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憶1961年下鄉流淚：見縣委書記浮腫很難過

　　2015年06月20日 08:19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作者：張廣友

　　核心提示：我聽后，立即到他的辦公室問他：「豐平同志，聽說你也浮腫了？」他說：「沒事兒，沒事兒！」那天，我心情十分難過，連晚飯也沒有在他那兒吃，流著淚偷偷地回去了。

　　

　　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曾希聖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歷史網，作者：張廣友，原題為：《在山東下放蹲點》

　　*張廣友，時為新華社國內農村部記者，被下放到山東惠民農村，任惠民縣大於公社大於村包隊幹部。

　　1960年12月16日，我作為中央國家機關萬名下放幹部的一員，和新華社其他下放幹部一起奔赴山東，開始了在山東下放的生活。

　　這次新華社下放到山東的幹部分成兩隊，分別包了兩個縣：一個是惠民縣，一個是沾化縣。惠民隊的領隊為任豐平，是一位三八式幹部，行政12級，曾任新華社秘書處處長，他被任命為淄博地委委員兼惠民縣委第二書記。沾化隊的領隊是新華社電務處處長張連生，他被任命為淄博地委委員兼沾化縣委第二書記。我是惠民隊的。我們這個隊有40多名下放幹部，被分配到兩個重災區的公社包隊，分別任區委或公社副書記以及包隊（村）幹部。我同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共渡難關，生活了將近兩年。1962年9月提前完成任務，又調回新華社。

　　參加省五級幹部大會

　　1960年12月18日，我們趕到濟南時，正趕上山東省委、省政府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在濟南市職工電影院召開全省五級幹部（省、地、縣、公社、大隊）大會，我們下放幹部也都參加了這次會議。

　　主持這次全省五級幹部大會的是新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仍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原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因為「五風」問題嚴重，已於10月被撤職。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是：以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為中心，進行整風整社，檢查和糾正「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特殊化風、強迫命令風。會上首先傳達了中央的《緊急指示信》。原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和省委常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張新村分別作了檢討。他們在檢討自己犯錯誤的原因和危害時，都講到了山東的災情，以及面臨的嚴重困難。他們說，今年（1960年）農業生產又比去年減產，而且幅度很大（20%～30%），糧食徵購任務沒有完成，城鎮供應十分緊張，不少地方出現脫銷斷糧問題。入冬以來，浮腫、乾瘦病日趨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有所增加，如不採取緊急措施，形勢將更加嚴峻。

　　在分組討論舒同和張新村的檢討時，剛從外地調任淄博地委第一書記的王成旺向我們介紹了淄博地區（「大躍進」時期惠民地區和淄博地區合在一起）的情況。他說：山東是全國重災省份之一，魯西北的惠民、德州、聊城的災情與省內其他地區相比比較重，其中尤以惠民地區嚴重。惠民地區地處魯北平原，北瀕渤海，是個革命老區。這裡交通極為不便，全區不通鐵路，甚至連一條像樣的公路也沒有，致使經濟貧困落後。近幾年來，這裡的自然災害頻繁。再加上由於引黃灌溉引進的黃河水排不出，造成全區土地鹽鹼化，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去年以來不斷發生糧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當前，更為嚴重的是災情不但沒有得到控制，而且還在進一步發展。入冬以來，浮腫、乾瘦病和非正常死亡，都在增加。

　　在會上，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結合傳達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發表了重要講話。他的講話主要是在總結經驗教訓、提高認識的基礎上，從理論上進行分析，重點講了要弄清的五個問題：一是要弄清「一大二公」與「一平二調」的區別；二是要弄清共產主義與平均主義的區別；三是要弄清大集體下的「小自由」與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區別；四是要弄清政治掛帥與物質保證的區別；五是要弄清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區別。他的這個講話，洋洋數萬言，理論色彩很濃。大家在討論中普遍認為，這個講話從理論上對農村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討，應當說很重要、很好，但當前最重要的是解決老百姓吃的問題，理論固然重要，然而解決不了燃眉之急。為此，曾希聖決定從安徽調點兒地瓜乾和地瓜蔓等代食品支援山東。但實際上安徽的災情並不亞於山東，安徽已經是自顧不暇，根本無力支援山東。

