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鍾成：稀土保衛戰失利與中國的《入世議定書》（一）

馬鍾成：稀土保衛戰失利、中等收入陷阱與中國的《入世議定書》（修訂版）
——簡析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不平等條約 （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北京華夏文化交流促進會研究部主任
　　【註：本文為作者提供給北斗深度智庫(bdsdzk)的稿件，特此感謝。】

　　一、新自由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惡果：美日歐常年掠奪中國稀土資源

　　2015年4月23日，中國財政部宣布，今年5月1日開始將取消稀土及其他金屬的出口關稅。2015年5月5日參考消息網報道：美國貿易代表佛羅曼5月4日就中國取消稀土出口關稅和配額發表聲明說，這表明奧巴馬政府致力於保護美國工人的利益和美國的權利，並再次表明採取有力貿易執法能夠並且已經產生實在的成效。據商務部網站2014年12月31日信息顯示，自2015年1月1日開始，中國稀土出口配額被取消。
　　稀土問題是中國社會的一根敏感神經。通過廉價出口，美日歐發達國家長期大肆掠奪中國稀土資源。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光憲曾表示，1995年到2005年10年間，因為低價出口稀土，造成中國外匯損失高達數百億美元。
　　中國的稀土資源之所以會廉價出口，其原因跟中國鋼鐵行業高價進口鐵礦石一樣：中國的稀土行業和鋼鐵行業都是一盤散沙式的、分散的、相互間惡性競爭的自由市場模式，而國外稀土的購買方和鐵礦石的供給方，則是高度壟斷的計劃型大企業模式。中國的稀土行業和鋼鐵行業淪為這種狀態，都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誤導和干擾中國經濟改革導致的惡果。
　　計劃，本來是現代化工業生產的內在要求。列寧指出，「大機器工業和以前各個階段不同，它堅決要求有計劃地調整生產和對生產實行社會監督。」[1]恩格斯認為，「大工業造成一種絕對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組織，在這個新的社會組織里，工業生產將不是由相互競爭的廠主來領導，而是由整個社會按照確定的計劃和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來領導。」[2]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類似，在壟斷資本主義社會裡，大工業的生產也是按照「確定的計劃」來進行的。只不過它是由壟斷資本家及其管理團隊(而不是整個社會和人民)所主導的，其本質也是維護壟斷資本家(而非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而已。
　　從歷史上看，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來並非要否定和排斥「計劃」。1994年12月9日至14日江澤民同志在天津考察工作時指出：「我們搞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如果離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並非多餘，並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的市場經濟的性質。」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大前解釋選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而省去「有計劃」三個字時也曾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裡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了是不是取消計劃性的問題。」[3]
