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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新軍河南彰德秋操時,外國軍官在品評中國軍官的新型歐式軍禮服。
【澳大利亞】莫理循攝

中英軍事官員合影於保定府。
【澳大利亞】莫理循攝
晚清是指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約72年的時間。晚清時期的社會轉型,對於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來說,為千年來未有之巨變。在那個日新月異的年代里,各種新事物、新現象層出不窮。其中,軍事變革是萌發最早的一個領域,是中國人邁出古代傳統、走向世界的一份記錄。
筆者認為,晚清這場軍事變革共經歷了三個時期:變革萌芽時期(19世紀4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局部變革時期(19世紀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全面變革時期(19世紀90年代中期至清王朝滅亡)。這場軍事變革雖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卻未能完成其「自強禦侮」、「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訓也是多方面的。但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是一份值得珍視、可供借鑒的歷史遺產。
缺乏憂患意識致使清王朝錯失兩次戰略機遇期
天朝大國從上到下毫無憂患意識,臨近歷史岔路口而不覺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至少在表面上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國。據英國的安格斯·麥迪森統計,清王朝的GDP約佔世界的三分之一。因此,當時的中國,無論是統治階級還是普通民眾,都以生存於天朝大國而自豪,從上到下都毫無憂患意識可言。魏源在《聖武記》所描述的天朝大國「一喜而四海春,一怒而四海秋」,正是當時統治階級的傲慢心態。
然而,當中國處於康乾盛世之時,東西方正進入歷史的岔路口。
從17世紀中葉開始,歐洲一些國家開始資產階級革命。在民主政治和科學技術的推動下,這些國家開始了近代軍事發展史上的狂飆突進時代。尤其是到了18世紀中葉,歐洲開始掀起工業革命浪潮。
工業革命作用于軍事領域的直接成果,便是先進武器的大量生產與不斷改進。為與此相適應,軍隊建設和作戰理論也出現了革命性的發展。依靠逐漸近代化的軍隊,歐洲列強掀起了掠奪世界的戰爭狂潮。
鴉片戰爭前夕,歐洲列強從南北兩個方向,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在中國以南,英國越過南亞挺進到東南亞,並開始窺視中國。1808年,英國軍艦攻打澳門炮台;1824年,英國的船隻在台灣沿海游弋、測繪。在中國以北,沙俄越過烏拉爾山,擴佔西伯利亞,並逐漸向太平洋挺進。
1793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率領龐大的英國使團,帶著歐洲最新的科技、軍事成果來到中國。馬戛爾尼前後送給乾隆皇帝的禮物中,有蒸汽機、地球儀、英國最先進的「君主」號戰艦的模型、榴彈炮、迫擊炮、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赫歇爾望遠鏡、秒錶等幾百件先進的科技或軍事成果。
當時,雖然中國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上與西方相差兩百年左右的歷史時代,但經濟上比較繁榮、政治上相對穩定,正是應該接納西方先進文明並著手進行變革的最佳歷史時期。
但是,清廷對這些禮物不屑一顧,或者僅僅作為珍品、玩具收藏,根本沒有想到其中的科技含義及軍事價值,從而失去了儘早進入軍事近代化歷程的絕好機遇期。就像馬克思後來所評價的那樣:「一個人口佔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員遼闊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極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最終要在一場殊死搏鬥中死去。」
鴉片戰爭的失敗沒有喚醒昏昏沉睡的清王朝,使中國早期軍事近代化再被延誤了整整20年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東西兩個帝國發生正面大碰撞,揭開了中國社會大轉型的序幕。
這場戰爭打了兩年多,英國遠征軍前後有兩萬人左右參戰,清王朝卻先後調集十萬左右的軍隊參戰。清軍幾乎每戰必潰,先後有一名總督、兩名提督、7名總兵以及數千名士兵死於戰爭。而英國遠征軍在鴉片戰爭中的死亡人數卻只有約500人,其中真正陣亡人數還不足百人。
面對中英雙方的巨大差距,鴉片戰爭對中國起到了一定的震撼作用。對於中國來說,這場戰爭是一塊界碑,它標誌著在英國大炮的逼迫下,古老的中國社會蹣跚地走入了近代。
然而,儘管歷史給了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機會,但鴉片戰爭結束之後的清王朝統治階級並沒有真正覺醒。他們認為戰爭起因是外交處置不當引起的偶然事件,沒有認識到這是西方列強向東方擴張的必然趨勢,也沒有認識到戰爭的失敗是由雙方全方位的差距造成的,而是把戰爭失敗原因歸結為「前線將領指揮不力」。
戰爭結束后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本來極為喪權辱國,但清王朝統治階級竟然稱之為「萬年和約」:一方面天真地以為簽了和約就太平無事了,一方面竟然希望屈辱的條約保持萬年不變。
因此,鴉片戰爭結束后,除了極少數人之外,清王朝自上而下繼續在麻木與愚昧中昏昏沉睡,以至於晚清軍事領域的真正變革,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才真正開始,使中國早期軍事近代化再被延誤了整整20年。