　　12月25日，山東省省長譚啟龍在會議即將結束時，發表了重要講話，主要講了以下五個問題：

　　一是正確認識當前形勢。首先，對當前全省形勢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既要認清大局，也要認清困難。各地都有大不好、不大好、大好三種形勢；其次，要弄清造成大不好形勢的原因，山東的問題主要是由於舒同的錯誤領導造成的。他雖然已經檢討了，但並不等於說沒事了，大家還可以繼續揭發批判，但對各級領導來說，這畢竟是外因，各地有各地的具體情況，各級領導有各自的具體問題。舒同的檢討代替不了各地的具體情況和各級領導應負的責任；第三，扭轉形勢的關鍵是依靠黨的政策。要很好地傳達貫徹中央為扭轉形勢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深入發動群眾，政策一旦為群眾所掌握，就會產生強大的精神和物質力量，形勢就會迅速扭轉過來。

　　二是要保證實現毛主席提出的「五個月扭轉形勢」，切實抓好救災工作。要抓好「四保」，即保人、保畜、保生產、保社會治安。「四保」首先是保人，這是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目前形勢很緊張，還有30%的人口生活沒有著落，各地必須盡一切力量儘快安排落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做好冬季生產和明年的備耕工作。

　　三是要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緊急指示信》的各項政策。強調各級領導要有堅強的意志和決心，堅決貫徹兌現，徹底糾正違背三級所有制的一切錯誤做法。

　　四是深入開展整風整社運動，糾正「五風」，肅清影響。強調：整風整社必須圍繞當前救災工作進行；必須採取領導和群眾相結合「兩頭擠」的辦法，加強領導，充分發動群眾；整風整社要有步驟分批進行，從現在起到明年5月底分三批完成：第一批重點是三類社，用一個半月時間；第二批重點是二類社，用一個多月時間；剩下的是第三批，用一個多月的時間。

　　五是制定1961年生產計劃，爭取農業大豐收，扭轉形勢，改變面貌。明年全省糧食計劃播種面積為9000萬畝，產量為230億～250億斤；棉花900萬畝，產量為270萬～300萬擔；花生600萬畝，產量10.8億斤；烤煙100萬畝，產量110萬擔；麻65萬畝，產量65萬擔。明年全省糧食徵購任務56億斤。

災區系列調查

全省五級幹部大會開了整整一星期，12月25日結束。我們這些下放幹部心裡都很著急，想儘快到受災的群眾中去。因此，會議結束的第二天（12月26日）上午我們就離開了濟南，中午到達當時淄博地委所在地——張店，在地委招待所用過午餐，下午3點乘大卡車北行，從張店到當時惠民縣委所在地北鎮。晚上7點，擺渡過黃河，到了北鎮。

北鎮是黃河岸邊的一個小城鎮。我們在那裡住了兩天，惠民縣委第一書記孫銘春簡要向我們介紹了縣裡的情況。他說：惠民縣是重災區，問題嚴重，縣委準備春節前召開四級幹部大會，傳達中央《緊急指示信》和省委五級幹部大會精神，糾正「五風」，進行整風整社。現在還有一段時間，你們可以先下去熟悉情況，搞點調查研究，然後回來參加四級幹部會。

12月29日，我們離開北鎮到了惠城公社，30日到這個公社災情最嚴重的翟家大隊，當晚就住進了大隊部。第二天，我被分配到這個大隊的重災區馬西小隊。這裡離大隊部只有兩里路。翟家大隊黨支部書記郭玉山用自行車把我的行李帶到馬西小隊，一路上我們邊走邊談邊看。這裡的土地已經一片荒蕪，到處是白茫茫的鹽鹼灘，所有樹木已被砍光，有的樹根也被挖走。走進村裡，都是泥土房，有些多年失修已經倒塌，有的只剩下斷垣殘壁，村子里聲息全無，一片寂靜。

我被送到一家姓尚的農民家裡的南房住下，到下半夜剛剛迷糊了一會兒，就被凍醒了，怎麼也睡不著了。天剛剛放亮，我就起來了，想幫房東掃院子，可是找不到掃帚；想挑水，也找不到水桶，真是家徒四壁，一無所有。於是我就在村子里轉轉，轉了一圈沒看到一個人影，也沒看見炊煙，依然是毫無聲息，一片寂靜。