　　然而，中國的實際經濟改革權力，卻相當程度上被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勢力所控制。一大批留學英美及由美國福特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等等基金會(背後是美國中情局)培育和資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及官員掌握了中國經濟改革的話語權和實際權力。激烈的經濟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必然打破社會主義中國原有的、傳統的、適合國情的制度規則和治理模式，例如鞍鋼憲法、群眾路線等企業和國家治理基本原則，再例如自下而上的群眾監督機制(如原來的國企職工代表大會對企業幹部的監督機制)，自上而下的中央監督機制(如毛澤東的治國就是治吏、從嚴治黨等措施)，都曾遭受擱置乃至破壞。這樣就使政治權力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獲得最大程度的尋租空間，從而滋生難以解決的腐敗現象。當上世紀90年代腐敗泛濫苗頭初現時，社會主義者和人民群眾強烈呼籲徹底肅清腐敗，然而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勢力先是主張縱容腐敗，他們擔憂反腐敗會影響市場化私有化改革，他們認為「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客觀來說，如果國企和政府權力不腐敗，如果國企內部管理和政府對經濟的監管都運轉良好，那麼他們搞的市場化、私有化及擴張資本權力的政策就沒有任何正義性，因此縱容乃至鼓勵國企、政府及執政黨的腐敗，最後再主張取消國企搞私有化、廢除政府代表人民節制資本管理經濟的職能，進而取消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就成了他們的根本戰略。
　　新世紀以來，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勢力圖窮匕見，又將腐敗的原因歸結於一黨執政體制，認為只有引進西方多黨競爭、三權分立的法治模式才能防止腐敗，拒絕社會主義的群眾路線、群眾監督的民主反腐模式，這客觀上是為權力腐敗、權力市場化、權力資本化、資本俘獲權力鳴鑼開道。總之，腐敗的泛濫則又進一步成為了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催化劑，新自由主義者以政府和權力存在腐敗乃至存在腐敗可能性為由，要求小政府、大市場(即小社會，弱勞工，大資本)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在現代社會，政府、執政黨對經濟的計劃和干預分兩種，第一種是代表人民利益干預經濟，西方國家如對富人徵收高額稅收建設福利社會即是此類;第二種則是為資本家牟利來干預經濟並獲得傭金(或者如美國模式，很多高官如布希、切尼等乾脆自身就是資本家，並且曾用政治權力為自己的企業牟取暴力)，這即是腐敗。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的救市措施(拿美國人民的血汗錢拯救華爾街寡頭)就是第二類政府干預。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實際上從來不具體反對后一種干預，當后一種干預出現時他們總是鼎力支持(如美國的救市，中國的國企改革中的侵吞國有資產)，而當第一種干預出現時他們又以可能出現第二種干預為名來反對第一種干預。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和政府代表人民利益、為人民服務來管理經濟事務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這實際上是剝奪了人民大眾管理經濟事務的權利和權力，本質上也是在否定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這樣一種「以存在權力腐敗為由來要求取消權力」的思維模式，最終目的就是要求執政黨下台。新自由主義模式不僅徹底否定了國家政治權力代表人民利益對市場經濟和資本進行干預和監管的合法權力，反而卻進一步刺激資本反噬和控制政治權力，這必然將使原有的腐敗現象進一步制度化。
　　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勢力的主導下，從石油到電力，從航天到電信，從鋼鐵到鐵路，從大飛機到汽車再到計算機，中國各大產業都曾遭受極端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模式的破壞性的去組織化、去工業化、去高新技術的改革，原有的高效的現代化的計劃性的超規模大企業或者大企業聯盟體，被生硬的拆分以促成相互間的惡性市場競爭，然後則是逐步的私有化及外資入股控制，中國的整個產業布局在西方私人壟斷資本寡頭面前變成了一盤散沙。以信息產業為例，中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已經自主研發了一大批核心技術，但進入80年代後期尤其是90年代后，中國受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誤導，按照所謂比較優勢原則，完全中止了對信息技術產業等高新技術行業的投資和扶植，以南開越洋為代表的一大批信息技術專家被迫遠赴海外，大批計算機和微電子科研隊伍流失國外，1949年以來長達四十年的政府主導的現代化技術趕超、技術進步進程被人為遏制。
