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人為何在意外部世界如何看待自己

　　

　　

古代朝貢船（資料圖）

　　大約十年前，我在日本出差，目的地是北關東地區的一個工業港。清晨，在東京上野站乘高速列車出發之前，在便利亭買了份當天的《讀賣新聞》晨刊，準備打發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列車一起動，我把座位調節到最舒適的角度，便讀起報紙來，副刊上的一篇隨筆險些讓我把剛喝下去的罐裝咖啡噴出來。

　　笑點是隨筆開頭的一個段子，大意是說在某國召開一個關於大象的國際論壇。結果，俄國學者提交了一篇論文，題目很意識形態化：《大象與無神論》；德國學者的論文最學術：《論大象族群的生活習性、文化哲學背景及其歷史的起源》；美國人很商業，論文題目是《大象作為產業的盈利模式及潛在市場的分析》；浪漫的法國人不著調，論文是《大象的愛情生活》；彼時經濟持續低迷，陷於危機邊緣的巴西學者難掩內心彷徨，他們關心的是《大象向何處去》；最搞的是日本學者，論文題目是《大象如何看待日本》。當然，文章是日本作家寫的，頗有些拿日本人開涮的味道。但客觀地說，世界上確也找不出第二個民族，像日本人那樣如此在意外部世界如何看待自己的問題。去海外的日本人，在當地待人接物，如果知道對方曾去過日本的話，他會很興奮，但接下來的第一個問題，一準是：你對日本的第一印象如何？無論官員、庶民、學者、商人，屢試不爽。

　　日人的這種根性，一般會被認為是不夠「坦然」。你很難想象一位大大咧咧的老美會小心翼翼地問你對美國的看法；歐洲人有多元價值和文化上的自信，一個法國人覺得根本無需對老外吹噓盧浮宮和「左岸」文化，因為，作為一種至高至純的藝術，它就擺在那兒，誰都無法無視它；中國人大多對國內狀況有各種各樣的不滿，可唯其如此，他們心態似乎更加「開放」，更關注外部世界，好不容易逮著個老外，說不定上來會向人家諮詢移民事務也未可知。那麼，日本人這種內心有些糾結、磨磨唧唧的「不坦然」的根源何在呢？日本文化學者內田樹（Tatsuru Uchida）指出，是一種根深蒂固的「邊境」心態使然：這事俺們說了不算，要從別人的嘴裡說出來才算靠譜，誰讓俺們是「打起點上就落後於人」的「邊民」 呢？

　　所謂「邊境」（Henkyo，日文中有時亦寫為「邊疆」），權威的《廣辭苑》的解釋是「離中央很遠的國界、國境，或者指那樣的地方」。儘管這個語彙包含地緣政治上的涵義，但主要語感還是文化上的，指偏安一隅的、邊緣化的狀況（或地界）；「國界、國境」中的「國」，雖然不排除地理、政治和國際法意義上的國家，但在不同的語境下，也有「故里」、「鄉土」的意味。譬如，川端康成的名作《雪國》中經典的開篇——「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了。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車在信號所前停了下來……」其中，「縣界」的原文，用的便是「國境」。內田認為，地理學、地緣政治學意義上「邊境」的定位，對日本人特殊的文化心理的形成，起到了某種深層次的決定性作用：「『邊民性格』已經深刻地寫入日本列島住民的民族同一性中。而這種民族同一性的特徵，就是對『自己不具有從零開始創造制度的能力（制度都是從外部引進的）』這種無能的自覺。」

　　既然「邊境」是一個偏離主流的、邊緣化的相對概念，那麼便有雄踞價值核心的、主體性的存在；反之亦然：有威儀四方的天朝價值體系，才有所謂「邊境」的概念。內田給出的定義是：「『邊境』是一個與『中華』相對的概念。只有在『華夷秩序』 這個宇宙論當中，『邊境』的概念才有意義。」於是，兩千年來，泱泱帝國，有天下而無世界，靠由近及遠、疏而不漏的朝貢體系，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邊境」地帶輻射天朝的「德政」，有效地維繫著「華夷秩序」。日本作為「東夷」中偏遠的一支，雖隔山隔海，但仍被天朝的「王化」之光所照耀，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被中華皇帝（魏明帝）正式冊封，獲「親魏倭王」的封號，而免於淪為黑暗的「化外之邦」的命運。

