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像是出乎意料地贏得一場重大勝利

來源: 陳季冰的博客/日期: 2015-04-14
　　圍繞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以下簡稱亞投行，或AIIB)的籌建，中國看起來像是出乎意料地贏得了一場重大外交勝利。

　　在這家由中國主導的新型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創始成員申報截止日期即將到來的最後一刻，提交申請的國家和地區數量激增，這顯然大大超出了中國先前的預期。而這一事件在國際上——特別是在西方世界——被廣泛解讀為中美之間一次罕見的公開較量，最終以中國的大獲全勝告終，則更令中國自己都感到吃驚。美國的反對非但沒有能夠阻止它的大多數盟友加入亞投行，反而還招致了世界輿論——包括美國媒體——幾乎一邊倒的批評。這使得挑起這場本不該發生的「亞洲影響力爭奪戰」的美國簡直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一．

　　雖然主持亞投行籌建工作的中國財政部前副部長和中金公司前董事長金立群——他曾供職於亞洲開發銀行(ADB)，據說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法語也不錯——在過去幾個月里一直在眾多國家間穿梭遊說，但中國先前比較務實的目標只是爭取儘可能多的亞洲鄰國加入。

　　不過，英國的投桃送懷使這個本來不太起眼的新生事物驟然升級為全球焦點。

　　3月12日，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Osborne)在事先毫無徵兆的情況下突然宣布英國將加入AIIB。這不僅惹惱了對亞投行一直持反對態度的華盛頓，甚至也讓北京感到意外。中英兩國官員直到最後一刻都認為，英國外交部門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障礙。多年以來，英國一直是美國最鐵桿的盟友，這一雙邊關係還是整個西方同盟的重要基石之一。因此，白宮在第二天就罕見地公開譴責英國，稱英國「幾乎沒有與美國磋商」就做出了這一決定，「這（『不斷遷就』）不是同一個崛起中的強國打交道的最佳方式。」

　　但一心促成此事的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並不認為自己做得有什麼不對。他宣稱，「在亞投行的成立階段就加入該行，會為英國和亞洲創造共同投資和增長的舉世無雙的機遇。」而且，英國在AIIB成立之初就加入，將有助於提升它的透明度，確保它在治理方面堅持高標準。

　　當然，卡梅倫（DavidCameron）首相頂住自己內閣中外交部門的強烈反對，支持了奧斯本的主張，歸根結底還是著眼於非常現實的利益考量。英國政府希望借同中國搞好關係來促進中國對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投資，並使倫敦在眾多爭取成為人民幣海外離岸金融中心的城市中脫穎而出。一些英國官員甚至都不諱言，由於5月7日大選臨近，保守黨政府不得不採取果斷行動，在七國集團(G7)就此達成共識——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之前率先加入亞投行。

　　這也再一次清楚無誤地展現了這個昔日被拿破崙輕蔑地譏諷為「小店主國家」的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的根深蒂固的特性：它永遠不會將意識形態放在現實利益、特別是商業利益之前。尤其是，對於這一代英國人來說，他們記憶里的英國早已沒有了19世紀的帝國榮光。因此他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更加現實，那就是重振蕭條的經濟，卡梅倫和奧斯本都很清楚什麼是選民們的首要關切。

　　當被問及英國為何要罔顧美國的警告親近中國時，英國政府強調，「這是英國的自主決定」，「我們加入的話又有什麼可損失的呢？」

　　英國的「倒戈」極大地鼓勵了其他猶豫不決中的西方國家，短短一周內，瑞士、德國、法國、義大利和奧地利相繼宣布加入亞投行。急於遊說中國將亞投行的歐洲分行設在本國的盧森堡甚至比英國提早一天就向中國提交了書面確認函，不過它當時希望北京方面暫不對外宣布此事。

　　在3月最後一個周末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上，籌建中的亞投行成為壓過論壇主題的最大的熱點，幾乎每一個與會國家的代表都承諾支持它。稍後，俄羅斯、丹麥、巴西、荷蘭等國陸續宣布加盟，歐盟委員會也明確表態，支持歐盟成員國加入亞投行。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韓國和澳大利亞這兩個亞洲經濟大國申請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可能是比爭取到英國更大的成功。

