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追懷五十年代？

2015-07-13 08:23:18 歸檔在 我的博文

在很多人心目中，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是一個既充滿生機與活力又擁有成就和希望的年代。在新中國六十多年的歷史中，除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為什麼最讓人追懷的是五十年代？有人答：因為五十年代走在路上的都是民國的人。  

事實上，五十年代所以讓人追懷，除了大凡一個新政權建立之初都有一個與民休息階段，因為這一時期往往是社會氛圍最好社會風氣最正的，當時一個廣為傳頌的口號就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另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民國幾十年培養出來的一代社會精英大都留在了中國大陸，而正是這批人展現出來的能力風貌使得整個社會面目為之一新——這代人可以說播種成長於民國，而開花結果卻是在五十年代。

國民黨撤離大陸之初，也曾有個「搶救學人計劃」，1948年12月初，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長的陳雪屏，奉蔣介石之命由南京緊急飛往北平，召集北大清華校長梅貽琦、胡適等教授開會，秘密商討「搶救學人」的實施辦法。與此同時，蔣介石親自指派的飛機也冒著解放軍的炮火飛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待被「搶救者」登機南飛。此時的蔣介石敗逃台灣計劃已確定，除了要按計劃帶走故宮裡的古董字畫和國庫里的黃金珠寶之外，還要特別實施一項以搶奪大科學家、大教授、大學者一同去台的「搶救大陸學人」計劃，以此為日後國民黨在台灣經濟文化的復甦與發展打下基礎，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數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分子人各有志，並不准備去南京跟蔣介石赴台，而是願意留在北平等待中共新政權的到來。1948年12月14日，「搶救大陸學人」的飛機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候了兩天時間，除了胡適、陳寅恪、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等著名教授登機，大部分機艙座位都被空閑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也只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20幾位教授。到達南京后的梅貽琦，當著蔣介石的面似乎該為不能多載幾人前來南京而表示惋惜。對此，蔣介石十分懊惱，最後不得不下令停止了飛機「搶救」。 結果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的80餘位院士中，有60餘位留在了大陸。各研究所、大學的圖書資料、實驗儀器則近乎百分之百地保存了下來。也就是因為這批民國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留在大陸的緣故，才為五十年代的中國保留下了文化元氣建設動力。我們不妨來看些具體例子。

比如五十年代最著名的「北京十大建築」，其中人民大會堂的設計者叫趙冬日。趙冬日（1914年～2005年4月3日） 高級建築師。奉天（今遼寧）彰武人。1941年畢業於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建築系。曾任東北大學工學院教授、系主任。建國后，歷任北京市建設局副處長、市建築設計院總工程師、市城市規劃管理局總工程師、市建築設計院總建設師、高級建築師，中國建築學會第三、五屆理事。設計了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政協禮堂等工程及人民大會堂方案、天安門廣場規劃等。1959年獲全國勞動模範稱號。從他的履歷不難看出：他成長在民國，留學在日本。而五十年代正好是他施展才華的時代。甚至，新中國國徽的設計者們，也主要是民國時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新中國成立之後，清華大學教授林徽因、莫宗江提出了一個國徽圖案，后經過清華大學教授鄧以蟄、王遜、高庄、梁思成的協助，這年10月23日提出修改方案，寫出說明書：「擬制國徽圖案以一個璧（或瑗）為主體；以國名，五星，齒輪，嘉禾為主要題材；以紅綬穿瑗的結襯托而成圖案的整體。……璧是我國古代最隆重的禮器，周禮：『以蒼璧禮天』。說文：『瑗，大孔璧也。』這個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說是一個瑗。荀子大略篇說：『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國人民，象徵統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溫和，象徵和平。

……大小五顆金星是採用國旗上的五星，金色齒輪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農。……」很顯然，沒有這批民國時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這個端莊大氣的國徽是無從誕生的。也因此，國徽設計任務完成之後，梁思成自撰《梁思成小傳》，動情地寫道：「他自己（梁思成以第三人稱寫作此文－－筆者注）所引為最光榮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是清華大學營建系教師們的集體創作，而他是其中的一個。」

