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流行希特勒問候禮：納粹的帝國語言（二）

　　在魏瑪共和國時期，魏瑪憲法是一部保障資本主義制度的憲法。其中規定了某些公民權利，包括新聞自由的權利。憲法規定：「人民在法律範圍內，有以語言、文字、印刷和圖畫自由表示意見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妨害，並不得實行檢查。」這就為資產階級報業發展提供了相對寬鬆的環境。當時的德國報業空前繁榮，1914年全國報紙有二千二百家，1932年便上升到四千七百零三家，總銷數二千五百萬份，為德國報業史上的高峰。德國成為了歐洲出版自由最早的國家。

　　正因為有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這些最重要的公民權利，才奠定了歐洲繁榮強盛的基礎，客觀上也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產生的重要條件。正因為德國曾經是歐洲出版自由最早的國家，因此像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等批判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號召人民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著作，才有可能在資本主義國家制度下出版、發行、傳播，假若沒有出版自由，又怎麼可能誕生偉大的馬克思主義？

　　回顧第三帝國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納粹專制政權就是通過各種不同的手段對社會各個領域，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到其他所有社會生活領域，甚至包括個人生活的諸方面實行嚴厲的控制。在奪取權力之前，納粹分子的鬥爭策略是竭盡全力地製造喧囂，以便喚起公眾的注意，吸引選票。一旦掌握權力，他們就建立起對宣傳的壟斷，對輿論的控制，消滅所有潛在的對手。對戈培爾來說，只要納粹黨掌了權，就應該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在監視和指導新聞輿論上。就文化方面而言，納粹政權十分重視意識形態的灌輸和宣傳，但對文化事業本身卻異常輕視。希特勒上台後，立即任命戈培爾為納粹黨宣傳頭目，並設立了由其掌管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然而卻沒有設立負責文化事業的部門。納粹統治時期的德國戲劇協會主席漢約斯特曾借其作品中的主角表達了納粹當局對待文化的心聲：「當我一聽見『文化』這個詞，我就想立刻掏出手槍。」

　　正是出於對輿論宣傳的重視，納粹當權者還未坐穩他們的寶座，就開始推進意識形態「一體化」的進程。首先，納粹分子藉助於暴力，通過經濟、行政等手段剝奪對手的發言權，甚至實施暗殺，以達到清除對手的目的。報刊是納粹宣傳工作中最為看重的輿論工具，納粹政府上台不久，便加強了對報刊的控制。1933年10月4日，納粹當局頒布了《報刊法》，規定只有純日耳曼血統的德國人和法西斯分子才可以取得編輯和記者的任職資格，而且配偶也不得是猶太人。對那些不是納粹黨的或不願意願成為納粹黨的報刊、編輯、記者，納粹當局把他們看成眼中釘，肉中刺，加以大肆誅鋤。戈培爾首先對德國最主要的報紙《伏斯日報》下手。《伏斯日報》是德國自由派的報紙，創辦於1704年，腓特烈大帝、詩人萊辛都曾是它的撰稿人。在當時，《伏斯日報》的聲望與影響堪與英國的《泰晤士報》和美國的《紐約時報》相媲美。納粹當局借口報社投資方——烏爾施坦因出版公司的老闆是猶太人，於是將這家連續發行了二百三十年的報紙，在1934年4月1日停刊。另一家馳名世界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也在1936年底被迫歇業。德國的第三家自由主義大報《法蘭克福日報》儘管在納粹當局的威逼下委曲求全，被迫清除了猶太老闆、編輯和記者，得以繼續出版，但也只是苟延殘喘地勉強維持到1943年。

　　照納粹當局的《報刊法》規定，各類報紙的編輯們必須遵守 「要使報紙上不得有任何誤導群眾、假公濟私、可能削弱德國的外在或內在力量、德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國的國防及其文化和經濟……或者有損德國的榮譽和尊嚴的東西」的要求。因此應該寫什麼樣的新聞與評論，不應該發表什麼樣的報道，各家報刊都必須接受納粹當局的耳提面命，由此全德國的報刊不可避免地會顯出輿論一律、萬馬齊喑的現象。儘管德意志傳統文化中有迷信權威、盲目服從的特點，德意志民族又是一個受到嚴密管制和生性習慣於服從權威的民族，但對這樣單調劃一、枯燥乏味的報刊宣傳，久而久之也感到了厭倦，報紙銷售量一落千丈。由於失去了讀者，很多報刊無法繼續生存下去。在第三帝國的頭四年中，報紙的種類便下降到兩千六百七十一家，減少了將近一半。

