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古拉格群島—精神病院紀實(19)

我是中國大陸的一名精神科醫生馬錦春，來美國的目的是為了營救一名持不同政見者喬忠令先生，他被中共羈押在精神病院已長達5年，中共為了破壞喬忠令先生思維強迫其服用大劑量精神科藥物利培酮，中共為了防止泄漏消息，還將喬忠令先生輾轉三家精神病院，現在喬忠令先生仍然被關押在上海民政第一精神衛生中心三病區。由於頁面上我不能發鏈接，只能讓讀者在谷歌中輸入「喬忠令」搜索相關情況介紹，了解背景情況。

下面我登載的是記錄喬忠令在長寧區精神病院和松江車墩華陽橋精神病院的苦難經歷，包括人名在內的所有內容全部都是真實，全方位展示中國的古拉格群島--精神病院實際場景
上海市長寧區精神病院（19）
喬忠令

45、戰華、魯月仙，兩名女性社區工作者。戰華身材高大，肥胖，膚色赭黃，北方口音，門牙向外突出，縫隙很大。已經退休，繼續發揮餘熱，是個家庭婦女類型的社會幹部。擔任我所在小區居委會黨總支書記。魯月仙身材矮小，瘦削，一雙眼睛眯成一條線，彷彿一輩子睜不開的模樣，牙齒縫隙同樣很大。她是插隊知青，吃了許多苦，回到上海，奮鬥數年，成了一名專職社區幹部，擔任我所在小區居委會主任。
居民委員會，按照共產黨官方詮釋，屬於社區居民自治組織。居民通過民主選舉，推舉數名熱心公益活動的「人民公僕」，組成居民委員會，依據國家法律法規，維持社區日常秩序，維護居民合法權益。不幸的是，官方詮釋同實際情況，永遠存在距離。實際上，居民委員會共產黨政權的統治未端。每個居民委員會配備一名專職治安警察，設立「社區民警工作室。」利用居民委員會這個平台，在居民社區具體行施統治權力。警察成了居民委員會的核心，主宰靈魂，居民委員會黨總支書記、主任等，他們的日常工作，必須聽從警察指令，圍著警察的指揮捧轉。
警察權力極大，可以不經過司法程序，自行判處轄區內居民十五天以下行政拘留，或者四年以下勞動教養，或者開出強制單，將居民強行關入精神病院，五年，十年，甚至一輩子。關在精神病院從此「消聲匿跡」，不准他發出聲音來。所以，有人說，中國是個警察國家，就是這個道理。一個居民小區，攤上一名好警察，則是這些居民的福氣。如果攤上一名惡警勝似蛇蠍豺狼，居民叫苦不迭，避之不及，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戰華、魯月仙都知道，我是一名公安機關「內控打擊對象。」但她們可能並不知道，公安機關為何將我列為「內控打擊對象」。她們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這個「內控打擊對象」，根本就警察來意揑造出來的，是個天大的冤枉。她們只是順從警察的意思，在我的左鄰右舍中，布置監控網路，收集我的日常言行，匯總起來，向警察彙報，充當一名「幫閑」角色。
舉個例子：戰華、魯月仙都知道，近年來，我同新涇派出所警察矛盾僵化，原因在於警察故意損壞我珍藏的一對康熙早期冰梅紋官窯青花梅瓶。他們倆人，不是協助我搞清事實真相，支持我的合理訴求，而是千方百計替警察開脫責任，企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對戰華說：「我的這對花瓶，2001年左右，市場價已達90萬---100萬元人民幣。」戰華根本不相信，說道：「一對花瓶，哪裡值這許多錢，你說話要有依據，不能憑空想象。」我解釋道：「這個價格，是根據近年來，北京、上海等城市，幾家著名藝術品拍賣公司，拍出的類似花瓶價格，作出的保守估計。」戰華不耐煩的說道：「算了，算了，拍賣公司的價格，你也信，也能作為依據？」魯月仙說道更為直截了當，更乾脆：「你的這對花瓶，別說被人打了幾個洞，就是摔成碎片，一片一片，也能賣上好價錢。」
「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國家法律保護公民合法財產等等，都是共產黨政權替自己立下的鐵規；也是每一個社區幹部在日常「為人民服務」工作日程中，必須遵循的金科玉律。但具體落實到我這個「內控打擊對象」，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
46、漢斯，黃穎，漢斯是個荷蘭人，從他臉上，我推測不出他的年齡。按照西方標準，漢斯可能是個帥氣的男人，身材魁梧，已經開始發胖，稜角分明的臉龐，綠色閃亮的眼珠，濃密的棕灰色頭髮，肚子微微鼓起。漢斯氣色很好，白中帶紅，額上的皺紋很深，陡直地、長久地伸入面頰，可能是過於專註留下的印跡，微笑時雙眼眯成一條縫，很有親和力。漢斯話語很少，很謹慎，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發表的片言隻語，伴以一種不經意的、心不在焉的手勢，很容易使人忽略這些話語的重要性。
