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乳肥臀》與《苦菜花》的互文性解讀

　        (2014-05-07 10:04:36)     閻浩崗

　　

　　原載《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摘要：《豐乳肥臀》與《苦菜花》有明顯而直接的互文關係。雖然兩部作品中母親形象和母愛主題都很突出，但其所讚頌母愛的內涵和表現有異。馮大娘是典型的賢妻良母，體現了諸種傳統美德，她對封建倫理中男女不平等及非人道成分，又有出於本能的反抗。她擁護革命和革命戰爭不是為了觀念，而是本著個人良心和正義感。她對革命戰士的疼愛是「推己及人」的結果。上官魯氏則徹底反叛傳統的和革命的倫理道德。對她來說，自己和自己子女的生存與繁育高於一切。這可看作莫言對馮德英革命歷史敘事及其倫理觀念在繼承借鑒基礎上的重寫或顛覆。《豐乳肥臀》將《苦菜花》不迴避性愛和暴力描寫的特徵發揚光大並推向極致，而剔除了後者的政治與理性內涵，只凸顯其悲劇美、病態美和野性美。馮德英和莫言均重視作家創作態度的真誠和藝術描寫的真實，但他們作品中的「真實」屬於不同類型的「真實」。它們各有其價值和局限，我們不宜簡單地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

　　莫言《豐乳肥臀》與馮德英《苦菜花》有著明顯而直接的互文關係。莫言從不諱言自己的創作曾受馮德英《苦菜花》影響。他稱讚《苦菜花》的愛情描寫在「十七年」小說中「最為成功、最少迂腐氣」，並說「由於有了這些不同凡響的愛情描寫，《苦菜花》才成為反映抗日戰爭的最優秀的長篇小說。」［１］４０莫言坦承《紅高粱家族》受《苦菜花》啟發：「如果我沒有讀過《苦菜花》，不知道自己寫出來的《紅高粱》是什麼樣子。」［２］４７筆者認為，較之《紅高粱》，《豐乳肥臀》受《苦菜花》影響更為直接、更為明顯。莫言寫《豐乳肥臀》時，不再限於從《苦菜花》借鑒一些「關於戰爭描寫的技術性的問題」，［２］４７而是有意在道德觀、歷史觀、審美觀及政治觀方面與之展開對話，對之進行顛覆式重述或補寫。具體剖析兩部名作之間對話的糾結點及其各自立場觀點的合理性與局限性，對於更深刻地理解它們的內涵與文學史地位，將會很有意義。

　　一、母愛與道德倫理觀

　　馮德英和莫言都對自己母親感情極深。母親去世時，馮德英雖然只有十一歲，但他受母親影響巨大。《苦菜花》的初稿或曰雛形，名字就叫《母親》或《我的母親》；最後定稿中最突出、最感人的形象還是母親。莫言《豐乳肥臀》的扉頁題獻是「謹以此書獻給母親在天之靈」。母親去世時，莫言雖然已到中年，但極度的思念和悲痛還是讓他「萬念俱灰了很久」。［２］３３ 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感言中，他也重點講述了自己母親的故事。

　　九個孩子的母親上官魯氏是《豐乳肥臀》的主要人物形象。雖然《苦菜花》與《豐乳肥臀》內涵有重要差異，但我們可以說，歌頌母親和母愛是兩部作品主題上的一致之處。兩部作品中的母親形象都是作者所肯定的正麵價值的直接體現，是作者道德觀念的集中體現。

　　《苦菜花》中的馮大娘是一位「革命母親」。「革命」的限制語是指其直接間接參加了中共領導的革命鬥爭。然而在這部長篇中，作者首先是把她作為一位獨特的生命個體，一位充滿母性、具有深厚母愛的「母親」來塑造的，「革命」屬性並未使這一形象抽象化、概念化、意識形態化。馮大娘的勤勞、善良、堅韌、賢惠，體現的是中國傳統美德。她性格的獨特之處是：儘管用傳統道德標準看她是個賢妻良母，但她對傳統道德倫理觀念有突破，對其不合理成分有挑戰、有反抗。這種挑戰和反抗，用今天的眼光看在某種程度上又體現了啟蒙現代性的要求。不論是符合傳統倫理道德還是對其挑戰反抗，馮大娘均出於其天性，本著其做人的「良心」，而非為了「觀念」。