按照中央對下放幹部的要求，下放幹部要同當地群眾實行「三同」，「同吃」即是其中的一條。《緊急指示信》第九條強調：「公共食堂必須辦好」，「政治到食堂，幹部下伙房是辦好食堂的關鍵」。但是，我們到了惠民以後，了解到全縣農村的公共食堂，因為沒有糧食，入冬不久就全部垮了。我們下放幹部的吃飯問題成了一大難題。最後經公社研究決定：有條件能到社員家裡吃飯的，就盡量爭取到社員家裡吃飯；實在不行，就暫時分別集中到所在大隊部吃飯。當時，我想為了實現「三同」，盡量到農民家裡吃飯。我把我的意見告訴了馬西小隊的幹部。村幹部說這很難辦，並告訴我，我的房東是個出身成分好的老實莊稼漢，他家的生活條件在全村是比較好的，原來安排我住在他家就是想讓我吃住都在他家。村幹部把這個想法跟我的房東說了，但房東表示，住可以，在一起吃飯有困難，因為自己都沒得吃，給我吃什麼，即使把我的那份口糧（按當地脫產幹部標準每月17斤地瓜干）全交給他們也解決不了問題。房東明確表示，不希望占我的「便宜」，不忍心讓我和他們挨餓。後來，我又親自給房東說，要與他們同吃，有難同當，不怕挨餓。這家主婦聽了以後，感到很為難，沒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讓我到廚房看看。

我到廚房一看，灶堂上是一口缺塊茬兒的破鐵鍋，旁邊有個類似砂鍋的瓦罐。她說，現在不光是沒糧食吃，沒柴燒，甚至連口像樣的鍋都沒有。家裡原來的鐵鍋，「大鍊鋼鐵」時被砸了；不久前，公共食堂散夥后，讓各家自己做飯吃，只好用這口破鍋對付。大隊書記郭玉田說，現在幾乎是家家戶戶都缺鍋，供銷社只有公共食堂用的大鍋，家庭用的小鍋沒有貨。我明白房東主婦的意思，就再也沒有提及要和他們在一起吃飯的事。

翟家大隊曾有個幹部食堂，不久前也解散了，幹部們都帶著自己的口糧回家吃飯了，但那套炊具還在。為了解決我們這些下放幹部的吃飯問題，公社指示，這個幹部食堂重新開伙。這樣，我們附近幾個大隊的8名下放幹部，早晚兩餐都集中在這個食堂吃飯。

馬西小隊有48戶人家，不到200口人，我來之後都走訪了一遍，了解了一些災情，發現浮腫、乾瘦病和非正常死亡的情況非常嚴重，而且還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根據我的請求，翟家大隊從食堂調出100斤棉子餅（根據縣領導指示，公社補助給下放幹部的代食品），支援馬西小隊的一些特困戶，這是我在馬西小隊調查中做的一件實事。

1961年1月11日，根據縣委指示，我們全體下放幹部集中在北鎮，參加惠民縣四級幹部會議。會議的重點是：揭發批判以惠民縣委第一書記孫銘春為首的惠民縣委，背離黨中央指示，大刮「五風」所犯的嚴重錯誤。

這次會議開了整整半個月。在分組討論時，一位代表的發言概括了全縣人民群眾生活的實際情況。他說，這裡的人們過日子有兩種現象：一種是盼著過，他們盼著好年月，盼著黨中央和毛主席能夠知道這裡的災情，早日得救！另一種是挨著過，對目前生活沒有辦法，挨過一天是一天，有吃就吃，沒有就拉倒，挨到哪天算哪天。

在分組討論的基礎上，李宅公社黨委書記張××代表部分公社書記，在大會上發言。他在發言中舉例介紹了所在公社的受災情況以及人民群眾非正常死亡的情況。與會者聽了他的發言，大多流出了淚水，會場上一片抽泣聲。大家說，像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如果不是反「五風」，根本就沒有人敢反映。大家深信，現在黨中央和毛主席已經知道下面的一些真實情況，並採取了果斷措施，著手進行解決。這次會議總算是把蓋子揭開了，使人們看到了希望。

縣四級幹部會議結束后，我們下放幹部又向縣裡提出要求，再找一個災情嚴重的公社做典型調查。縣裡領導說可以，遂決定我們到災情嚴重的胡家集公社，一方面救災，一方面搞些調查。