　　其次，希特勒與戈培爾通過納粹美學、納粹語言學、納粹教育學將納粹黨文化的語言進行創造性的組合，從而形成話語情境，再由這樣的話語情境，引導、改變和暗示人們的思維，從而讓民眾潛移默化地接受法西斯主義。納粹黨文化的最大創造，就是按照種族主義的原則，把文化分為「德意志文化」和「非德意志文化」，他們極力推崇和提倡所謂「德意志文化」，極力排斥和詆毀所謂「非德意志文化」。希特勒納粹政權所提倡的「德意志文化」，其實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也沒有一個完整的體系。根據希特勒、戈培爾以及納粹理論家羅森伯格的言論和解釋，所謂「德意志文化」主要是指德意志人創造的文化成果，歌頌雅利安或日耳曼血統優越的理論和作品。因此，在納粹語言中提到人的時候，用的總是抽去個人面孔的集體稱呼，如「人民」、「敵人」、「德國人」、「猶太人」、「猶太雜種」、「人民群眾」、「日耳曼民族」。僅就希特勒和戈培爾經常掛在嘴邊的「人民」而言，仔細琢磨，不難看出這個辭彙的用意，它並非僅在於其數量的不可勝數，而且更在於其道義和價值色彩。因為在統治者口中，「人民」具有巨大的道義力量和價值觀念，誰擁有了人民，誰就佔據道德的制高點，就可以「挾人民以令天下」。因此這個「人民」到底是誰？似乎人人都心裡明白，但又誰也說不清楚。每一個「自我」都可以認為自己是「人民」，但每一個人又都隨時可以被人稱為「人民的敵人」。正因為「人民」具有道德的制高點和道義的正當性，因而在納粹政權下，每一個人都不得不認同它；又由於「人民」辭彙的整體性和群體性，每一個人都認為或希望自己應該身屬其中。因此「人民」一詞便在納粹的語言中有了新的含義，即「人民」不僅不包括「自我」，而且要消滅 「自我」，在納粹黨文化中，人體的存在——人本身就隨著第三帝國語言的灌輸和強化，失去了生存的正當性。借用戈培爾自己的話說：「在第三帝國，沒有哪一個德國人感到自己是屬於自己的公民。」正是在納粹政府的哄騙、迷惑和威脅下，無論男女老少，幾乎所有的德國人的生活都受到了納粹黨文化的改造，產生出一種 「完美的團體意識」，而這恰恰是極權主義國家所追求的理想狀態。

　　同時，納粹語言總是將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對於猶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中，總是鄙夷地稱之為「猶太害蟲」、「劣等民族」、「德意志的敵人」。正是這樣的文化傳播，在許多德國的青少年的心目中，只有血統高貴的雅利安種族才是最勇敢、最發達的人種，才是人類文化的創造者、「人類的普羅米修斯」，其他民族都是邪惡的、墮落的，都是寄生蟲，是不應該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即使這些民族苟且偷生，那也只能按照雅利安人的意志行事。

　　另外，納粹語言總是用一種根深蒂固的狂熱，總是使用最高的極端語式，採取「口號＋形容詞」的特別語法，來吹捧領袖，宣揚納粹的成就，鼓吹狂熱的愛國主義，叫囂侵略戰爭。希特勒納粹主義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就是建築在極權主義與獨裁統治基礎之上的領袖原則。一方面，希特勒將德意志和雅利安種族抬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將金髮碧眼的雅利安種族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即是那種最優秀的有各種美德的上層入物；第二等級是既無英雄主義又無卑鄙行為的廣大中間階層；第三等級則是自私自利、驕奢淫逸的最下流分子。希特勒認為世界歷史就是由少數天才創造的，即第一等級的雅利安人創造的。而這個「個人」就是超人，是高於一切人群之上的領袖，是民族和國家的中流砥柱。群眾對領袖人物必須頂禮膜拜奉若神明，對領袖不僅要忠誠，並且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懷疑。作為領袖不僅要統帥一切，號令一切，指揮一切，而且領袖的任何言論都是時代的最強音，是指導國家和民族命運前途的最高指示，是全社會生活的圭臬。為了貫徹領袖至上的原則，納粹黨開展了對希特勒狂熱的歌功頌德的運動，幾乎所有的納粹高官都紛紛向希特勒表忠心，戈培爾在1933年在希特勒四十四歲生日時發表的講話，更是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是一個創造了歷史性成就並將繼續接受挑戰的偉人。他（也）是德國歷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幸運地被全德國人民所感激和熱愛，而且更重要的是，為他們所理解」。「他的人格魅力像魔術一樣抓住了每一個曾和他有所接觸之人的心……那就讓我對他說，對全德國說：我的元首！百萬最優秀的德國人向您送去他們最誠摯的祝福，向您奉上他們的心，以及我們，您最親密的戰友和兄弟，在您的榮耀和愛周圍團結起來」。