　　由於公婆已故，丈夫馮仁義為人忠厚且在小說開始就已逃亡在外，馮大娘不受夫權的壓抑。她的反抗對象首先是族權：族裡的最長輩四大爺認為娟子拋頭露面有傷風化，要求馮大娘將女兒拖回家去。雖然馮大娘知道四大爺「有權叫一個女人死去」，她對他也很懼怕，但有了共產黨政權撐腰，更因她為女人所受不平等待遇而不平，她決定支持女兒，對四大爺宣布「孩子是我的，別人管不著」。［３］４２－４３她這樣做同時也是因為疼愛孩子，與她寬容娟子不纏足、不束胸的動因一樣。她對四大爺族權的反抗以本能的人道主義為前提，並不影響她對這位長輩的尊重：當鬼子掃蕩在即，四大爺不肯撤離時，她又前去苦口婆心勸說，最後逐漸與老人冰釋前嫌。

　　也是出於母愛，她支持自己的兒子念書，也支持女兒上學，不顧家裡家外的勞動負擔全落在自己一人肩上，也不顧村裡封建思想重的人非議。馮大娘同情地主王柬之的妻子與長工王長鎖的私情，為幫花子解除不幸婚姻而與其惡婆婆動手打架，為花子與老起看起來不合禮法的結合奔走呼籲，與封建意識依然濃厚的共產黨基層幹部衝突，這一切也是出於天性的善良、憑著正義感。慶林說她倚仗自己的抗屬身份欺人，她在心裡氣忿忿地說：

　　我倚抗屬欺人嗎？不，沒有，從來沒有。我從沒想到自己和別人有什麼兩樣。我一個老婆子有什麼呢？兒女去革命是我高興，我情願！我要管這事，是覺得良心過不去……。［３］400

　　作品的具體藝術描寫顯示，做人的良心和正義感，比政治身份更重要。慶林最後被說服后，心裡想的就是：馮大娘「是憑一顆淳樸的良心來辦事的，可自己這個共產黨員，卻還在認封建社會的老理」。

　　馮大娘的處世哲學很簡單、很樸素，就是「將心比心，推己及人」：

　　我是想人都有顆心，將人心，比自心，遇事替別人想想，把別人的事放到自己身上比比，看看該怎麼做才對，這樣做倒不一定錯。［３］405

　　正是本著這樣的處事原則，她疼愛來家裡養傷的趙星梅，疼愛與自己兒子年齡相仿的八路軍戰士小李：她把對兒子德強的牽掛和疼愛，寄託和轉移到了趙星梅和小李身上。

　　馮大娘身上集中了中國農村勞動婦女的優點。這些優點被作者寫得真實可信，因為它符合人物的特定身份和特定情境中的心理，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理念進行「拔高」。比如小說交代，馮大娘雖然知道危險，但還是同意孩子出去參加革命，除了她認為革命正當、革命必要，也因她認為「孩子前程重要」。［３］150小說寫馮大娘被捕、被酷刑逼供，目睹幼女受刑時，也有過巨大恐懼，也擔心自己死了孩子怎麼辦，有強烈的求生慾望：

　　人活著，活著多麼好哇！多好的故土啊！母親心裡充滿了熱愛生命渴求生存的激情！［３］278

　　思想上也產過懷疑和動搖：

　　啊！共產黨八路軍，抗戰革命！對她這個多子女的母親有什麼好處呢？她得到了什麼呢？她得到的是兒女離開她，使她做母親的替他們擔驚受怕，使她山上爬地理滾，吃不盡的苦，受不盡的痛，以致落到這個地步。這，這都怨誰呢？［３］275

　　孩子被折磨時，她腦子裡交替閃過「要救孩子」和「要保工廠」、「要屈服」和「要發瘋」的念頭。但她最終還是認定無論如何不能當漢奸、認定共產黨八路軍對自己有恩，作出了艱難的選擇。馮德英將馮大娘置於道德的兩難境地，這一情節頗有些薩特色彩。