春節前，我們來到了胡家集公社。我被分配到李家大隊皂戶楊生產隊。胡家集公社離縣城70里，是個災情很重的鹽鹼化地區。在我們到達胡家集第二天，我就一個人帶上行李去了距公社3里多路的皂戶楊生產隊。我走出胡家集極目遠望，依然是目無阻擋，一片片平坦的耕地成了白茫茫的鹽鹼灘。這裡地處黃河沿岸，屬於「大躍進」時期新修的水利工程——引黃灌區的一部分。本來是想引進黃河水灌溉，促進農業生產，但沒想到引進的水有進無排，蒸發之後出現鹽鹼化。走進村裡，到處蒿草叢生，許多房屋已經倒塌，一片寂靜，不見人影。我一進村就想找這個生產隊的黨支部書記楊慶吉，但走了一家又一家，不見一個人影。最後，好不容易碰到一個30多歲的婦女，經她指點，才算找到了楊慶吉。
楊慶吉如實向我反映了該生產隊的災情。按照縣四級幹部會議的精神，災區的首要任務是保人，於是我到皂戶楊生產隊后中心的任務是搶救危重病人。我逐戶走訪了這裡的每一家，並對這裡的50多名危重病人採取了措施，把他們送到大隊療養院治療。對那些自己還能夠生活的重病人，把補助糧和代食品送到他們家，口糧每天不足6兩的一律補足6兩，達到6兩但生活仍有困難的，酌情再補助一些棉子餅、地瓜蔓等代食品。春節前每人還補助了2斤麵粉，讓家家春節都吃上了水餃。群眾非常高興。

在大於公社包隊蹲點的生活

1961年3月下旬，我們離開胡家集公社，來到大於公社。大於公社是惠民城區一個比較小的公社，有5個大隊即5個自然村：朱老虎、大孫家、李中條、呂家台、大於，共5000多人口。公社的名字雖然叫大於公社，但其所在地卻是朱老虎村，因為它處於公社的中心。我們新華社下放幹部有4個人被分配到這個公社分點包隊。領頭的是國際部幹部於中干，他已被任命為惠民城區委副書記，他有時和我住在朱老虎村、大於村；對外部的黃龍和國內部的周淑琴住在大孫家村。

大於公社的災情出乎我們的意料，十分嚴重。雖然靠近縣城，但在平均主義思想指導下，和其他公社基本上沒有多大差別。如果說相對好一點，就是靠近縣城的兩個村，可以到機關食堂和飯館撈泔水、拾菜幫子來充饑，其餘三個村災情十分嚴重，其中以朱老虎、大孫家最嚴重。

我們在大於公社包隊蹲點首先遇到的是住的問題。黃龍和周淑琴是大孫家村的包隊幹部。周淑琴是女同志，她被安排到一戶條件比較好的社員家裡，同一位老太太住在一起。黃龍的住宿遇到了很大困難，住在群眾家裡一間沒人住的空屋子裡。當時天氣還很冷，把全部鋪蓋都用上，也時常被凍醒。黃龍是歸國華僑，當時48歲，在我們這些下放幹部中年齡最大，而且對北方農村的情況也不熟悉。我們對他的住宿問題都很擔心，但幾天後我去看他時，他笑眯眯地對我說：「不用著急，冷的問題我已經找到辦法解決了」，說著他拉著我的手，指著外屋停放的一口棺材說：「我找到好地方住了，睡在這裡面，把蓋子留道縫，就一點都不冷了。我不相信睡到裡面就出不來了。」我探頭往棺材里看了看：下面是一層厚厚的麥秸，上面是他的全部鋪蓋，裝了多半棺材。我相信睡在這裡的確不會太冷，但把活人逼到死人住的地方，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我在大於村包隊，住的條件稍微好些。我到大於村時，正趕上村裡的糧庫第二次被盜，倉庫保管員說什麼也不幹了。大隊長劉振西就把我安排在倉庫保管員住的地方，他說：這個地方太重要了，這裡的種子可是全隊的寶貝啊。你是從北京來的，全隊社員都信任你。這裡有個土坯爐子，天冷可以找點柴禾生生火，燒點水。他說完后，我說，住在這裡可以，但我沒有看倉庫的任務，不能保證糧倉不被偷盜。劉振西趕忙說：那是，那是！就這樣，我在大於村住了下來。