　　然而，日本竟「身在福中不知福」，到底暴露了其難以同化的「蠻夷」本性：據《隋書·倭國傳》記載，大業三年（公元607年），聖德太子派遣特使小野妹子訪隋，遞交一紙國書雲「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乃至（隋煬）「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這則歷史記事，讓日人暗爽了何止千年！尤其是近代以來，日本史家爭相詮釋，論證早在聖德太子時代，島國統治者便已萌生與隋朝分庭抗禮的「二心」，旨在強調自身的「獨立性」。若單從字面看的話，此說確乎講得通。彼時，倭國已完成統一。在聖德太子的主導下，不斷引進中國的先進文明，銳意革新，氣象大變，也為後來的「大化改新」（公元646年）奠定了基礎。在統治者來說，很可能有種與大陸先進國家平等相處的「宏願」。但這種「宏願」是不是已經坐大到了懷抱「二心」、公然「叫板」的程度，則大可存疑。因為，就在同一篇記事中，還有這樣一段記載：

　　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

　　如果說彼時已有與隋朝分庭抗禮之「企圖」的話，何至於出「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這種過謙之詞呢？這不是明擺著自相矛盾、自我妖魔化嗎？

　　對此，內田也有自己的詮釋：「在這裡，我產生了一個比較『陰險』的想法，我認為聖德太子可能採取了一種高級的外交手腕，就是裝作不知道對方的外交規則。在聖德太子之後，時至今日，『假裝不了解對方所採取的規則，只要有實惠可撈』依然是日本人不斷使用的傳統外交戰略。」應該說，內田的「陰險」，並非學者的臆測，而是基於史實的判斷。事實上，明明知道卻佯裝「不知」，以「不知」來博取實利，未嘗不是來自「藩地」的「邊民」與代表中華帝國的朝廷打交道時的策略。典型者如明朝的「堪合貿易」：為防患倭寇騷擾，明初中期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 「片板不許下海」，禁止一般商船來往交易，只允許貢舶來華貿易。對「藩國」的入貢，明朝動輒以數倍乃至十倍的回賜品來回報，對貿易使團的接待則更是極盡慷慨、周到之能事（使團成員、曾兩次入明的楠葉西忍慨嘆道，明朝真乃「罕有之善政國也」）——以這種「厚往薄來」的不等價方式來換取入貢國家、民族在政治上的尊崇，既是「德政」之一環，同時也是一種統戰策略。日本抓住了天朝的心理，打著「朝貢貿易」的旗號，除了雙方堪合的貢品之外，每每附搭大量方物，甚至違禁品的刀劍兵器，以期明以遠高於市價的「統戰」價格予以收購，利潤驚人。乃至日本國內不斷有強藩出而爭奪堪合，甚至不惜中途劫掠，發生過若干次爭貢事件（如正德四年的「寧波爭貢事件」）。

　　日人素以認真著稱，但在引進中國的律令制度時，卻似有「馬大哈」之嫌：他們引進了諸般制度，從政治到文化，連文字都照搬無誤，卻獨落下了科舉和宦官制度，這事怎麼琢磨怎麼覺得蹊蹺。內田認為，並不是說日本人經過檢討之後，覺得這兩種制度存在不足，而是感覺這些制度似乎與其「本家的家風」不大對路，於是便佯裝不知這些制度的存在。但他們卻不會刻意反駁，只是悄然、低調地「割愛」——所謂 「表面服從，內心不服」，正是邊境人的顯著心理特徵。而這種「內心不服」的情緒，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表現，端賴自身的實力水平及與中心國家（中華）力量的消長。