　　因為馮大娘形象可敬而又可親、可信，今天看來仍不失其思想啟迪價值，不減其藝術感染力量。

　　雖然在談及《苦菜花》對自己的影響時莫言一般只強調其中的愛情描寫部分，雖然莫言創作《豐乳肥臀》的具體靈感來自一件外國石雕作品照片，也緣於對自己母親的深情，但讀罷全篇我們還是能感到，《豐乳肥臀》與《苦菜花》有潛在對話關係，包括對母性與母愛、對愛情與性道德的認識與表現。

　　看莫言與馮德英對自己母親的描述可以發現，其許多方面幾乎如出一轍。比如「勤勞」、「勇敢」、「正直」、「無私」等。就連關於母親把碗中的菜糰子分了一半給前來討飯的外鄉女人的孩子的細節，兩位作家的回憶也極其相似。而這些正是《苦菜花》中馮大娘的性格與品質。不過，《豐乳肥臀》中的母親上官魯氏給人印象最深刻的似乎是「愛惜生命」，是「忍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頑強不屈地生活著」，［２］３２以及她為了生育和生存而被迫或自願發生的、新舊倫理都難以接受的與眾多男人的性關係，而不是其「急人所難、樂善好施」。如果說上官魯氏「無私」，那也主要表現於她對自己子女後代的無私。至於她對鄰里路人的無私，沒有給人印象深刻的事例。對於上官魯氏來說，自己和自己子女的生育、生存高於一切，為此可以打破一切倫理道德的規範，包括不惜亂倫、通姦、偷竊，甚至殺人：為了懷孕，她與姑父於大巴掌的第一次亂倫還是半推半就，而接下來和姑父的第二次，以及與賒小鴨的、江湖郎中、殺狗人高大膘子、智通和尚發生關係則完全出於自願，有的還是主動提出。為了保護女兒上官玉女，她親手殺死了婆婆上官呂氏，而且場面極其血腥。

　　作者為上官魯氏的違反人倫道德提供了「充足」理由。第二次發生關係前，她對於大巴掌說：

　　姑夫，人活一世就是這麼回事，我要做貞節烈婦，就要挨打、受罵、被休回家；我要偷人借種，反倒成了正人君子。姑夫，我這船，遲早要翻，不是翻在張家溝里，就是翻在李家河裡。……不是說「肥水不流外人田」嗎？！［４］５６０

　　上官魯氏打死婆婆，「主要人物表」中說是「失手打死」，而「補三」的具體描寫卻是，在第一杖下去婆婆的頭部已被砸出凹痕，身體已開始痙攣的情況下，上官魯氏仍「雙手掄起擀麵杖，噼噼啪啪地打下去，對準上官呂氏那膠泥般的腦袋。她越打越生龍活虎，越打越神采飛揚」，直至婆婆

　　身體漸漸癱軟，癱軟成一灘臭氣逼人的腐肉，成群的虱子和跳蚤從她的身體上亂紛紛地，或爬或蹦地逃離了。腥臭的、腐乳狀的腦漿從她的被打裂的腦殼裡迸濺出來。［４］586-587

　　這顯然不是「失手」，而是藉機宣洩對婆婆、對上官家的滿腔仇恨了。小說中上官魯氏暴力的「合法性」、可同情性，來自前面所寫婆婆和丈夫對她的虐待及暴力行為。

　　上官魯氏形象的叛逆與反抗針對的是封建壓迫與政治軍事鬥爭中的非人道方面。作者莫言如此描寫，也可看作對以往包括《苦菜花》在內的革命歷史敘事的顛覆與反叛。對照《豐乳肥臀》里的上官魯氏與《苦菜花》中的馮大娘，筆者感覺，莫言對馮大娘像對待自己子女一樣對待八路軍男女戰士頗不以為然，對馮大娘眼看自己小女兒手指被一根根掰斷也不肯說出八路軍兵工廠機器埋藏地點的做法覺得不可思議。《豐乳肥臀》隱含作者暗示給我們的倫理觀是：國家、民族、階級鬥爭都是男人們的事，母親最神聖的天職是保護自己的孩子。[1]當然，我們也可將《豐乳肥臀》的這種處理解釋為是對《苦菜花》相關描寫的補充，即：揭示在那個年代也存在著不像馮大娘那樣「進步」或那樣「革命」的母親，認為她們愛護自己的子女，為自己和子女的生存而奮鬥、掙扎值得同情，對之不應苛責。