    還有，五十年代那些膾炙人口至今傳誦在人們口中的歌曲，比如《青年圓舞曲》、《讓我們盪起雙槳》、《小燕子》、《我是小小飼養員》、《勞動最光榮》、《蠶寶寶》、《快樂的節日》、《上學歌》、《我是一個小畫家》、《哇哈哈》、《拔蘿蔔》、《丟手絹》、《堆雪人》、、《玩具歌》、《星滿天》、《小小的船》、《聽媽媽講過去的故事》、《我們是光榮的少先隊員》、《少先隊歌》等等，其作曲家也成長在民國，且有不少有國外留學經歷。例如生於1935年的陳鋼，他從小跟父親陳歌辛學音樂，十歲起隨匈牙利鋼琴家伐勒學鋼琴。大學四年級時，與何占豪合作寫了蜚聲國內外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以後又編寫了《苗嶺的早晨》、《我愛祖國的台灣》、《陽光照耀著塔什庫爾干》、《清水江戀歌》等小提琴作品以及其他器樂作品。

而曾為反映少數民族生活的影片《五朵金花》、《劉三姐》、《冰山上的來客》、《景頗姑娘》、《蘆笙戀歌》等譜寫的樂曲。其中，為影片《劉三姐》的譜曲，榮獲1960年第二屆百花獎中最佳音樂獎的雷振邦。則是出生於1916年，幾乎跟民國同時成長的人。他於1939年1月去日本求學，成績優秀。1943年雷振邦回到祖國，曾把中國古曲《悲歌》改編成管弦樂的曲子，供業餘交響樂團演出，這是公開演出的雷振邦的第一部作品。1949年6月雷振邦來到中國電影樂團從事專業作曲，從此踏入影壇。1955年4月雷振邦被調到長春電影製片廠任作曲，此後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30多年間，他譜寫的電影歌曲一百餘首。至今仍騰躍眾口。

    也正是這批活躍在五十年代的民國人的恩澤，那些出生在五十年代，活躍在八十年代的青年人才在他們最活躍的年代創造了新中國第二個朝氣勃勃的年代。而接下來的六十、七十年代生人就沒有這樣的幸運了：這批人成長於文革時期，而這一時期，也正是說徹底摧毀了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文化基礎的時期。文革十年，不僅西方文化一掃而空，而且傳統文化也在劫難逃。歷史學家公認，這在現代世界史上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一出文明悲劇。人們可以摧毀所謂的舊道德、舊宗教、舊文化，卻很難按照自己的意圖科學地建立起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人的理性設計能力是有限的。道德、宗教、文化是無數代人的智慧的結晶，這樣的智慧是任何一代人、更不要說一群自認為已經發現了歷史進步的方向、掌握了歷史發展規律的人所能比擬的。拋棄舊道德、舊宗教、舊文化是容易的，但沒有人能夠聰明到建構出替代它的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盤反傳統反西化浪潮，中國人與其祖先和世界都失去了聯繫，他們遺忘了人類在漫長歷史中所形成的信仰、規則、價值。文革開始之後，整個國民經濟幾乎陷入停頓，正常的生產生活受到重大影響。隨著文革的深入，人們本來很正常的言行變得出奇的敏感和小心。捕風捉影，戴帽子，反革命，勞改，反動，體罰，株連九族等等，都因為政治原因變得普遍。許多一身正氣，大義凜然的中國人在這場運動中成為犧牲品，階下囚。而為了在這樣一個畸形社會中求得生存，又有很多人不得不夾起尾巴做人，於是阿諛奉承，溜須拍馬，出賣朋友，陽奉陰違的風氣再次成為主流。因為在這十年中，中國社會沒有民主，沒有人權，沒有法制，有些當權者的權力膨脹到極點，沒有人可以約束。這與一百年前所推翻的腐朽的滿清王朝是何等的相似。原本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急轉直下，道德淪喪，不堪回首。於是人們變得極端自私，因為要生存就要先保全自己的利益；人際關係變得無比冷漠，因為你無法相信任何人，就連自己的子女，最好的朋友都可以打倒你，出賣你；公民徹底失去對社會的責任感，因為社會本身就沒有給他們公平和利益，只給他們無盡的失望和懊惱。人們變得怕事，不愛出頭，懦弱，趨炎附勢，麻木，愛佔便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對政治喪失熱情，這種風氣與處世態度經過十年的培育，不僅在親歷文革的很多人的心理深深埋下，也由於他們影響到他們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

   而當這一代人成長起來並成為社會主體時，我們就看到文革中種下的惡果，在今天開花結果——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對時下中國人精神面貌的總結，就是：「我們國家是四荒八無——四荒：荒唐、荒誕、荒蕪、荒謬；八無：無知、無能、無情、無義、無道、無德、無恥、無賴。」雖然駭人聽聞，但只要我們對中國社會有真切貼近的認知，恐怕就不能不承認周教授的看法的確是一針見血的。

    當年樣板戲《紅燈記》有唱詞云：「栽什麼樹苗結什麼果，撒什麼種子開什麼花」，此話用於建國后中國社會風氣的演變，倒也十分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