　　這兩個國家都在亞太地區，與中國有著密切的經貿關係，最重要的，它們都是美國和日本的盟友。首爾和堪培拉一開始打算跟隨美日，不加入亞投行。對它們來說，這是一件政治上十分棘手的事：一邊是與最大貿易夥伴中國急速發展的經貿往來，另一邊是與美國的軍事同盟和長期親密友誼（韓國還存在一個與緊緊繫於中國的「朝鮮問題」，習近平主席就任后藉助於同韓國總統朴槿惠的個人友誼使兩國關係迅速升溫），兩者間的平衡必須格外小心才能處理好。澳大利亞政府內部的分歧也同英國一樣，經濟主管部門對亞投行十分熱衷，而外交部門則疑慮重重。

　　直到今年1月份紐西蘭成為首個申請加入亞投行的「西方」國家時，七國集團(G7)成員國還一致同意不加入亞投行，除非它們達成某種共識。但英國的單方面行動——據說，德國、法國和義大利三國政府是從中國政府、而非英國政府那裡得知這一消息的——在這條「反亞投行統一陣線」上撕開了一道裂縫，它幫助韓國和澳大利亞（尤其是後者）在最後一刻停止猶豫，倒向了中國一邊。

　　另一個因為內部爭論而猶豫不決的亞太重要經濟體台灣，則在3月31日截止期前幾個小時申請加入。對兩岸關係來說，這意味著新的機會和考驗。

　　根據中國外交部的說法，到截止日期，中國已收到47份加入亞投行的申請，其中約30份申請已獲批准。這些想要獲得創始成員國資格的國家包括了全球前10大經濟體中的6個，20國集團（G20）中的14個，如前所述，還包括了美國主要傳統盟友中的一大半。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大批西歐國家的加入，亞投行創始成員國中擁有3A級最高主權評級的國家現在至少有了三個：新加坡、英國和德國，這使得這家金融機構在尚未開始運營時就已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積累了廣泛的信譽。

　　最終，惟有日本站在了美國一邊。

　　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在中國規定的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申請截止日當天無奈地表示，除非亞投行的治理標準確定下來，「否則日本除了對加入亞投行倍加謹慎之外別無選擇」。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待日本所作出的艱難抉擇，可能是最接近真相的：越是在美國的其他盟友接二連三地抽身而去時，日本就愈加認為自己應該站得離美國更近。下月即將訪問華盛頓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話赤裸地表達了日本的忠誠：「美國現在知道，日本值得信賴。」

　　儘管中國已經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兩國間的經濟聯繫對長期陷於泥潭的日本經濟的復甦以及「安倍經濟學」的成功至關重要，但安倍保守的意識形態決定了他將中國視作最大的對手，而在這場對峙中得到美國的支持比什麼都重要。

　　但如同所有民主國家一樣，日本國內的輿論也絕非鐵板一塊。許多日本經濟界人士——特別是企業高管——認為，中國將要著力推動的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巨大的商機，而且加入亞投行還是修復兩國關係的契機。在今年的博鰲論壇上，日本派出了強大陣容，並得到了中方的熱情接待，多數與會者明確表達了對亞投行的支持。還有媒體報道說，在日本政府內部，以麻生太郎為首的一派實際上是支持日本加入亞投行的。

　　因此，不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並不意味著日本真的不會加入它，實際上很可能只是以普通成員國身份推遲幾個月加入而已。日本駐華大使木寺昌人相當明確地對媒體說，他同意日本商界領袖的看法，即日本將最遲將在6月份加入這家由中國主導的多邊金融機構。

　　而一旦連日本都加入了亞投行，那麼，華盛頓很可能被迫軟化立場，申請成為它的觀察員。這是一位已經卸任的美國政府官員在博鰲說的。

　　二．

　　一位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認為，美國的這次外交失利是因為「它誤判了形勢」，美國認為自己的大多數盟友會同自己站在一條戰線上。這話的潛台詞是：美國高估了自己的影響力。

　　但我不太同意這種判斷，我認為，盟友們之所以忤逆奧巴馬政府的呼籲，主要是因為美國反對亞投行的理由在無論在道義和邏輯上都是站不住腳的，顯得更像是無理取鬧。

　　

美國公開表述的反對理由集中在以下兩點：

　　第一，美國認為這家新銀行將不會滿足世行和亞行遵循的內部管理、環境標準、採購要求、反腐敗及其他一些保障措施。美國早在2013年宣布，出於對全球變暖的考慮，將反對亞行資助火電廠；2014年初它又稱，如果亞行的水壩建設項目會讓民眾搬離家園的話，就不會予以支持。