　　不過，看作品的具體描寫及作者的創作談，莫言對上官魯氏的倫理觀是激情洋溢地讚美，而不只是寬容和同情。

　　二、性、政治、暴力與審美

　　對於性道德的認識與表現，《豐乳肥臀》從正面直接受《苦菜花》啟發，並將其某些方面推向極致。《苦菜花》除了寫德強與杏莉青梅竹馬的初戀、趙星梅與紀鐵功理智克制情慾的革命之戀、王東海與白芸的無果之戀、姜永泉與娟子的終成眷屬，還寫了從階級論觀點與日常倫理標準看會受非議的杏莉媽與長工王長鎖、花子與老起的私通，而且對這種私通持同情乃至讚賞態度。這在作品寫作的年代非同尋常，也是給莫言印象最深的地方。於是，在《豐乳肥臀》中，莫言集各種不倫之戀、不倫性關係之大成，對各種發自本能、充滿野性的性關係大肆渲染。除了上述上官魯氏的行為，還寫到大姐上官來弟與土匪私奔，寫她性慾難耐時以乳房引誘親弟弟並與妹夫司馬庫私通，後來又愛上以前的妹夫鳥兒韓。寫到上官魯氏為激發兒子上官金童身上的「男人氣」而為之拉皮條。這方面，《豐乳肥臀》又是對《紅高粱》主題的發揚光大，即謳歌以性本能為象徵的人的原始生命力。

　　莫言對《苦菜花》一段情節的評論耐人尋味。

　　《苦菜花》第十八章寫八路軍排長王東海在八路軍女戰士白芸和寡婦花子之間進行愛情抉擇，最後選擇了花子。莫言說自己當初看了這段描寫感覺很難過、很不舒服，覺得這樣寫不好。但走上文學道路之後，「才覺得這個排長的行為是非常了不起的，回頭想想花子和白芸這兩個女人，我竟然也感到花子好像更性感，更女人，而那個白芸很冷」。［２］４７

　　而《苦菜花》小說文本對王東海情愛抉擇原因的解釋卻是：王東海雖然覺得白芸「那麼可愛，那麼美好」，拒絕了白芸之後仍然對她有些留戀，但

　　長期的苦難生活，貧困辛勞的人們，把愛與憐混淆在一起了。由於同情而產生愛，也由於被同情而產生愛，更多的是互相同情互相感恩而產生更深沉的愛。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認為愛憐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是一個東西。以同情來作為愛情的基石，這是農人們在苦難的命運中建立起的最誠摯最深湛的一種感情……［３］495-496

　　當初面臨生死抉擇時，王東海被姜永泉的妻子馮秀娟救下，姜永泉於是陷入危險；花子為救姜永泉而犧牲了丈夫老起。所以，王東海選擇花子，最初主要是因同情孤兒寡母，也為感恩報恩。可以說，莫言對王東海情愛選項的解釋是一種「創造性誤讀」：他有意將原作的理性主導、理性帶動感情的思維，轉換為從感性出發的思維，側重強調其中的「性感」、「女人味兒」之類生理因素。