　　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往往是那些崇高而偉大的字眼：「愛國主義」、「德意志民族振興」、「國家高於一切」、「德國人民事業的偉大勝利」，等等。這些帶有神聖光環的語彙被納粹「黨文化」重新詮釋，深深地打上了法西斯主義的烙印。這些第三帝國的語言，通過各種各樣的包裝宣傳，被潛移默化地印刻在他們的頭腦中，成為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日常用語。納粹語言對德國人的麻痹和毒害遠不止存在於一些官方文章、口號、演說和海報的詞語之中，而且還滲透並潛伏在所有接觸過這種語言的人們的頭腦中，甚至包括那些反對納粹意識形態的人們的頭腦中。語言的納粹化，實質上就是思維的法西斯化。因為，當個人的話語系統被納粹黨文化的話語系統所替代，就意味著自己已經喪失了獨立的判斷力和自由的想象力，在精神上淪為了法西斯主義的俘虜。

　　「必須清除我們曾經信仰過的東西」

　　著名俄羅斯詩人納松德曾感嘆道：「世界上沒有比語言的痛苦更強烈的痛苦了。」這種痛苦不僅在於沒有恰當的語言符號將思維外化，而且更是那種將人類最活躍的思維，用僵化的、官方化的、帶有強制暴力性的語言固定化和程式化。當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都用一種腔調、一種模式甚至同一種語氣和口吻來表達各自不同的思想時，絕對會讓人感到一種不寒而慄的恐懼，就好像人們不是生活在絢麗多彩的人間社會，而是置身於受人操縱的冷冰冰的玩偶世界。

　　人的思想總要靠語言來表達，對語言的探究，就其本質而言就是對人本身的探索。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指出：「群眾對極權主義的支持既非出於無知，亦非洗腦的魔力。」在任何社會狀態下，民眾都是沉默的大多數，利益的多樣化和對現實生活的考慮是他們的特點。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來說，他們更加關注的並非是遙不可及的「人類大同世界」，而是在現實生活中能否有一種最低限度的維護基本人權和穩定生活的生存環境與社會制度，以保障「免於恐懼的自由」和「不虞匱乏的自由」。因此，「在歷史上許多黑暗的時代，在其中公共領域被遮蔽，而世界變得如此不確定以至於人們不再過問政治，而只關心對他們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來說值得考慮的問題。」對於第三帝國而言，要想把民眾引入納粹「黨文化」的軌道，控制和統治民眾的思想，在輿論宣傳方面必須要有打動他們的地方。阿倫特分析說，納粹的宣傳不同於教會的宣傳，希特勒的彌天大謊往往有某種可信的力量，就在於它具有謊言加恐怖的特點。這種邪惡性的宣傳是由極權主義性質所決定的，因為在立憲政府和自由言論的條件下，公眾有其他的信息來源，有可供選擇和判斷的多種資訊。

　　人的本質在於自由，在於對未來生活的創新，在於投身公共領域去感受無限可能性以及不可預測性。而極權主義敵視個人和生活的個性，它用單一性、一致性與封閉性消滅了生活的多樣性、開放性和豐富性，它用所謂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消滅了人的行動的不可預測性和不可控制性，一句話，消滅了自由。

　　希特勒上台之後，就將其宣傳逐漸變成「權力宣傳（power propaganda）」並用灌輸（indoctrination）來代替宣傳。「不僅必須由國家決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發展路線，而且還必須由國家領導和組織各種專業」。任何公民若不服從納粹的宣傳準則，輕則丟飯碗，重則進監獄。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揭示了這種宣傳的實質：「它不僅是「 『心理戰』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還要「統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按照馬斯洛（A.H.Maslow 1908~1970）的理論，在生存和理性之間，生存是第一的。第三帝國將謊言與控制結合得完美無缺，效果十分奏效！這就使納粹「黨文化」的宣傳既恐怖，又厚顏無恥，而且理直氣壯。

　　二戰之後，歐洲的一些哲學家轉而開始對德國納粹語言學的研究，其目的就是要通過分析政治語言的語法和詞條，探究那些曾經蠱惑過成千上萬民眾的空洞語言，是如何造成思想的貧乏和歇斯底里的狂熱的。

　　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對於曾經流行過的第三帝國語言，確有必要進行深入解剖，因為只要還存在奴役人的自由，還存在極權專制制度，就必然還會發生用洗腦的語言來控制人的思想的危險，還存在用謊言和恐怖將人們引入自我欺騙和自我愚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