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毛澤東曾欲武力收復香港 被某元老叫停(圖)

　　

1967年香港六七暴動

　　香港，祖國南大門的一顆璀璨的明珠，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聖的領土。19世紀下半葉，英帝國主義發動罪惡的侵略戰爭，脅迫清政府先後簽訂了《南京條約》（1842年）、《北京條約》（1860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8年），強行割占、租借了香港島、九龍和「新界」。從此香港脫離了祖國母親的懷抱，開始了「米」字旗統治下的屈辱歲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14 日，廣州解放，英國佔領下的香港門戶洞開、揮師南下、所向披靡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鄧華所部之十五兵團17日進駐深圳河畔，香港解放指日可待。但就在英國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際，他們發現大軍壓境的解放軍突然按兵不動了，似乎並無南進一舉解放香港之意，原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在新中國誕生之前就已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暫時不動香港」，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實踐是對歷史最好的回答，數十年的發展證明，我黨在建國初期「暫時不動香港」的政策是極其英明正確且富有遠見的。正是有了香港這一得天獨厚的瞭望台、氣象台和橋頭堡，我國才突破了以美帝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實行的重重封鎖與禁運，從而不斷了解世界，認識世界，並最終走向了世界。

　　歷史總是在曲折中不斷發展的，在文化大革命那舉國狂熱，大批「地資反富右」的年代，「暫時不動香港」的英明決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革命者」的衝擊。要不是周恩來總理在最後一分鐘挺身而出，扶大廈於將傾、挽狂瀾於既倒，毅然阻止「四人幫」派軍隊進入香港，那麼香港今天得歷史也許要重寫！

　　196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者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軍委文革小組成員和當時沒有被點名靠邊站的政治局委員共32人。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關於立即收回香港，結束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決議。

　　關於立即收回香港的議案，是在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一文後半個月，亦即4月中旬，在一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由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謝富治、張春橋等人首次提出的。這次會議決定由陳伯達、謝富治和張春橋負責起草收回香港的方案。

　　幾天後，陳伯達等人就拿出了起草方案：1967年9月 15日收回香港，9月25日前組成廣東省香港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迎接10月1日國慶節。方案還提出了收回香港的三種可能方式：一、採取軍事行動，從海、陸、空進軍香港，收回香港。二、由中國政府照會英國當局，限英國當局於9月15日前把香港政權交給中國。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公布收回香港日期和將採取的軍事行動。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採取第一和第三種方式，並成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楊成武、江青、汪東興、張春橋、張秀川為副組長的工作領導小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負責，還決定由謝富治、黃永勝、張秀川組成香港市革命委員會籌備領導小組，由謝富治任組長。此外會議還通過一項決議，要求英國當局賠償發動鴉片戰爭侵略中國造成的損失，歸還掠奪中國的文物。

　　1967年8月20日，陳伯達工作領導小組完成了各項布置和計劃，決定動用兩個師的兵力發動進攻，另一個師待命，同時還組織3000名幹部隨軍進港，隨時準備接管港英各部門。

　　就在這萬分緊急的時刻，周恩來總理感到事關重大，他迅速聯絡了朱德、董必武、陳雲、李先念、陳毅、李富春、劉伯承、葉劍英等老同志，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暫停收回香港。周恩來還親自先後7次做毛澤東的工作，他向毛澤東提出了暫停收回香港的三點理由：一、香港現階段存在有其經濟價值；二、香港的發展主要是中國人自己的智慧和創造；三、香港工商界對現階段收回有抗拒性，倘若抽資外逃，近400萬香港人是一個大問題。

　　毛澤東不愧是一個偉人，在冷靜思考之後，終於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並迅速做出三項決定：一、暫停進行收回香港的各項準備工作；二、建議五年至十年不作新的決定；三、向英國表明，不準香港變成反中的地區，不準台灣勢力滲入香港，如果發生劇變，中國隨時收回香港。

　　周恩來的建議，使香港、中國乃至世界避免了一場可能的大災難，對此，人民應該永遠銘記。

這估計是編造的，文革的時候，根本沒聽過此事。如果有計劃收香港，肯定也有計劃收回澳門。

如果是陳伯達牽頭搞的，早就被當成罪狀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