　　《苦菜花》里的愛情，有野性的、反抗的、非政治的內容，比如杏莉媽與王長鎖、花子與老起，但更多是建立在共同政治立場上的愛戀，例如紀鐵功與趙星梅、姜永泉與馮秀娟、王東海與花子等。杏莉與德強雖是少年人的朦朧初戀，二人也有相同政治立場。《豐乳肥臀》受其前一種類型（即與政治立場無關的純野性原始性愛）啟發，全書充斥著野性之戀：上官家來弟、招弟、領弟、盼弟、念弟姊妹五人分別愛上或嫁給了國民黨別動大隊司令司馬庫、土匪與漢奸沙月亮、八路軍爆炸大隊戰士孫不言、八路軍爆炸大隊政委魯立人、美國飛行員巴比特，但她們進行愛的選擇時絲毫不曾考慮政治因素。即使是五姐盼弟，也是先有了野性的愛才選擇了共產黨和八路軍。

　　按《苦菜花》以及所有「紅色經典」的歷史觀，共產黨及其軍隊最後能得天下，首先是因其得民心、受到下層貧苦百姓衷心擁護。馮大娘一家與八路軍的關係，形象演繹了「軍民魚水情」。而《豐乳肥臀》中上官魯氏一家與爆炸大隊的關係很遊離：上官魯氏也承認「人家待咱不薄」，但她決不會把爆炸大隊的官兵當成自己的子女。她在得知兒子被爆炸大隊關押時，還動手打了試圖阻攔的馬排長一個耳光，放出磨坊里關押的人，包括國民黨官兵，導致雙方暴力衝突，死傷多人。在《豐乳肥臀》中，魯立人的隊伍雖然紀律不錯，但在老百姓吃草根樹皮時他們吃白面饅頭；魯大隊長與村裡的「乾娘」們有曖昧關係，最後還把小號兵馬童當成替罪羊殺掉；他們雖不像司馬庫那樣濫性，卻也不具備司馬庫堂堂正正、敢做敢為敢當的男子氣，而耍小陰謀綁架沙月亮的女兒沙棗花以逼其就範。司馬庫趕走魯立人時先禮後兵，動用暴力有克制、有限度，「僅僅打死打傷了爆炸大隊十幾個人」，［４］167而幾年後爆炸大隊改編成獨立團殺回時，卻向正在看電影的有眾多鄉親在內的人群突襲，投擲十幾顆手榴彈……。莫言這方面的描寫，是對《苦菜花》軍民關係描寫的徹底顛覆。

　　作為「新歷史小說」，《豐乳肥臀》未必有其整體化、本質化的歷史觀、政治觀，也未必認為是生命本能決定了歷史走向、是陰謀詭計和血腥暴力決定了政權得失。它要做的只是解構和顛覆已有權威體系和主流觀點，按作者自己的認識和理解來還原「歷史的真相」。［２］４９它用以解構的武器是感覺宣洩，是審美挑戰。

同樣耐人尋味的是莫言對於暴力的態度。
《苦菜花》及其姊妹篇《迎春花》出版不久受到有些批評家非議的原因，是「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階級鬥爭調和論、革命戰爭恐怖的和平主義、愛情至上及有黃色毒素描寫」。［５］２關於「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階級鬥爭調和論」，其實只是因馮德英的藝術描寫在某些方面對僵硬的階級論框架有所突破。《苦菜花》的價值觀總體上還是與當時其他「紅色經典」關於「富人都壞、窮人都好」的觀念一致的。至於所謂「愛情至上及有黃色毒素描寫」，或曰在男女兩性關係的描寫上的「嚴重的自然主義傾向」，［６］１７７這恰是莫言最欣賞的地方。莫言在《豐乳肥臀》中將馮德英作品顯示出的這兩方面特徵發揚光大，推向極端，《苦菜花》的暴力描寫更被莫言繼承發揚，成為莫言創作的最顯著特色之一。如果說馮德英對戰爭暴力的描寫給人的印象是提倡「和平主義」，即反戰、反暴力，那麼包括《豐乳肥臀》在內的莫言作品給人的印象卻是作者對暴力態度曖昧，甚至有欣賞成分。這也是莫言與其他「新歷史小說」作家如張煒、陳忠實、劉震雲等不同的地方。莫言欣賞《苦菜花》關於杏莉死亡描寫的悲劇美，欣賞杏莉媽與王長鎖偷情的病態美，讚美花子與老起愛情的野性美。［１］３９《豐乳肥臀》追求的美，就是這種悲劇美、病態美和野性美。它讚美原始生命力、同情非道德的愛情，它詳盡展示暴力細節、大肆渲染暴力場面，也是為造成一種獨特的「野性美」。因此，他寫上官魯氏殺死婆婆時，如同「紅色經典」中的「鬥地主」場面，提倡的是「以牙還牙、以暴抗暴」。

