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起義飛行員：告訴蔣介石 老子走了（圖）

　　


　　台灣民用航空局台北習行社飛行員韋大衛（中）和業務員梁楓（右）、翟笑梧，1月7日駕駛蔣介石的兒子蔣緯國旅行遊覽專機一架，起義飛回祖國大陸。

　　1956年1月7日，韋大衛從台灣駕蔣緯國專機冒險起義，飛赴祖國大陸 ,舉世震驚。海峽兩岸，他兩度入獄，數次逃亡，但都能化險為夷。有人說他是越獄專家，還有人說他是「傳奇」。他說：「我倒是沒有委曲求全，沒有向命運低頭，該走的道路我走了，該乾的事我幹了，而且干成了。」

　　等待七年的機會

　　1956年1月6日傍晚，我和兩個朋友談笑風生地走進了台北的一家歌舞廳。

　　歌舞廳里人頭攢動，年輕的男男女女在一起玩得很熱鬧。我和朋友們像往常一樣喝酒聊天，舉杯痛飲。看著人影綽綽，想著明天我的那個「計劃」，處於極度亢奮中的我反而難以分辨自己究竟是緊張還是平靜，心想反正明天一早就玩命了，能「玩」過去就「玩」過去，「玩」不過去就「拉倒」了。

　　就這樣我們像往常一樣跳舞喝酒，通宵未眠，直到第二天凌晨五點多。我帶著兩個決定和我一起冒險的朋友離開舞廳，叫了個計程車，直奔台北松山機場，1月7日凌晨6點，天氣預報說這一天有小雨，多雲，符合我的要求了。到了停機坪，那裡停著一駕蔣緯國的專機「塞斯納」，那是我早就物色好的逃亡工具。

　　塞斯納飛機，美國經典機型。安全、操作性能無與倫比。我選擇它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卓越的短跑道起飛的能力。因為沒有進入機場的通行證，我只能選擇從停機屏起飛。停機坪的距離很短，而且路上修修補補的，插了很多小旗。起飛條件比較惡劣。機場邊上都是高射炮。根據我的技術、準備情況，我覺得自己可以操縱它，但是有沒有絕對成功把握，我不敢說。

　　我叫警衛把飛機給我推出來，我說我要試機。警衛把飛機推出機庫。我啟動飛機檢查沒有問題后，把警衛打發到值班室喝咖啡、看報紙，隨即示意躲藏在暗處的兩個朋友上飛機。

　　我的鑰匙是自己配的，第一次順利地開著了，他們上來以後我一開，開不著了。我一看，擰彎了，於是安排兩個朋友又隱蔽了起來。然後，我若無其事地走進了機庫工作室，敲敲打打這麼弄弄。警衛一直在看報紙，並沒有注意到我。

　　修好鑰匙，我再次登上飛機，這一次順利啟動。當時飛機馬上就發動起來，馬達聲音很響。警衛員一看我這兩個朋友慌慌忙忙地上了飛機，就衝出來大聲問「幹什麼，幹什麼」。我不理他，兩個朋友一上來，我就滑動飛機。警衛一看不對，馬上掏出槍來向我的飛機射擊。

　　我先踩著剎車加足馬力，一鬆開剎車飛機就滑了出去。但是距離太短了，而且路不平，飛機扭來扭去的，速度不夠大。那個時候顧不得這麼多了，到了停機坪盡頭，我就一下子把飛機拉起來，雖然速度不夠，但飛機最終還是搖搖晃晃地飛離了地面。

　　耳機里傳來塔台通過無線電的喊話：「誰從這裡起飛？趕緊回場落地！」他們很緊張，後來又來個女的通過無線電跟我說：「你年紀輕不懂事，不要受壞人利誘。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你回來會原諒你的。」我心想，你們都騙了我七年了，我為什麼還聽你們的。我說：「我是韋大衛，你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

　　看到了祖國大陸海岸線

　　桃園新竹空軍基地四架一級戰備的F一86噴氣式戰機得到警報，緊急起飛攔截。

　　根據他們的速度和距離，我判斷他們再有八分鐘就可以攔截到我。1月7日那天雲很多很濃，又下著雨，攔截機一直在高空飛，我又飛得低，他們不敢飛那麼低，所以他們看不見我。我就從雲中間穿出去，從陽明山(蔣介石的官邸)那上頭鑽出去。

　　出去一看，美國第七艦隊好幾艘軍艦，雷達在那轉來轉去在搜索，他們已獲知消息了。原來計劃從淡水河出海，我一看這種情況，就掉頭了。我回來到基隆，從屏風山俯衝下去，為了避開雷達搜索，我貼著海面就飛出去了，浪花有時候都能打到我。

　　經過一個多小時左閃右避的飛行。時隔七年，我再一次看到了越來越清晰的祖國大陸海岸線。

　　我飛得比較高，從比較高的高度進了泉州。一進泉州，那高射炮叮咣叮咣就打上來了。有的就在身邊爆炸，有兩發差不多就要擊中我的飛機，把我的飛機給晃得很厲害。

　　我沒辦法，就又鑽到雲里去了。鑽到雲里去，高射炮看不見我了，就沒辦法打我了。後來我從雲里下來以後他們又打。

　　為了向地面表明來意，我只好冒著密集的炮火大幅度擺動機翼。在空軍來講，搖動機翼就是表示我有困難，或者我要投降，我沒有敵意。但是祖國大陸的部隊那時候不懂這個動作的含義，我一出去他就打。

　　後來我才得知，福建軍區司令員的葉飛將軍已經接到一架台灣飛機侵入泉州的報告。根據這架飛機的行蹤，他判斷可能是一架起義飛機，隨即下令：如果它一直朝內陸飛就停止射擊，如果返回就堅決擊落。我當然不知道他的命令，但也福至心靈，一直往內陸飛。高射炮就不打了，可是地面的部隊(在野外的那些解放軍)沒接到命令，他們的機關槍、步槍都紛紛開始向我射擊。我的飛機中了四彈，沒辦法，只能找地方迫降。

　　福建山多樹多，沒有平地，更沒有機場，地面武裝打得那麼厲害，我想不落不行了。我在空中看到一條大車道。那天福建也下雨，大車道儘是爛泥，我知道這大車道落下去也挺危險的，但不落不行了，好不容易飛了回來，要是飛機給打下來不是太冤枉了嗎？

　　野外的解放軍趴在樹林里在打我，我從他們頭頂上擦著樹梢就下來了。因為有爛泥，踩剎車沒有用，飛機在爛泥上滑，滑到盡頭的時候，距離一個橋越來越近，那橋飛機是過不去的。飛機激烈晃動著向橋頭快速滑去，我們以為要機毀人亡了。但還差一點點距離就要撞上橋頭的時候，飛機停下來了。

　　著陸后，我說下飛機吧，咱們別做出什麼過激動作啊，叫我們舉手，咱們就舉手。

　　這時候槍炮還在響，我們三個人下了飛機。一下飛機，看到解放軍在不遠處匍匐前進，喊著「交槍不殺」，問「你們是幹什麼的」。我們舉著手說「我們是起義回來的」。他們把我們圍了起來。確認我們的身份和動機后，解放軍拿來了列寧服、解放鞋什麼的讓我們換上。我覺得挺土的。那解放鞋不就是膠鞋嗎，我說我不要這種，我有皮鞋。後來有個幹部還告了我一狀，說韋大衛拒絕穿解放鞋，一群當地的農民漁民歡呼著跑過來，跟我們握手、擁抱，我心裡就很放心了——祖國大陸是歡迎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