近代歷史學家蔣廷黻曾說:「從民族的歷史看,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的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努力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
軍事變革從萌芽到發展均受制於「例」
「祖宗之法不可變」,守舊的中國人認為沒有變革的必要 鴉片戰爭的失敗促使一些中國愛國知識分子在比較中思考。當時,以林則徐、魏源等人為代表的晚清軍事變革先行者,通過對西方的了解和對中國軍事落後的反思,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軍事變革思想和「器良、技熟、膽壯、心齊」的建軍思想,這標誌晚清開始了近代軍事變革的艱苦跋涉。
但是,近代中國是被大炮轟出古代社會,很不情願地踏上近代化歷程的。晚清軍事變革在早期很難發育起來,此中原因非常複雜。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要讓守舊的中國人承認有變革的必要,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件事情是否可以做,對於西方來說,近代方法論早已發展起來,其中之一便是看能否與客觀實際想吻合。而中國的方法論是「祖宗之法不可變」,到聖人經典中去尋找依據。因此,在最初「妄自尊大、因循守舊、盲目排外」的社會裡,林則徐和魏源等人的軍事變革思想很難得到社會的認同。「師夷長技以制夷」被認為是「用夷變夏」或「以夷變夏」,威脅了中國的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遭到士大夫階層的強烈抨擊。
在後來的洋務運動期間,主張學習西方的總理大臣奕被稱為「鬼子六」;總督丁日昌被稱為「丁鬼奴」;中國第一位駐外外交官「郭嵩燾」,由於他極力倡導全面向西方學習,遭到全國上下的聲討。他是湖南人,但「湖南人至恥於為伍」。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保守思想往往打著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或捍衛華夏傳統的「高尚」幌子,讓改革派在政治上、道德上處於孤立或劣勢的地位。
守舊思想頑固束縛,重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發展,編製體制、作戰方式等卻無進步 軍事變革怎麼變,有一個隨著戰敗實踐的發展、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但只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才開始真正進行軍事變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當英法聯軍從東南沿海一直打到天津、北京時,清王朝統治者才意識到,帝國面臨的威脅不僅僅來自亞洲內陸,「重陸輕海」的戰略思想遭受猛烈衝擊;當僧格林沁的三千蒙古鐵騎,對數百英法聯軍發起幾個衝鋒,只剩下幾個人回來后,「弓馬定天下」的理念被徹底粉碎;而沙俄趁火打劫侵佔100多萬平方公里,圓明園被英法聯軍劫掠一空,更是以血與火的形式告訴中國人當時的使命:中國必須近代化,特別是軍事上的近代化。
面對當時險惡的形勢,李鴻章發出了兩個著名的慨嘆:「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高度概括了國家安全的空前嚴峻性。
因此,晚清軍事變革之所以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真正啟動,思想觀念發生重大轉變是重要原因之一。這種轉變打開了晚清軍事近代化的閘門,開始了以軍事近代化為中心的洋務運動。
此後,晚清國防和軍隊建設經過30年左右的發展,在陸軍火器化、建立近代海軍、創辦近代軍事工業、革新軍事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就,並在某些領域呈現出「徹底性、開拓性、先進性」等特點。特別是海防建設,代表了洋務運動期間軍事變革的最高成就。從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引發清廷第一次海防大討論,到1888年北洋艦隊正式成軍,清王朝建立一支規模宏大的海軍只用了十幾年的時間。
但是,統治階級依然抱著舊傳統不放,特別是士大夫階層,他們真誠地相信中國傳統的文武制度具有戰無不勝的力量。即使作為洋務派領軍人物的李鴻章,去過歐洲、美國考察、參觀,也照樣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
因此,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儘管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但改革派在舊觀念和舊勢力的束縛下,雖然敢於部分破除舊傳統,卻又不敢觸動封建舊根基,致使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的發展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但在編製體制、作戰方式等方面卻少有進步和創新。
為什麼解放思想如此難?美國漢學家蘭比爾·沃拉曾說:「只有牢記偉大的中國傳統,我們才能理解中國變革的時間進程。」因為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既是民族的驕傲和崛起的基礎,同時也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超越的歷史惰性。
後來清廷推行「新政」時,慈禧太后也承認:「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例」指的就是因循守舊。
清王朝統治階級是直到遭受甲午戰爭的慘敗后,才痛下決心全面變革整個軍事體制的。但如果從第一次鴉片戰爭算起,歷史已經前進了半個多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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