他是荷蘭《人民報》常駐中國特派記者。他的家，包括他的妻子，一個六、七歲左右、十分可愛的女孩，距離我家很近，步行只需十分鐘。漢斯自稱，他是一名作家——這一點，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他沒有撒謊。
黃穎是他的女翻譯，江西南昌人，年齡可能不到三十歲，長得十分漂亮，是個名符其實的美女。身材高挑、苗條，膚色白皙細膩，乳房豐滿，鵝蛋臉，雙眼炯炯有神。雖然是「單眼皮」，十分秀氣。說話親切、得體，有一種令人難以抵禦的誘惑力。然而，黃穎年紀雖輕，卻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女子，她的年輕美貌的臉龐，似乎掩藏著太多的秘密。這樣一份同她的年齡與美貌極不相稱的老練，不禁令我暗暗吃驚。
2008年夏季，我在離家不遠的西郊百聯購物中心，向購物和途經此地的中國人、外國人，散發一份傳單，標題為《控訴共產黨——<自傳三部曲>作者、作品簡介》。先後散發約一百三十份。八月未的一天下午，黃穎來到我家。她說，她和她的僱主漢斯，看了我的傳單，深表同情。漢斯很快就要離開上海，短期返回荷蘭，命她前來，向我索取《自傳三部曲》書稿，交給漢斯帶立刻的荷蘭，聯繫出版社等等。我給黃穎看了被警察故意毀壞的一對康熙官窯青花梅瓶，交給黃穎一本《自傳三部曲》之一。三十五萬字《老百姓》複印稿，寫給胡錦濤主席的兩封上訪信的複印件等等。
次日中午，十二點鐘左右，天空下著濛濛細雨。我已吃過午飯，躺在床上休息。黃穎再次來到我家，說道：「漢斯正在西郊百聯購物中心，急於同我見面，請我吃飯。」我立即跟隨黃穎出門。黃穎建議打車，我說：「步行去吧，我習慣了。」倆人打著傘，在微風細雨中疾行。黃穎在途中說道：「漢斯大致看了《老百姓》書稿和有關材料，打算幫助你去到荷蘭萊頓大學，這是在荷蘭相當於中國清華大學的一所著名高校……」由於倆人分別打著傘，隔開一段距離，又是初次見面，邊走邊談，所以黃穎說的許多話，我也有此聽不清楚，聽不明白，不得要領。
倆人來到西郊百聯購物中心中央庭院，黃穎找到漢斯。三人走進一家味千拉麵店，找位置坐下。由於下雨，食客不多。漢斯訂了一份什錦炒飯，一瓶啤酒。黃穎訂了兩個炒菜，一碗米飯。我已吃過午飯，推辭不過，訂了一份冷飲。三人邊吃邊談。漢斯給我一張名片，上書「荷蘭《人民報》常駐中國特派記者」。我當時第一印象，一個到上海當記者的荷蘭人，居然不懂中文，需要一名美女翻譯，形影不離左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個疑問，直到現在，在我腦海中，仍然是個大大的問號。
那幾天，距離俄羅斯著名的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逝世的日子不遠，於是，漢斯同我的談話，從緬懷索爾仁尼琴開始，相當融洽友好。漢斯問道：「你平時最愛讀哪個國家的文學作品？」我答道：「最愛讀俄羅斯文學作品，受俄羅斯作家和文學作品影響最大。」漢斯說道：「我在盡自己最大力量幫助你。」
漢斯講話要點，歸納起來，以下幾點：一、他在八月份，途經西郊百聯購物中心，收到我散發的傳單，當即寫了一篇短文，在荷蘭《人民報》發表，收到很大反響。已有四、五家出版社主動找他聯繫，有意出版我的自傳。二、他有個打算，在同我直接見面，接觸談話之後，再寫一篇長達萬字的專訪文章，在荷蘭《人民報》用整版篇幅發表。但他又有顧慮，因為這樣的整版文章發表后，中國駐荷蘭大使館肯定會向國內反饋信息，有關部門可能會來找我麻煩，給我帶來不利。三、他已大致看了《自傳三部曲》之一《老百姓》複印稿，希望我把《自傳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三部複印稿，一併交給他帶回荷蘭。四、他這次回荷蘭，估計兩個星期左右。希望我利用這段時間，去到有關部門辦妥出國護照。他回到上海，立即安排我去荷蘭生活。漢斯強調說道：「你如果這次不走，以後恐怕就沒有機會了。」
年餐談話結束，漢斯付賬，一百六十餘元。三人分別打著雨傘，走出味千拉麵店。漢斯提出給我照相。我當時頭髮零亂，鬍子很長，衣衫陳舊，勉強答應。漢斯取出手機，我坐在西郊百聯購物中心中央庭院一側，星巴克咖啡店外長椅上，連攝兩張近照。漢斯、黃穎同我分手，各奔東西。
