，90%以上為各種疾病，其中以癌症為主。最近10年來，除了寫明服毒、上弔死亡、事故外，該村農民死因多為癌症，而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

進一步分析發現，該村莊農民平均死亡年齡65.73歲，除去自殺等意外因素，平均壽命70.63歲，其中，男性69.95， 女性70.99歲。過去20年中，中國人平均壽命中，男性為72.05，女性為75.35。與全國平均值相比，該村莊男性壽命下降了1.42歲，女性下降4.36歲。女性壽命下降超過男性，可能與農村婦女生活壓力增大和替代男性從事有污染的農業勞動有關。無論哪種分析，該村農民的壽命已低於全國平均壽命平均值。女性壽命高於男性是不爭的事實，但女性壽命下降高於男性，更應當引起重視。

調查之七：尷尬的農村殯葬制度

在蔣家莊，原來有塊公墓林，過去都實行土葬，埋葬的都是蔣家莊去世的農民，以蔣姓為主，外性也允許。我們叫這片墓地為老林。老林里種植了很多樹木，以側柏為主，墳頭上長滿了草，小時候幾個膽大的小夥伴經常進老林拔草。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這片老林被平整，如今變成了良田。

然而，老林被平整后，沒有來得及劃出新的墓地，就趕上了家庭聯產責任制，就是分地單幹。當時，村集體並沒有將所有的土地都分掉，尚保留了5%的集體土地，、這些土地成了村民埋死人的首選之地。後來，這些集體土地也被承包了出去，這樣村民就不能隨便到別人家的承包地上埋棺材了，只要在自家的承包地上就地掩埋，客觀造成了墳頭遍布農田的奇觀。

中國城鄉實行喪葬改革40年以來，雖在城市減少了死人佔地，但在廣大的農村，尤其華北平原上的農村，似乎收效甚微。繼火葬后，農民重新恢復土葬風俗，他們將骨灰盒放置在棺材中下葬，這樣就造成了對待逝去親人的新做法：火葬+土葬。

火葬與土葬二者只能擇一，而農民卻將其二合一。由此帶來的新的問題是：火葬增加環境污染，還增加了農民經濟負擔；土葬因無固定的農村墓地，農民隨地埋葬，不僅佔用大量耕地，還造成因無規則土葬行為，造成墳頭遍布農田，對機械耕作帶來困難。

可見，農村殯葬制度需要進行新的改革，或者是借鑒城市的做法，恢復家族墓地，實現嚴格火葬，僅留骨灰和排位，減少佔地；或者根據中國農村實際情況，恢復土葬（不經火化），但需要嚴格不留墳頭，農民自己記住位置，到重要的紀念日祭祖。後者不佔地，農村土地可永久耕作，農民不受平墳之痛。

調查之八：勤勞未必能致富

勤勞致富，這個亘古不變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場經濟大潮下的農村有些不靈了。由於農民的生產是為市場而生產，他們生產的糧食或肉蛋奶，都是用來交換的商品，且沒有定價權，誰老實巴交種地誰就吃虧。

蔣家莊村民蔣堅強是村裡最早富裕起來的農民。他是當地有名的種地能手，同時也是一名非常熟練的拖拉機手，還會養豬、養牛。20世紀70年代末，農村聯產承包剛開始的時候，曾輝煌一時。他1978年初中畢業就回村當了農民，由於會經營土地，1979年就買上了拖拉機，1980前後就有2萬多元的存款，是當年村裡最早的萬元戶。30年來，他一直靠自己的勤勞伺候土地，非但沒有像那些頭腦靈活的農民那樣過上好日子，還背了20萬元的債務，已基本沒有能力繼續發展生產。

我們了解到他返貧的原因如下：

一是堅持務農。當村裡很多人外出打工，收入遠比在家種地高的時候，他一直堅定地守在農村生產第一線。他將父母的土地還有農民不願種的土地接過來經營，繼續開拖拉機掙錢，同時養豬還養牛，積累了一個價值17萬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並沒有使他銀行里有多餘的存款，而是經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農產品價格並沒有像城裡人的工資那樣成百倍地增長，而是幾十年來變化相對很小。35年以來，小麥玉米價格僅上升了5倍，遠不如貨幣貶值的速度快，而期間城市工作人員的工資上漲了幾百多倍！那些聰明的農民將土地撂荒，進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萬元～3萬元的凈收入，相對於在家農民經營10畝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輕鬆的多，後者則非常辛苦，一年到頭都不能休息，還不能生病。