我們在大於公社包隊蹲點，不僅住的方面遇到了困難，更困難的是吃的問題。我們下放幹部是帶著戶口下放的，口糧按當地幹部的標準定量供給。惠民是個重災區，我們每人每月供應17斤地瓜干。我們雖然帶了一些全國通用糧票，但按照不搞特殊化的規定，都沒有用。所以我們比當地幹部還苦，他們都是本地人，親戚朋友多，有迴旋餘地。就這樣，不到一個月的光景，我們就開始浮腫了，腿上、臉上一摁一個坑，好長時間起不來。

就是在這種艱苦環境中，我們這些下放幹部彼此同甘共苦，互相關懷，非常團結。最使我難忘的是我們惠民縣的領隊兼惠民縣委第二書記任豐平。他是行政12級幹部，當時按規定，13級以上的幹部，每月補助一斤白糖、一斤黃豆、二斤雞蛋，糧食定量中50%是細糧。他的腸胃不好，經常拉肚子，但很少吃細糧和雞蛋，等我們到縣裡開會時，他給每人發一個雞蛋，並用他的饅頭票給每人兌換一個地瓜窩頭票。有一次，任豐平的警衛員偷偷對我說：「任書記也浮腫了。他仍舊把細糧和雞蛋節省下來，說你們下邊比他苦，留著你們來時給你們吃。我勸他先吃些，你們來時我去找伙食管理員給你們調劑點兒。他說啥也不同意，還說不能帶頭搞特殊化。」我聽后，立即到他的辦公室問他：「豐平同志，聽說你也浮腫了？」他說：「沒事兒，沒事兒！」那天，我心情十分難過，連晚飯也沒有在他那兒吃，流著淚偷偷地回去了。

扭轉形勢的關鍵措施

陽春三月，冰雪融化，春回大地，萬物蘇醒，也給災區人民帶來了生機。俗話說，一年之計在於春。我們下放幹部和當地幹部一起，為搞好1961年的春耕生產，實現毛主席提出的「五個月工作的轉變，一定爭取1961年的農業大豐收」要求，依照中央《緊急指示信》的有關規定，在惠民縣重點開展了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恢復自留地和集市貿易。農業合作化初期，惠民縣的農民都有自留地。自留地名義上是種菜的，實際上在糧食緊張的時候，大都種了糧食。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後，自留地被當做「資本主義尾巴」割掉。1961年春耕前，全縣全部恢復了自留地，沒有或不足的，重新予以划給或補足，並宣布誰種誰收，不計徵購。根據縣委的意見，下放幹部根據本人的意願，也可以按照當地農民的標準，划給一份自留地，由本人耕種，作為生活補貼。同時，也恢復了集市貿易，一直偷偷摸摸的私下貿易可以光明正大地進行了。


二是調整生產隊規模，實行生產隊核算，實行「三包一獎四固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緊急指示信》中反覆強調的。按照這個精神，全縣首先調整了生產隊規模，普遍划小生產隊，戶數比原來減少一半，一般一個生產隊是20至30戶，而且每戶的人口比過去減少，一般是每戶平均3人左右。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看得見，摸得著，合得來，能夠互相幫助，齊心合力。在調整生產隊規模的基礎上，全縣貫徹落實了「三包一獎四固定」，普遍實行以產量定工分、按工分分產品的辦法，比較好地落實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從而調動了社員群眾的積極性。

三是實行「以糧代賑」。所謂「以糧代賑」，就是在春耕生產中，對出工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社員，每天予以一定數量的糧食補貼，一般是每出一天工給半斤補助糧。這種做法對調動社員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積極性，起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四是反對特殊化，強調社隊幹部（包括下放幹部），特別是大隊和生產隊幹部，要帶頭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時要利用業餘時間種好自留地。

我們在貫徹落實這些政策中，感到效果最明顯的是恢復自留地。按照規定，社員（包括下放幹部）每人三分自留地，自留地種的東西都歸自己所有。正因為這樣，社員群眾都精心種植自留地，既種菜又種糧，採取間作、套作等各種方法，地上地下結合，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使它發揮最大效益。我在下放期間，種了兩年自留地，對此深有體會。正如一些農民所說的：「自留地這個尾巴不能割，割了會死人的。」

在種好自留地的同時，由於措施得力，在沒有牲畜、農具奇缺的情況下，社員群眾完全憑著自己的雙手，把絕大部分荒蕪的集體土地按時種上，從而使春耕生產進展順利，夏季取得了好收成，形勢開始扭轉，「五個月工作的轉變」的要求初步實現。緊接著又乘勝前進，取得了秋季的好收成。豐收了，社員群眾的生活得到改善，浮腫、乾瘦病大大減少，非正常死亡停止，農村出現了生機，農民臉上也露出了笑容。