我這輩子，很少接觸外國人。1979年春季，我在人民廣場結識日本留學生光崗英行，大阪人，當時在復旦大學中文系讀書，簡單交談幾句，互換住址。不久一天下午，光崗英行帶了一個法國女留學生克里斯，在靜安公園同我會面。光崗英行和克里斯能講一口流利中文，交談沒有障礙。傍晚，我請他倆在綠楊邨酒家吃飯。光崗英行邀請我去復旦大學中文系留學生宿命作客，我一直沒去，相互通了幾封信。1979年4月18日，我被捕后，聯繫亦即中斷。
三十年後，我同荷蘭記者漢斯，他的美女翻譯黃穎，圍桌而坐，圍繞出版我的自傳，以及個人出路，相互交換看法。我當場表示，對於漢斯的幫助，極為感激，希望漢斯能在荷蘭先行出版我的《自傳三部曲》之一，三十五萬字《老百姓》。其餘兩部書稿，打算在《老百姓》簽約出版后，再交給漢斯。其次，歡迎漢斯再寫一篇關於我的長篇專訪文章，在荷蘭《人民報》發表。只要寫事實，寫真實感受，就沒有什麼可以顧慮的。關於辦理出國護照一事，我沒有表態，沒說一句話。因為在我的內心深處，並不想就此匆匆忙忙離開中國，遠渡重洋，去一個人地生疏、語言不通的西歐國家，度過自己後半生。我這個人，內心深處，有非常濃厚的中國歷史文化情結。對於中國文化，對於中國人民，懷有一股說不清，理還亂的無比深情……1979年春季，我曾在上海鬧市中心，淮海路茂名路轉角處「民主牆」貼出一首無題短詩。一共七節，每三句，一經貼出，立刻轟動海內外。其中，每一節，三句如下：
                     我愛你，但不喜歡你
                      你總是欺騙我      
                      我怎能相信你
詩中的「你」，可以理解為共產黨，也可以理解為中國。一回事。這是我內心感情洶湧澎湃的真實寫照——因為愛是可以選擇的，而喜歡則可以選擇和可以轉移的。當然，我被捕后，警察在審訊中，不止一次，提到這首詩。他們是這樣解讀和理解的：「一個孤零零，不著邊際的愛，通篇的不喜歡、欺騙、不相信等等，你用的這些障眼法，能夠瞞得了誰？」警察的解讀，同我的寫作本意，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也就不再贅述了……總而言之，2008年8月末，一天中午，我同漢斯初次見面。對於漢斯提出的建議，除了「兩個星期辦妥出國護照，及早去荷蘭定居生活」一條，其餘統統接受，衷心感謝他的「儘力幫助」。
當然，事情的發展，恰恰證明了我的擔憂——漢斯同我見面，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協助上海警方，逼迫我流亡荷蘭。而其餘幾條，都是「障眼法」，一開始就不打算兌現的。
黃穎的英語水平很好。她的翻譯，快而準確，簡潔明快，這從漢斯同我的無障礙交流中，充分體現出來。當然，我也有了更深一層疑慮，為什麼一個不懂中文的荷蘭人，竟會來到上海，擔任特派記者，安排我去荷蘭定居呢？記者，顧名思義，用文字記錄事實真相的人。沒斯在上海，必須閱讀中文報紙雜誌，收視收聽中文電視新聞廣播，接觸形形色色、普普通通的中國人——他不懂中文，必須聘用一名年輕貌美、凡事不露聲色的女子擔任翻譯，事出蹊蹺，不是多此一舉嗎？
47、周航，事情已經過去五年了，在我的記憶中，周航仍然是個虛無縹緲的幻影，而不是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女人。這個中年女子，四十五、六歲，身材矮小，瘦削，戴眼鏡。因為燈光很暗，加上我從未抬頭仔細打量這個「魯迅的親戚」，說不出她的面部特徵。她的臉，只剩下灰暗色一片，所以說她，「只是一個幻影」。黃穎對我說過，她是周建人的外孫女。同她的會面，還須從2008年8月未，我同漢斯、黃穎在西郊百聯購物中心分手的那一刻說起。
   同漢斯、黃穎分手后，我一直盼望同他們再次見面的機會，聽取荷蘭出版襯對《老百姓》書稿的看法。大約過了二十天，九月下旬，一天中午，我正打算卧床休息。黃穎手提一個拎包，敲門進來。她說，漢斯已從荷蘭回來了，她今天來，再向我索討一本《老百姓》複印稿。黃穎說道：「我和漢斯將挑選其中有關段落，譯成英文，發回荷蘭，供出版商參改」等等。我坐在書桌邊，心存疑團，盯住黃穎的臉，仔細打量。黃穎的臉，年輕漂亮，說話時表情有些木然，但沒有一絲一毫感情流露，看不出任何破綻。我向她講了沒有及時辦理出國護照的原因，以及盼望《老百姓》早日出版的迫切心情。我說道：「因為我的日常生活，已經到維持不下去的困難地步了。」黃穎沒有表態。我拿出《老百姓》複印稿，交給黃穎，她即匆匆離去。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