三、馮德英和莫言小說中的不同「真實」

《苦菜花》和《豐乳肥臀》前半部寫的都是抗日戰爭時期膠東半島軍民的生活，馮德英和莫言都追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都以真誠的態度從事創作，但《苦菜花》與《豐乳肥臀》所呈現出來的「真實」差異巨大。當下相當多新銳批評家認為《豐乳肥臀》比位列「紅色經典」的《苦菜花》更真實，但當年參加過膠東抗戰的老戰士卻認為莫言的描寫不真實。這裡有必要探究兩部作品的不同「真實」性及其成因。
馮德英的老家昆嵛山區是革命老區，是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馮德英本人出身於革命之家：父親、兄弟姐妹乃至姐夫都參加了革命，母親也是位典型的「革命母親」，類似於「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戰爭年代，他們家「被敵人稱為共產黨的『幹部窩』、我黨幹部謂之『招待所』」。［３］５５５而莫言的老家高密抗日戰爭時期屬於「游擊區」，是日本人、八路軍和國民黨軍隊進行「拉鋸戰」的區域。[2] 莫言的家庭出身是中農，在戰爭年代他們的家庭與共產黨、八路軍是有距離的。
據莫言講，他小時候也聽母親說抗戰時期他們家裡駐紮過游擊隊，母親給他講「那些軍官和那些女兵的故事」：

說男的如何的有才，吹拉彈唱樣樣行，寫就寫畫就畫，那些女的個個好看，留著二刀毛，腰裡扎著牛皮帶，掛著小手槍，走起來像小鹿似的。我以為母親說的是八路軍，但長大以後一查文史資料，才知道當年駐紮在我們村子里那支隊伍是國民黨領導的隊伍。［１］３８

馮德英小時候親眼見到母親如何愛護八路軍，八路軍男女戰士如何把母親當作自己的母親、如何依戀馮家這個「家」。他甚至親眼見到過女八路如何唱著歌從容就義。莫言出生於1955年，他童年印象最深刻的記憶，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飢荒，是飢餓感，是村社幹部如何橫行霸道，是自己如何受到老師的歧視和體罰。從情感體驗說，儘管莫言多次表達過他對母親的深情，但他還曾說：

我確實沒有感到人間有什麼愛。我始終認為，家庭對任何孩子來講，絕對是種痛苦，父愛、母愛非常有限度。所謂的父愛、母愛只有溫飽之餘才能夠發揮，一旦政治、經濟滲入家庭，父愛、母愛就有限得脆弱得猶如一張薄紙，一捅就破。當然可以歌頌母愛，歌頌父愛，但極端的愛里就包含了極端殘酷的虐待。［２］１８

這段話可以理解為：極端貧困的生活和過度的勞累，使莫言的父母沒有像許多父母那樣表達他們對子女的溫情。這也與《豐乳肥臀》中上官魯氏顯示自己對子女母愛的方式一致。
總之，馮德英和莫言記錄或表現的是他們各自感覺和認識到的「真實」。他們都是真誠的作家。我們研究者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其中的一種「真實」去否認或取代另一種「真實」，即使作家本人也有這種局限。比如，馮德英認為莫言筆下的抗戰不真實，[3] 莫言在將自己的作品與「紅色經典」對比時則說：

