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婦23年幫助11800個中國孤兒找到「美國父母」

　　對仲輝和聶立立夫婦而言，評價一座城市好壞的標準，基本是由棄嬰數目、福利院的作為程度,以及人們討論起這兩者時的態度來決定的。

　　談到這個標準，是因為我們聊到了最近網傳「人販公然搶孩子」的新聞。即便隔著7000公里、13個小時的時差，我依然能從電話里感受到他的憤怒。「人性究竟會有多惡、或者說多貪婪，才會狠得下心去傷害孩子呢？」

　　仲輝和聶立立是CCAI（全稱ChineseChildren Adoption International，「國際中華兒童服務中心」）創始人。這是全球範圍內最大的對華涉外收養機構，從事跨國孤兒收養已經23年了。在此期間，11800個中國孤兒順利找到「美國父母」。

　　所有的故事源自28年前的一次宴請。1987年，哥倫比亞大學神學院的碩士生仲輝應邀到傑克·雷曼教授家做客。雷曼教授在哥大講授美國歷史和西方文明。這個家的成員結構顛覆了仲輝對「家庭」二字的固有認識——8個孩子，高加索和非洲面孔各佔一半。而且4個親生、4個收養。

　　此時仲輝出國還不久，他還記得在中國「收養」不但是一個極其私密的行為，而且還帶了禁忌的羞恥感。但看著這些跨種族的男孩女孩們在後院放肆奔跑、盡情嬉戲，看他們一家人牽手圍成圈在晚餐前閉眼禱告，他感到很迷惑：這世界上難道真有無緣無故的愛嗎？

　　


　　完整與不完整

　　2015年3月14日傍晚，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向方和白秋菊站在國內到達的出口，等待著從鄭州飛來的Group2173（CCAI的第2173個涉外收養團）。他們都已在CCAI工作15年以上，作為廣州站的地方工作人員，負責安排收養家庭離境前的最後一段。

　　與此同時，仲輝與聶立立身處CCAI總部——一幢位於科羅拉多州州府丹佛市的二層紅色小樓里，一東一西、一晝一夜，通過無線電波和網路，留心著大洋那頭一個個家庭的最新動向。

　　在河南領到孩子后，所有美國家庭都必須經由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才能辦妥孩子的簽證手續，他們要面對成摞的表格和資料，以及相關體檢。

　　飛機晚到了將近一小時，兩位嚮導看起來有些焦慮，眉頭稍微打著結，時不時踮起腳來張望。又是一刻鐘，好不容易才看見9個家庭一步步走到出口，他們手中的幼小生命，幾乎吸引了周圍人們的全部好奇目光。

　　這些剛被撕去「孤兒」標籤的孩子們，有的雙腿戴著矯正器、有的前額綁著術后繃帶、有的唇顎裂、有的隨身連接液體導出管、有的藍嘴唇、有的由於心臟病而昏睡……

　　向方攥在手裡的那份表格中還有這樣的記錄：脊膜膨出、直腸粘膜下垂、腦室增大、HIV攜帶者、無肛、蛛網膜下出血……

　　在將近三小時的高空飛行過程里，他們所可能出的問題，實在多得讓人脊樑發麻。

　　下了飛機，這群美國父母終於鬆了口氣。他們臉上掛著黑眼圈和汗滴，但凝望自家新成員時，柔軟蕩漾在眼底。

　　仲輝和聶立立告訴我，在CCAI里，曾經有一個家庭前後收養了8個中國殘疾孩子。

　　2173 團里的丹尼爾和卡羅琳說，自3年前將馬洛從河南駐馬店抱回洛杉磯，他們從沒忘記過婷婷的大眼睛。馬洛和婷婷是同一所福利院里最好的玩伴，「那天我們去接馬洛，他們兩個正在樹蔭下玩螞蟻，笑得好開心。結果我們牽走了其中一個，另一個就那麼直直地看著我們，不笑不哭，就只是看著……那種感覺實在太讓人心碎了。」