　　第二，美國擔心，如果中國政府在亞投行擁有一票否決權，那麼它可能淪為中國對外推行其政策的工具。美國財政部還曾以罕見的直露態度批評AIIB是削弱世行和亞行的刻意之舉，並認為它是中國用來拉攏東南亞國家的一個政治工具，是通過經濟利益承諾在擔憂其領土主張的鄰國間提升自身形象的一種軟實力攻勢。

　　但這種邏輯在英國等美國盟友國家看來是十分奇怪的，雖然它們大多承認美國對中國主導的亞投行的敏感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既然「無論我們支不支持，這家銀行都會走下去」，那麼只有加入其中，才有可能利用自己的發言權促使它採行高標準，進而更好地幫助中國融入現行全球治理體系，而不是站在外面指手畫腳，因為那反而將迫使北京在沒有西方國家參與的情況下繼續單獨推進自己的主張。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有句名言：「如果你想發揮影響，你應該在帳篷裡面，而不是在帳篷外。」

　　美國的這種擔心還嚴重誇大了一國政府通過主導一家多邊機構所能獲得的權力，在合規問題上，美國不妨反思以下本國的擁有一票否決權的IMF中的狼藉聲名。在未來的亞投行，中國的聲音不管多麼強大，也只能是眾多聲音中的一個。它將擁有全球性員工，與中國獨自擁有的國家開發銀行相比，政治色彩應該會少得多。事實上，中國願意通過亞投行這樣的多邊模式對外輸出影響力，不僅不是在「稱霸世界」的道路上邁進了一步，反而恰恰是後退了一步，因為這對中國自身施加了更大的約束。因此，美國和西方應該熱情歡迎中國更多地通過多邊機構來進行國際合作，哪怕它們是由中國發起和主導的。

　　一位西方人士極具洞察力地評論說，「諷刺的是，雖然美國在這場比賽中輸掉了一局，但歐洲的加入卻很可能推動該行轉向更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方向。」

　　中國也一再低調地表示，將努力學習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國際機構過去幾十年來積累的經驗和工作方式，力爭不走同樣的彎路，尋求更好的標準。但正如亞投行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主席、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所說的，「實際上現有多邊開發銀行也一直在完善其相關政策、推行重大改革。因此，嚴格地講沒有最好的標準，只有更好的標準。」

　　中國還多次大度地表示，歡迎美國加入亞投行，以幫助它更好地改進並學習掌握「好的規則」。

　　正因為如此，許多觀察家都指出，美國的上述兩條反對理由都只是借口，它真正在意的是迅速崛起的中國對美國領導的戰後體制的挑戰。在華盛頓看來，不應當允許中國制定規則，美國才是規則的制定者。「如果事情不是由美國來領導，那麼美國就不應該參與其中，」

　　但問題在於，公路、鐵路、港口、管道、通訊等基礎設施仍然相當落後的亞洲大部分地區確實需要、也歡迎更多的資金投入，而美國又無法動員和領導西方拿出一個有說服力的替代選項——撇開世行和亞行等傳統多邊機構的資金不足不談，焦頭爛額的內部困境和四分五裂的政治結構決定了西方當下根本不可能就這個對自己來說遠非當務之急的領域達成任何共識。

　　因此，許多人批評說，多年來，美國一直敦促中國在全球治理中正確地行使與其不斷增強的實力相稱的領導力，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害攸關方」，創立亞投行不正是中國對其扮演「負責任的大國」角色的一次可貴的試水嗎？然而，一旦中國真的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提出了對自身和世界都具有建設性意義的提議（更何況還要拿出自己的錢）時，美國卻千方百計地予以阻撓，這將它的自私、虛偽和短視展露無餘。

　　應該看到，奧巴馬政府的這種尷尬也同它的國內政治直接相關。2010年時，英國在一場G20峰會居中牽線，促成了IMF份額及表決權的改革方案——它將使IMF資金增加一倍，並給予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新型經濟體更大的表決權。歐洲國家早在很久之前就批准了這項改革，美國政府曾表態支持這項旨在賦予中國更重要地位的改革。但將近5年來，共和黨人控制的美國國會一直拒絕批准這項改革。而且，現在看來，它獲得國會批准的可能性愈發渺茫。此外，美國還反對向亞洲開發銀行增資。