由於政策穩定，1962年夏季又取得了好收成。整個惠民縣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大於公社形勢更好。我非常高興，當年的筆記本上是這樣記的：「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大於公社今年夏天有了餘糧了。大於大隊是一個先進大隊，全隊夏糧總產達到4萬斤，平均畝產達到180多斤，每人可分到口糧150斤左右，再加上自留地、開荒地，每人可收200斤左右。」

關於包產到戶的調查

1961年，農村發生的意想不到的深刻變化，引起了人們的思考，原因在哪裡？當時大家普遍認為，這是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反對「五風」的可喜成果。但是，我們在下面深深感到：群眾對《緊急指示信》中的各條內容的反應差異很大。其中，有些是群眾迫切要求、非常歡迎的，如：「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生產隊對生產小隊實行「三包」（包工、包產、包成本）；「允許社會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恢復農村集市貿易」。有些則是群眾不同意，甚至堅決反對的，如：「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辦好公共食堂」。還有一些規定對重災區來說，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如：「少扣多分，儘力做到90%的社員增加收入」；「從各方面節約勞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認真實行勞逸結合」等等。

1961年初，毛澤東派出3個調查組分別到浙江、湖南、廣東調查《緊急指示信》的貫徹落實情況，發現了不少問題。接著，中央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討論並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農業六十條》著重解決各生產小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明確農村基本核算單位是生產小隊，同時在實際上取消了公共食堂，這對進一步解決農村問題，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給毛澤東寫信，以爭取對安徽農村出現的「責任田」的支持。7月中旬，毛澤東認為「可以試一試」。這樣，「責任田」在安徽大面積推廣。到1961年秋末，安徽實行

「責任田」的生產隊達到了85.4%。「責任田」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戶。在安徽出現「責任田」的同時，山東的一些重災地區的群眾也自發地搞起了包產到戶。我們在1961年春組織群眾進行春耕生產的時候就已經發現了這種苗頭。有些大隊在划小生產隊規模，實行包工包產、不征不購的同時，實際上搞了包產到戶。這些重災隊原來平均每人佔有的耕地就比較多（人均三畝多），再加上近兩三年人口有所減少，許多耕地沒人耕種，已荒了好幾年了。與其荒，不如包下去，誰種誰收。對此，我們的態度是積極的，但因為包產到戶被作為資本主義明令禁止，所以大家心照不宣，都叫「三包一獎」。1962年春，在安徽「責任田」的影響下，惠民縣少數社隊，從偷偷搞逐漸發展到半公開、公開搞包產到戶。大部分社隊在觀察領導態度，想搞不敢搞，而縣社兩級領導幹部，態度曖昧，採取了不接觸、迴避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1962年7月初，我回京休假，新華社國內農村部負責人於長欽和內參部主任夏公然詢問我所在縣和公社包產到戶的情況。我說，因為沒有見諸於中央文件和領導指示，我們公社沒有公開搞，惠民縣有的社隊搞了。不久前，我被派到附近的小郭村公社李家店大隊做過調查，寫了一篇《李家店包產到戶調查》。縣委第二書記任豐平把它作為縣委《參閱文件》向全縣轉發了。夏公然聽后要我馬上整理出來給他，準備在《國內內參》上發表。


我很快把材料整理出來交給夏公然和於長欽，他們看了很高興，準備在「只要國富民強，何懼包產到戶」的欄題下，頭條位置編髮。稿件編好上了版，但是編輯部有關領導覺得這個問題事關重大，拿不準，決定送中央審查。但風雲突變，毛澤東在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把包產到戶批之為「單幹風」。從此，包產到戶成為農村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焦點，再度遭到批判。我這篇調查報告從「很好」也變成了「很糟」。我雖然當時被夏公然保護過關，但這件事成了我的一大歷史「污點」，幾乎每次運動都為此檢討。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1981年我這篇調查報告，被中央有關部門編入《包產到戶資料選》，成了農村改革的重要參考資料。

1962年9月，我奉調返回北京新華社總部，從而離開了我的第二故鄉——山東惠民，結束了近兩年的下放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