　　他們沒有辦法忘記這雙眼睛，終於再一次來到中國。現在婷婷已經6歲了，因嚴重的心臟病剛動過手術。並不算健壯的卡羅琳總是讓她騎在自己肩上，好幾個人勸她把孩子放下來，她卻說：沒關係，婷婷需要媽媽。

　　托馬斯一家來了6口人，丈夫妻子和4個男孩。他們熱情、陽光，漂亮得像剛從大銀幕里走出來。這次，他們收養了一男一女——小潔患有先天性腦室增大(腦萎縮)；而唇齶裂的小風，則是HIV攜帶者。從幾天前接到這兩個孩子以來，4個哥哥除了輪流背碩大的背囊、拖行李箱、推嬰兒車和準備奶瓶尿布，也會爭搶著攬過弟弟妹妹來照顧。其實這個家庭並不富裕，為了此次的中國之行，他們已經省吃儉用了一年。

　　當被問到為什麼願意收養這樣的兩個孩子時，他們一家回答：「我們……確實沒有想到過小風和小潔的身體現狀，只是在當初填表時，就填了可以接受的所有殘疾情況。然後孩子資料發過來，我們一看到他們的照片，」托馬斯抬起手來擦了一下眼睛，「不知為什麼一下子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孩子…」

　　照片上的男孩，單眼皮、唇齶裂、膚色顯出不健康的蠟黃；而女孩則神情獃滯，唯獨眼睛里透出深不見底的恐怯。以大眾的眼光看來，其實都算不上太討人喜歡。

　　在2014年，像這樣患有重大疾病的兒童，佔CCAI成功收養95%以上比例。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些可被涉外收養兒童的狀況已經從性質上發生了某種轉變：從幾乎清一色女孩到男女不一；從絕大多數一周歲左右到年齡各異；從基本健康無礙到基本生來殘疾。

　　這相當於在原有的「非親生」底色上添加「大齡」或「不健全」（甚至兩者並存），其涉外領養難度係數，猛然激增。

　　「真正困難之處其實是除經濟之外，父母在情感上、精神上所需要承擔的壓力。那才是最折磨人的。」仲輝說。

　　在丹尼爾和卡羅琳與婷婷相處的幾天里，這個喜怒無常的小姑娘除了大哭大鬧以外，遍地打滾、拳打腳踢、撒潑耍賴都是隨時可能出現的。有一次她甚至因為要跑出賓館「找（福利院的）阿姨」被制止而小聲咒罵媽媽是「臭女人」。為此這對年輕的夫婦傷透了腦筋。

　　平日他們習慣了被忽視，雖然絕大多數都不至於過分反叛，卻都稱不上陽光。很難想象這一個個家庭要耗費多少時間、精力和真心，才能夠幫助他們長成快樂而燦爛的模樣。

　　「福利院現在98%都是殘疾孩子，而且年齡普遍偏大，在國內是基本沒有被收養的可能的。他們怎麼辦？每個孩子都應該屬於家庭、充滿愛的家庭，你不能說因為他生來有缺陷，就不配擁有這個天賜的權利。」聶立立說。

　　似乎總有緊迫感從這些收養家庭的內心深處溢出來，其中還夾雜著某種悲天憫人，他們總是不自覺地認為：我不救，這個孩子該怎麼辦？他要是死了怎麼辦？他就算沒死、卻悲慘地走完一生，又怎麼辦？

　　這種感覺同樣纏住了仲輝與聶立立，從1992年9月建起CCAI至今，他們從沒有奢望過當年被撒在荊棘叢中的芥菜子，竟然也逐漸地長成了參天巨樹。

　　

　　托馬斯一家在廣州動物園

　　美國的味道

　　3個月前，我在北京見到了這對創始人。兩人講著純正的美式英語，說普通話時卻帶著沒法磨平的東北腔；大腦里交錯往來著美式思維，內心接收到的卻又是大陸頻道。碰撞感實在是強烈。對於這兩個身份之間的張力、對於定居美國，甚至對於離開家鄉，都是兩人在30年前無法想象的。