究竟哪個歷史才是符合歷史真相的呢？是「紅色經典」符合歷史的真相呢還是我們這批作家的作品更符合歷史真相？我覺得是我們的作品更符合歷史的真相。［２］４９

這一判斷很容易得到新時期以後反思「十七年」文學的研究者們認同。但筆者卻認為不能輕易下此結論。包括馮德英在內的「紅色經典」作家們固然有其明顯的時代局限，他們被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規訓」，在「灰闌」中敘事，有些確如莫言所說是「不得不那樣寫」（比如將窮人基本都塑造為正面人物、將富人基本都當作反面角色來寫），但《苦菜花》塑造的「地主婆」杏莉媽卻是例外。這是因為作者本人早年有過親身經歷：他小時候曾經常到一戶地主家去玩，感覺那家的女主人心地很善良，對窮家的小孩很好。［７］５６但他寫八路軍與老百姓的魚水情深也以親歷、親見為基礎，而非被「規訓」的結果。由於這些「紅色經典」作家所寫內容有「親歷」作基礎，他們所描繪的生活畫面更具歷史現場感。馮德英抗日戰爭時期固然尚未參軍，但作為已經記事的兒童他親身經歷了反掃蕩時的逃難、親眼見到了八路軍與當地村民的實際交往和密切關係。莫言描繪過去年代時創作環境大大寬鬆，對戰爭和革命的書寫更加自由，但他對戰爭年代的描繪全憑藝術想象，他所描繪的真實是想象出來的真實。他對於過去年代社會關係的描繪，也是根據自己的想象、根據自己親歷的1950年代以後的現實「逆推」歷史的結果。這樣，他「明確地把歷史和現實聯繫成渾然一體」，「不是針對一種過去的興趣而是針對一種現在的興趣」。［２］１３如同根據自己在黃縣當兵時打靶的經歷來想象戰爭生活，如同有感於現實中「種的退化」而作《紅高粱》，莫言是根據現實中他遇到的「那些狡黠的村幹部」而塑造魯立人形象、表現抗日戰爭時期的軍民關係、幹群關係，根據母親的講述加上自己的想象塑造司馬庫及其手下官兵的形象。莫言在生活中「沒有感到人間有什麼愛」，《豐乳肥臀》中就不可能出現《苦菜花》中那種關於人倫情和同志情的描寫。［８］４１－４５
忠於自己的感受，能使藝術描寫更顯真誠，天馬行空地虛構藝術世界也更為自由、更能發揮想象力；但這樣描繪出的歷史生活，難免與歷史原貌有距離。莫言說，他在《豐乳肥臀》中「突破了所謂的『真實』」，他這裡本意是指在地理空間上的「突破」，即把 「植被啊，動物啊，沙丘啊，蘆葦啊」這些「在真正的高密鄉里是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寫進去，［２］６０其實還應包括把歷史時間中不曾存在的東西寫進去。
因此，如果說馮德英所寫的「真實」是受到主觀客觀限制、受到一定框范的「真實」，那麼莫言所寫的「真實」是作家自己心目中、自己視野中的「真實」。對此我們應有較客觀的認識，既要看到它們各自存在的價值，也要看到它們所受不同類型的局限，而不應簡單地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

[參 考 文 獻]

[１]　楊揚.莫言研究資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２]　孔范今，施戰軍等．莫言研究資料[C]．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
[３]　馮德英．苦菜花［Ｍ］．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
[４]　莫言．豐乳肥臀［Ｍ］．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
[５]　馮德英．迎春花［Ｍ］．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7．
[６]　龔奎林．論《苦菜花》的文本生產與版本傳播［Ｊ］．新文學史料，2010（2），第177頁注⑩．
[７]　楊政，胡蔚蘅．大地母親的饋贈——馮德英藝術評傳［Ｍ］．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0．
[８]　閻浩崗，李秋香．「反著寫」的偏頗——《豐乳肥臀》對「革命歷史小說」的徹底顛覆及其意味［Ｊ］．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

[1]小說第十七章大姐來弟對蔣政委關於「不該投降日寇」的指責，回答就是：「這是男人們的事，別跟我一個婦道人家說。」（第147頁）她的母親上官魯氏的道德觀應該與其差不多。上官魯氏也佩服後來投降了日軍的沙月亮「不是孬種」。
[2] 根據有關史料及筆者2013年7月31日下午在青島馮德英先生家中對馮先生現場採訪。
[3] 根據筆者2013年7月31日下午在青島馮德英先生家中對馮先生現場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