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感情何以如此脆弱

「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類措辭，以往主要出現在外交場合，雖然聽起來很嚴重，但畢竟離我們這些尋常「中國人民」的真實生活十分遙遠。

因此，這幾天當我聽說自己的「民族感情」被一個電視小品和一部電影傷害了的時候，不由得吃了一驚。

因為沒有人見到過古代鮮卑女英雄花木蘭的長相（這裡順便說一下，這是個虛構人物），所以當演員賈玲將她塑造成一個性格有些頑劣的胖姑娘時，許多人一口咬定，自己的「民族感情」受到了嚴重傷害。

不僅如此，當中國木蘭文化研究中心（這裡再順便說一下，素來愛好樂府詩歌的我是頭一回聽說中國還有這麼個「中心」）在向賈玲和電視台抗議時，顯然還大義凌然地代表了其他所有胸懷愛國主義精神的中國人——比如我，雖然我其實一向認為姑娘還是豐滿一點更美。

借著迫使賈玲和電視台的道歉示弱的勢頭，某些護教心切的道教界人士恍然發現，陳凱歌導演的電影《道士下山》嚴重傷害了自己的感情。他們現在要求這部電影必須立即停止播放，而陳凱歌及相關人等必須向道教界作出公開道歉……

所有這些，都令人費解：我們的感情何以竟變得如此脆弱！

當年吳承恩在他的《西遊記》中將中國歷史上最受敬仰的高僧和最傑出的翻譯家玄奘法師（這可不是個文學虛構人物）描寫成一個婆婆媽媽、不識好歹的人，既沒有受到過愛國主義者的批判，也沒有遭到過佛教界人士的抗議。

現在想起來，幸虧吳承恩沒有生在今天，否則這部偉大的古典小說的命運可真是凶多吉少。

先撇下「惡搞花木蘭」小品以及《道士下山》電影的內容本身究竟是不是像批判者說的那麼不堪不論，就我的常識而言，感情這種東西只能存在於一個個具體的個體身上，因感情而被傷害的也只能是與之有直接關係的個體。

比方說，有人以侮辱性的話語調侃了我的祖父母、父母，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說「自己的感情受到了傷害」。

但假如他（她）調侃的是一個我不能證明與之有直接親緣關係的歷史人物（甚至是歷史上沒有存在過的虛構人物），我有資格宣稱「自己的感情受到了傷害」嗎？

如果有人教導我說，因為我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所以，中華民族歷史上所有偉大人物（不管是否真有其人）受到了調侃，都是對我感情的傷害。

那麼，遵循同樣的邏輯，因為我是人類的一份子，所以人類歷史上所有偉大人物——比如說日本人豐臣秀吉——受到了調侃，也都是對我感情的傷害。

這麼說下去，我感情的邊界就像宇宙一樣大，別人隨便說句什麼，都可能傷害了我的感情。

以前有個北京的教授，在大街上正好見到一位老人在痛數某個過去的政治人物的不是，這位本來應該文質彬彬的教授跑上前沖著老人就是一巴掌。

據他說，自己這麼做的理由是：在他心目中，那位被老人批評的政治人物比親爹還要親。

我覺得，這個在運動和鬥爭年代成長起來的教授犯的是同樣的錯誤——除非他能證明那位政治人物就是他親爹，否則，他的感情受到傷害的說辭就純粹是胡扯（當然，即便那樣，他打人也是不對的，但那是另外的話題）。

比方說，我對中國現代大學者陳寅恪先生的敬重可以說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但如果有人詆毀了陳先生，同樣姓陳的我有權因為自己「把陳寅恪當親爺爺一樣敬重」就認為自己受到了名譽權侵害，進而要求得到賠償嗎？

這些本來都是應該是常識，無奈這就是一個常識不被尊重的時代。

不過，有一種情況比較特殊，它主要是發生在對一些著名的宗教先知或民族文化始祖的態度上。我們應當承認，對釋迦摩尼和孔子的不敬的確會導致對許多人的感情傷害。

因為佛教和儒家文化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實在太大了，以至於我們每個人都受到過釋迦摩尼和孔子的恩惠。

因此，即便在西方這樣崇尚言論自由的社會裡，隨意地調侃（遑論詆毀、侮辱）摩西、耶穌這樣的宗教先知，也是重大的言論禁忌。

但這裡面依然需要分清楚一個關係：醜化一個宗教人物是否等同於醜化了那個宗教的偉大創始人、甚至等同於醜化了那個宗教本身？

也許我還有必要澄清這裡面的另一層關係問題：即便一種言論已經構成了明顯的冒犯，但只要它停留在言論層面，就不能隨意將它拉扯到法律上去。

認為受到了冒犯的人們可以同樣行使自己的言論權利，對冒犯者及其所屬機構展開批評和施壓，使之糾正其言論錯誤。但他們無權要求國家公權力介入，隨意壓制、懲處一種他們認為是可惡的言論。

也就是說，不管我們這些對花木蘭長得胖一點表示無所謂的人心裡多麼不爽，那些認為自己感情受到傷害的人的確有權對此作出批判。

賈玲的道歉和電視台的停播也終究是一種受到了壓力之後的自主行為，因而是完全應該得到理解的。

但是，如果國家主管部門響應了那位道教界高層人士的呼籲，對《道士下山》這部電影以及陳凱歌導演本人採取了什麼強制性措施的話，那就將造成十分嚴重的後果。

最後我忍不住想要發出一點感慨：產生過王重陽、丘處機的道教曾經是一個偉大的宗教，何以它到了現在竟變得如此弱不禁風，如此渴望得到國家公權力的垂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