　　在仲輝的印象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遼寧撫順煤皮鋪地，在街上看到馬糞也不稀奇，汽車一跑一溜煙。這是他的家鄉，也是他大學畢業后畢業分配的城市。

　　大學4年，他給大量湧入大連的美國遊客當嚮導，領一天15美分的酬勞。1982年，在穿梭的旅行團中，仲輝認識了他的第一個資助人，她給仲輝發來了哥倫比亞大學神學院的申請。

　　到美國去學習宗教？對於當時的中國人而言，這是一件完全無法想象的事情。於是在接下來的一個多月中，公安局的官員無數次叫他過去詢問：這個美國資助人到底是誰？她的政治身份是什麼？她的這筆錢究竟從何而來？

　　好事多磨。直到1986秋天，事情才迎來轉機。仲輝終於成為了1949年以來，大陸第一個被官方批准前往美國進修神學的留學生。

　　與聶立立訂婚、借錢買機票，仲輝帶著僅有的15美元來到首都國際機場，由此這個年輕人第一次窺見了西方世界的某種。只是在與那個潔白的陶瓷馬桶面面相覷時，他完全亂了陣腳，從前他對「廁所」二字的概念，從來都僅限於「挖在地上的一個洞」。左思右想，他終於顫顫巍巍地站上了高高的坐墊……

　　16小時后，仲輝在舊金山轉機。美國航班上的空姐微笑著問他：「先生，想喝點什麼呢？啤酒、紅酒、威士忌、可樂、健怡可樂還是雪碧？」

　　如此稀奇的選項讓他愣住了，幾秒后當空姐重複了一遍問題，他才結結巴巴地說：「可樂吧。」

　　打開易拉罐，聽著二氧化碳溢出的嗞嗞聲，他嘗到了「美國」的味道。

　　

　　美國家長們在出發領養前必須到CCAI 總部接受培訓

　　立足

　　在神學院，「全院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大陸學生」從早到晚被挫敗感所包圍，帶著濃重地方口音的美式英語像是一種他聞所未聞的新語言。相比之下，基本不懂英語的聶立立處境更加糟糕。

　　他們住在簡陋的拖車裡，為了維持生活，仲輝利用一切課外時間在學校餐廳洗碗打雜，時薪3美元。而過去被父母視為掌上明珠的立立，則因為語言不通和無法合法打工的陪讀身份，只能打一些最為辛苦的黑工。白天，她挨家挨戶為美國人打掃房子，挽起袖子、雙膝跪地使勁刷著一個個馬桶；晚上，則搖身一變成了保姆，餵奶、換尿片。他們一星期只買一隻雞，每頓吃一小點；接受鄰居送來的舊衣服，洗乾淨、消消毒，還能穿好長一段時間……

　　他們有了一對龍鳳胎，生活的艱難自不必說，但好歹，在深不見底的「美國夢」炮灰之中，兩人省吃儉用，慢慢有了點儲蓄，總算是立下腳了。

　　1988 年，聶立立從國際語言學院畢業；第二年拿到助理律師證書；1991年從科州基督大學取得人事管理學士學位；1992考入鳳凰大學，兩年後以優異成績獲得商管碩士學位（MBA）；1992年初，她和商學院的兩位同學一起註冊了一個電腦程序有限公司，主要業務是將當時美國的編程技術引進中國東北、西南和東南的一些高等院校。

　　在這4年間，仲輝也即將念完他的宗教哲學博士課程。

　　1992年4月的一天，仲輝去拜訪一位大陸朋友小胡，在小胡公寓的茶几上看到了《人民日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頭版頭條的10個大字衝進仲輝的眼睛。他馬上向小胡借了報紙，帶回家中給妻子立立。

　　聶立立是中國改革開放、恢復律師制度后的第一批持證律師，來美后她一直密切關注國內所有與法律相關的信息，當讀到「外國人允許到中國領養孤殘兒童」時兩人同時脫口而出：趕緊給雷曼夫婦打電話。