　　即便是央企之間，在面臨外國資本時，也依然相互間惡性競爭，使外資漁翁得利。例如，依靠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產，中國鐵路技術裝備總公司(1982年10月改稱中國鐵路機車車輛工業總公司)至90年代已經初步積累了能夠與西方資本較量的技術和能力。2000年原鐵道部將「中車」拆分為「南車」和「北車」。後來南車和北車在海外投標時，屢次發生「窩裡斗」，為了拿到項目「不擇手段」，競相大幅壓低投標價格，每次都使中國損失以億計。2011年1月土耳其機車項目招標，南車報價200多萬美元，北車報價120萬美元，後來南車又繼續把價格壓到更不可思議的位置，但訂單最後給了一家韓國公司。2012年南車復仇，殺入原屬北車的阿根廷市場，在2012年阿根廷電動車招標過程中，中國南車、北車兩家公司相互壓價，最後南車竟然以低於國際正常單價近一半的價格中標，被業內稱之為「兩敗俱傷」。[4]各行各業都是如此，例如，國內鋼鐵行業相互競價高價進口澳大利亞鐵礦石、高價收購澳大利亞礦山，給中國造成的損失高達上萬億。
　　上述這種類型的市場模式，在之前的英美日德等所謂市場經濟國家企業進行跨國貿易和投資過程中都不曾出現過。中國當前這種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發展模式，和當年清末國內一盤散沙、各省獨立自保以應對八國聯軍的聯合入侵併沒有本質區別。考慮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同時期進行的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可以說中國當前經濟領域的無計劃、無政府式的自由市場競爭狀態，已經打破了世界記錄。中國可以說是全世界最迷信市場經濟，是受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毒害最深的國家，其程度不僅遠超德日，也超過英美。2015年的中國，終於推進了南車和北車的合併，儘管國家和人民早已付出了慘痛教訓，但是央企合併進程仍然遭受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勢力的干擾和抵制。
　　具體到稀土行業而言，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只有少數幾家稀土礦和稀土冶鍊分離企業，市場集中度很高，稀土冶鍊技術已經初步具備國際競爭能力。然而，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干擾中國經濟改革，政府和執政黨代表人民和國家利益對經濟進行計劃、管理、干預和指導的權力被變態化地剝奪，稀土探礦權和採礦權被無原則下放，進行稀土開發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大量湧現，資源被大規模浪費、環境被嚴重污染，稀土企業的數量高速上漲，稀土探礦權和採礦權一度超過400個，稀土企業則擴展到200多家。中國的外貿部門為鼓勵稀土廉價出口，還進行稀土出口退稅。中國的完全市場化的一盤散沙的稀土企業們，相互之間惡性競爭，向國外壟斷資本寡頭出口稀土，出口價格只能日益下降：在美元日益貶值的背景下，中國稀土產品出口噸均出口額1987年～1990年為1.21萬美元，1991年～2000年下降為0.98萬美元，2001年～2005年進一步下降為0.77萬美元，稀土幾乎賣成了白菜價，美日歐國際壟斷資本寡頭對中國寶貴的稀土資源進行史無前例的經濟大掠奪。從廉價出口稀土高價進口鐵礦石，從廉價出口褲子和玩具到高價進口大飛機和晶元，從賤賣國有工業和銀行股份給外資到用寶貴的外匯購買美國兩房垃圾債，中國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美日歐新殖民主義模式下的經濟殖民地。
　　面對中國稀土企業的廉價出口，美國等國家則開始封存自己的稀土礦山，大規模進口中國的稀土進行囤積，等待中國稀土開發賤賣完后再高價賣給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芒登帕斯稀土礦每年可產2萬噸稀土，幾乎相當於當時世界年總產量的1/3，美國是當時全球最大的稀土供應國，90年代后，由於中國大量出口廉價的稀土資源，美國逐漸封存礦山資源，開始進口並囤積中國廉價稀土，美國90%以上稀土從中國進口。日本也採用了同樣的囤積政策，目前儲存的稀土甚至已夠用四五十年。
　　面對中國稀土被歐美日廉價掠奪的局面，中國基本上只能有兩種辦法：第一，根本的治本辦法，是利用政府和執政黨的權力，代表人民利益，推進稀土企業間的合併，禁止私企和外資染指稀土行業，將中國稀土企業整合成一家或者幾家相互配合的航空母艦，杜絕惡性競爭，直接提高出口價格。第二，暫時的治標手段，是對稀土出口進行配額管理，以及對稀土出口徵收出口關稅，藉以變相提高中國稀土出口價格。