二是醫療風險。農民長期經營有一定風險的農業，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蔣堅強就因搭建牛棚摔斷胳膊進了醫院。為治好胳膊，他花了近5萬元。禍不單行，他的兒子在外面打工做電焊工，火星迸進了眼睛，治眼傷花了3萬多元。

三是孩子結婚與生子。農村給孩子定親辦婚事的費用越來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風直接造成了費用升高。以見面禮為例，20世紀80年代末為1007元，其寓意為「千里挑妻」，到20世紀末就變成了10001元(「萬里挑一」)，翻了10倍；到現在乾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 「三生有緣」。如果男方拿不出見面禮「三生有緣」，女方扭頭就走。蓋房、定親、結婚、一直到生子，費用最低15萬元。蔣堅強就一個兒子，孩子從定親到生子，將其所有的積蓄都搭上了還是不夠。

四是養豬賠錢。蔣堅強去年養殖了50頭豬，本來想發一筆，不料遭遇豬瘟，大部分豬死亡，凈賠3萬元。

五是為銀行掙錢。由於醫療、孩子娶親、加上那場豬瘟，蔣堅強為了在經濟上翻身，只好冒著更大的風險去貸款，年息高達12%，以不動產做抵押，同時還要有親戚擔保。為了還銀行利息，只有起早貪黑地干。這樣，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還銀行利息，等於為銀行打工，貸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不但造成了當年萬元戶蔣堅強的返貧，也造成了許多相信勤勞致富、堅持務農的農民淪落為今天的欠債戶，勤勞致富被逆淘汰。

那麼什麼人在農村能夠致富呢？據調查，下述3類人在農村是賺了錢的：

一是犧牲生態環境搞規模化養殖的農戶。20多年前，有一家村民就在村頭搞起來蛋雞養殖場，養殖的廢水直接衝進金線河，散發出來的臭味遭到村民暗罵。該蛋雞場引進所謂的科學技術，讓每隻雞一年可產400多個雞蛋，常年不見陽光，抗生素、激素不斷，他們生產的這種雞蛋，自己也不吃，都被蛋販子賣到城市裡去了。這種犧牲他人生存空間的人能夠賺錢，犧牲他人健康的人能夠賺錢，更奇怪的是，有關部門竟然將這樣的人樹立為典型，這不是鼓勵農民賺黑心錢嗎？

二是侵佔集體公共資源的人。村裡沒有什麼工業，不料，原本不值什麼錢的沙子卻值了錢，由於城市迅速發展，大量需要沙子作為建築材料，沙子的價格很快上漲。有聰明人將集體的河道承包了去，雇鏟車和撈沙船向河道要財富，於是原本有凈化能力的金線河變成了臭水溝，但承包河道的人個個都發了財。

三是能說會道的人。這類人衣著光鮮，上騙政府，下騙村民乃至親戚父母，完全是不勞而獲之徒。由於國家對農村的各項補貼，都是縣級政府掌控的，這些人就使出了全部騙術，包括對官員行賄，竟然空手套白狼，爭取到了200萬的大沼氣工程，可見政府的涉農補貼很多是沒有用到真正的地方了。

可見，當今農村勤勞致富已成過去式，許多農民被逼離開農村進城謀生，留下了的所謂有頭腦的人，將德道良心和生態環境都變成了商品，發了財。而國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資金對受損的生態系統進行治理。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蔣高明，山東平邑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理事、《植物生態學報》副主編、聯合國大學諮詢專家。曾任UNESCO-MAB-China副秘書長、中國生態學會副秘書長、山東省人民政府泰山學者等。最早提出自然恢復理論以及「畜南下、禽北上」戰略構想；針對風沙源治理、食品安全、生物入侵、自然保護區、水源保護等建議，多次獲黨和國家領導人批示；研究成果曾兩度進入西方大學教科書，並被美國《科學》雜誌長篇報道。2006年創建弘毅生態農場，堅持「六不用」經營農業，即不用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人工合成激素和轉基因，並身體力行地在全國推廣弘毅農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