　　「雷曼教授，您那麼有愛心，願不願意收養一個美麗可愛的中國女孩？」

　　傑克·雷曼聽了大笑：太好了！但很可惜我們太老了。孩子需要的是年富力強的爸爸媽媽，不是六十多歲的爺爺奶奶。但你們應告訴身邊的人，一定會有許多樂於領養中國孤兒的家庭。」

　　於是兩人開始悄悄地問身邊的同學、鄰居和教友。幾乎每個人都興奮地告訴他們：「這太好了！我們太願意到遙遠的中國領養一個孤兒了。」

　　暗夜中的火種

　　仲輝決定回國看個究竟。他到訪的第一站是長沙兒童福利院。1992年的中國與今天全然不同，不少福利院嬰滿為患、人手不足、資金極其短缺。在當時的長沙市兒童福利院里，除了一棟還算像樣的辦公樓，其餘都是簡陋的磚瓦小平房。

　　「每間房20平米左右，懸一個閃來閃去的燈泡，順著陰冷牆壁的四面搭成一大趟無間隔的通鋪，上面擠滿了裹得嚴嚴實實的只剩一雙小眼睛的女嬰。每個房間怎麼也得有三四十個孩子，有的哇哇大哭，但大部分一動不動。房間里看不到阿姨，也沒有熱水、醫藥和玩具。當時我瞬間感到毛骨悚然。

　　仲輝像是被石化了一樣站在狹小房間門口，久久看著這一雙雙或噙滿眼淚、或麻木空洞的眼睛。

　　這個畫面成為這對夫妻往後艱難長路上的助力，近似於暗夜中的火種，燒得一發不可收拾。

　　「當時我們恰巧剛有了雙胞胎，對孩子的愛可以說是達到了一個極點。所以也沒有說抱著多麼遠大的目標和理想，只是單純覺得假如有美國家庭願意給這些孩子一個家、一點希望，我們在其中搭一座橋，能幫一個是一個吧。」立立說道。

　　第二天，嚮導帶仲輝去了另一所位於湘潭的福利院。同樣的狹小房間，同樣的木板通鋪。在房子的中間，一個個嬰兒被放在座便器上，他們的頭耷拉在胸前，目光獃滯，細弱的手腕、腰間和腳踝上綁著髒兮兮的粗布條，用以將他們固定在木凳上。

　　她們通常被綁三個小時左右，光著下半身、無人看顧，直到午餐時間。

　　在岳陽農村的某家福利院，仲輝則看到一個女工端著托盤，上面放著十來個奶瓶，他順著木板床走過去，把奶瓶朝一張張小嘴裡囫圇塞過去，連停下來檢查的工夫都沒有。有些奶瓶滾到一邊，有些液體流進了她們的耳朵鼻子里。但是不管吃飽與否、吃到與否，15分鐘之後，奶瓶都將被收走，並被塞向下一排嬰兒。

　　在汽車開回長沙的途中，仲輝給妻子打了越洋電話，「立立，你真應該來看看」，他哽咽了幾秒，接著說：「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自己的孩子，必須自己來救助。」

　　回到美國后仲輝和立立毅然把自己手中的工作和學業放到了一邊。

　　兩人首先找到許多本土收養機構，作為義工提供一些幫助，但很快就覺出不對勁。對於僅揣15美元闖美的他們而言，這些機構的服務收費實在高得讓人有些匪夷所思。

　　仲輝當時心想：「有家庭願意獻愛心，你們為什麼還收人家這麼多錢？我們要是辦機構，一定得是全美國，不，全世界收費標準最低的！」

　　於是試探性地去向相關部門打聽。「好主意呀！我認為你們可以申請。」民政署的凱伊默主管鼓勵他們。

　　幾個月後，仲輝和立立拿到了美國聯邦稅務總署頒發的非贏利慈善機構證書。在20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他們從教會借來一張舊桌子，從雜貨店買來一台打字機和一個檔案櫃。

　　CCAI，成了。

　　

　　2013 年，美國科羅拉多，CCAI 組織被領養的中國孩子聚會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