　　由於中國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干擾和破壞，中央計劃權力早已被閹割，稀土行業的整合必然遲遲無法根本性推進。2005年以來推行的出口管制政策，如壓縮出口配額名單、取消出口退稅、徵收出口關稅等國，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國內一盤散沙的稀土行業仍然無法掌控國際稀土市場的定價權。為掠奪中國稀土資源，美歐日壟斷資本走了三步棋，第一步是通過WTO體系對中國出口管制施壓的同時，第二步是利用中國對市場經濟的迷信，紛紛將稀土永磁材料、熒光粉等生產線不斷向中國轉移，建立外資控制的稀土產業。第三步則通過貿易市場繼續壓低稀土價格，通過資本市場打擊中國稀土企業，壓低稀土企業股價后再進行股份收購，對一盤散沙的中國稀土企業進行壓力滲透，妄圖徹底控制中國稀土行業。至2010年，在包頭稀土高新區內運營的稀土相關的外資企業已有約50家。至2012年，已經有美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國家已在中國投資稀土產業，獨資、合資企業達到38家。

　　二、奇恥大辱：稀土保衛戰失利的直接罪魁是中國《入世議定書》

　　當前中國取消稀土出口關稅和配額，這很大程度上意味著資源主權的淪陷，這主要是歐美日發達國家藉助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對中國施壓的結果。歐美藉助WTO規則及中國《入世議定書》，強迫中國廢除了稀土出口管制政策，要求恢復之前的稀土資源廉價出口的經濟模式。
　　2014年3月26日，WTO公布了美國、歐盟、日本訴中國稀土、鎢、鉬相關產品出口管理措施案專家組報告，裁定中方涉案產品的出口管理措施違規。業內分析，繼九種原材料案之後，我國稀土等產品出口限制再度被裁違規，這意味著我國多年來的出口配額制度面臨終結。2014年8月7日，世界貿易組織(WTO)公布了美國、歐盟、日本訴中國稀土、鎢、鉬相關產品出口管理措施案(簡稱稀土案)上訴機構報告。上訴機構維持此前WTO專家組關於中方涉案產品的出口關稅、出口配額措施不符合有關世貿規則和中方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的裁決。
　　至此，中國自2005開始大約十年的第一波稀土保衛戰，已經基本失敗。這意味著歐美日發達國家將利用WTO規則及自由貿易的名義，繼續強行廉價掠奪中國寶貴的稀土資源。這意味著在喪失了政府主導的技術趕超驅動力以後，以稀土為代表的中國資源將不能像中東的石油、澳洲的鐵礦石那樣，成為中國從中低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的助推器。
　　其實，早在三年前一切都已經塵埃落定。2012年1月底，中國在與歐美的原材料官司中敗訴：WTO裁定中國對九種原材料限制出口的行為不合理，其中包括鋁礬土、焦炭、氟石(即螢石，被稱為類稀土)、錳、鎂、碳化硅、金屬硅、黃磷、鋅九種徵收出口稅的原材料。其主要理由便是中國所簽訂的《入世議定書》。以第三方參與起訴的還有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印度、日本、韓國、挪威、中國台灣、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5]此案涉及的產品雖很多不是是稀土，但是卻是歐美試圖運用WTO規則迫使中國放開稀土廉價出口的「前奏」。後來，真正的稀土之訴上演，中國繼續如此慘敗。
　　據媒體披露，正是因為當年的《入世議定書》，中國與歐美在WTO對決中總是慘敗而歸：
　　【徵收出口稅是否違規是雙方爭辯的核心。起訴方稱，中國《入世議定書》是WTO規則的組成部分，根據該議定書第十一條第3點和其附件六，中國已經承諾不再對附件中沒有列舉的產品徵收出口稅，也不再提高對列舉產品的出口稅幅度，如果遇到特殊情形必須徵稅或提高徵稅幅度，中國應該事先與其他相關國家協商，尋找共同接受的解決方式。
　　在無法否定議定書規定的情況下，中國引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1994)》第二十條的「生命健康例外」和「環境保護例外」進行反駁。這是國內輿論認為中國可以據理力爭的基本點。
　　但起訴方堅持中國《入世議定書》已經作出了具體承諾，排除了這兩個例外條款對中國的適用。遺憾的是，專家組採納了起訴方的意見，認為雖然不讓中國適用這兩個例外條款是不公平的，但《入世議定書》已有約定，無法改變。】[6]
　　仔細來看WTO專家組的這段意見：【認為雖然不讓中國適用這兩個例外條款是不公平的，但《入世議定書》已有約定，無法改變】。這意味著，WTO專家組公開宣稱中國應接受不公平待遇，因為這是中國之前的《入世議定書》已經承諾過的。這可謂新中國六十年未有之奇恥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