　　內田在思考明治初期，日統治者何以會把對台灣和朝鮮半島的征服作為國家的外交戰略及其目的何在的問題時說，因為「在明治人眼中，『日本即中華』」。但其實，早在明治維新之前近兩百年，江戶時代島國的統治者從豐臣秀吉到德川家康，便開始通過禁止天主教傳教和「去中國化」來謀求重建日本獨立的意識形態框架，藉此釐定國家的發展方向。兩千年來，日本貓在中華文明的蔭護下，雖然實惠多多，但內心的忿然情緒也在滋長，以「去中國化」來謀求自主，早已是「本體需要」，且日益膨脹。然而弔詭的是，東瀛雖然自古以來號稱「神國」，但從戰略上確立方向，在意識形態上真正完成重建本土文化主體性之大任者，不是神道，也不是佛教，恰恰是從中國舶來的儒教（朱子學）；而他們「重建」自我意識形態的路徑，不是別的，恰恰是顛覆傳統的「華夷秩序」：在彼時朱子學者（如林羅山、中江藤樹、山鹿素行等）的眼中，中華的 「華」是日本。至此，所謂「日本型中華秩序」的嶄新意識形態框架構築完成，日本高高在上，處於核心，而大陸古國的中華，則反「華」成「夷」。可以說，江戶時代以來的三百年，島國始終處於對這種虛幻的「主體意識形態」的狂歡與消費之中，難以自拔。

　　如此一來，便徹頭徹尾地暴露了日人的「邊境」心態。對此，內田指出：「如果邊境人真的想超越中華思想，擺脫華夷秩序束縛的話，那必須先創造一個有別於中心和邊境這樣一種關係的關係來」；「如果拋開『中心與邊境』這樣一個關係，我們就無法訴說自己國家的起源和使命。而我們其實並不是沒有機會。」

　　所謂「機會」，是指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開始涉足國際社會。而此時的國際社會，已然 「充滿了不同於華夷秩序宇宙論的政治構想，日本完全可以基於華夷秩序以外的前提來採取外交戰略」。客觀上，1648年，歐洲諸國簽署了《威斯特伐利亞合約》，國與國之間已經形成了新型的現代國際關係架構。可是，日人的思維卻未及轉型——借用內田的表述，是在「華夷秩序」的框架內「停止思考」了，徒調整了 「版本」而已（變「中國版」為「日本版」）。歸根結底，還是綿延兩千年不絕的天朝的「天下觀」惹的禍。這從日本關於發動殖民與侵略戰爭的動機的說法上，亦可見一斑：從「八紘一宇」、「五族協和」，到「大東亞共榮」、「亞洲的解放」，無不散發著一種被貌似「和諧」的「德政」文化精心包裝過的、曖昧的陳腐味道。日人對「華夷秩序」有多麼刻骨銘心，只消留心一下日本國內輿論便可了解一二：直至今日，活躍在媒體上的東瀛主流政學精英，對中國崛起的最大擔心，仍然是「華夷秩序」的死灰復燃——說「華夷秩序」是日本永生永世的痛，那真是一點都不過分。

　　對「華夷秩序」的極度糾結，本質上是對文化主體性的不自信。而不自信，便會看人家的樣子來決定自己——所謂「照葫蘆畫瓢」；在國際政治上表現為視周邊國家的應對情況來確定自己的方針。內田說：「日本人不和其他國家進行比較，就不能認識自己的國家」；而用另一位政治學者丸山真男的表述，叫做「東張西望」——不僅看別人怎樣出牌，尤其關注別人如何看自己。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長期以來，日本最大的顯學一向是日本論（廣義日本論，也包括日本人論和日本文化論）的問題。外國人看日本，日本人看自己，從政經社會，到文化藝術；從小泉八雲、露絲·本尼迪克特、戴季陶、唐納德·金，到福澤諭吉、新渡戶稻造、柳田國男、梅棹忠夫，也包括這本內田樹的《日本邊境論》。明治維新以降，代有論客，逸作迭出，汗牛充棟。

　　關於日本的外交性格，有一則著名的佚話：前駐泰國大使、著名戰略學者岡崎久彥（Okazaki Hisahiko）曾對美國記者坦陳：「日本外交沒有固定的原則，因為我們兩國的歷史大不相同，貴國是建立在原則之上，而我國是建立在群島之上。」話雖戲言，卻形象地道出了國家的生存需要高於任何外來價值信仰之上的一種極端現實的、機會主義的「邊境」外交哲學。這一點，戰前戰後如出一轍，既表現為國家在國際重大原則性事務上的「不出頭」，也表現在政治人物在公共場合頻頻「失言」等問題上。因為「原則」，一般是中心地帶博弈的產物，多數情況下，與「邊民」的世界根本不搭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