　　這不僅招致了中國、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不滿，也削弱美國在其西方盟友心目中的可信度。從很大程度上說，英、法、德等西方大國不顧美國反對加入亞投行，也是在對美國發泄自己的怨氣。在英國等主要西方盟友宣布加入亞投行之後不久，美國財政部長傑克?盧(Jack Lew)就公開警告說，國會遲遲不批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將是「非常危險的」。美國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塑造國際規範和慣例的能力……我們的國際可信度和影響力正受到威脅。」

　　傑克?盧的擔憂是非常正確的，阻撓IMF改革的做法只會增強中國另起爐灶建立自己的并行體系的決心。因為美國的敵意會使中國愈發認為美國的戰略就是遏制中國，而非像它口頭上說的那樣「歡迎中國和平崛起」，這將大大刺激中國採取不合作態度的可能性——面對美國的消極阻撓，中國不可能什麼都不做。

　　在這件事情上，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或許是一肚子的委屈，但不管怎樣，IMF改革得不到國會批准，那是美國自己的事，不能成為其反對他國加入亞投行的理由。對此，IMF總裁拉加德評論說：「對於沒有同意份額改革的國家而言，亞投行也是為它們敲響了警鐘，其他加入的國家已經清楚地傳達了一個信號——全球合作是必要的，我們已經向多邊基建投資機構敞開了大門，你們也應該有所行動。」

　　事實上，IMF已決心繞開美國單獨推進改革，它甚至得到了奧巴馬總統的支持，這就是所謂B計劃。它還將儘早（例如今年6月份）將人民幣納入其「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用拉加德的話來說，「問題不是人民幣會不會成為SDR的一部分，而是何時加入……（儘管遭遇美國國會反對）我們需要不斷堅持推進改革，永不放棄。」

　　亞投行事件有可能會刺激美國和日本加緊《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談判進程。這是一項涵蓋12個太平洋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但卻將地區主要貿易大國——中國——排除在了外面，因而看起來不像貿易規則制定，更像是一場地緣政治權力遊戲。不過，而該協議的成敗，仍然取決於奧巴馬能否確保在共和黨人控制的國會通過「貿易促進權」(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簡稱TPA)法案。

　　另一種可能是，在輸掉了這一陣之後，美國有可能軟化自己的立場，轉而務實地推動世行、亞行與這個新機構進行合作。我們注意到，華盛頓方面近來已經釋放出這種聲音，美國財政部長傑克?盧上月還親自飛抵北京，向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傳達了這一訊息。

　　三．

　　不同於已經成立或正在籌辦中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等多邊金融合作機構，對於新生的亞投行，中國不僅是積極的倡議者，還毫不掩飾自己的主導地位。

　　這也正是亞投行事件在西方國家引起如此巨大反響的根源，國際輿論評價說，這是中國展示獨立意志和金融力量的一次積極外交行動。在許多西方觀察者看來，創立亞投行所引發的美國與其西方盟友之間的爭執，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實力此消彼長消長的既成事實和世界新秩序的長期趨勢。這還是中美之間即將正式拉開帷幕並日益加劇的激烈競爭的序曲，這場競爭的核心內容是：誰將書寫21世紀全球經濟規則？

　　一些西方媒體哀嘆，英國的單方面舉動也再次告訴世界，西方世界內部在面對「中國崛起」時是多麼難以協調統一！這種分歧不僅表現在單個西方國家內部——例如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與其內閣同僚之間的爭論，也表現在不同西方國家之間，而且接下來仍將如此。在中國給亞投行設計的15至20個董事會席位中，將3席（它們代表不超過20%的投票權）預留給「域外」（即非亞洲）成員國，這會導致7個歐洲國家為誰該進入董事會而爆發爭吵；此外，這些國家還將為亞投行的歐洲分行所在地展開競爭，預計英國與盧森堡之間的競爭最為白熱化……

　　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鐵桿盟友無視華盛頓的強烈呼籲而爭先恐後地向中國示好，給中國的一些官員和學者們帶來了某種勝利感。表面態度的謹慎謙虛難以掩飾許多人內心的雄心，他們認為，亞投行已經證明，地球在離開了美國的領導后照樣會轉——而且可能運轉得更好！眼下，似乎包括美國傳統盟友在內的整個世界都希望中國能夠引領新一輪的全球化進程，對亞投行的態度則成為這些國家對中國支持度的試金石。

　　長久以來，中國一直希望說服亞洲鄰國和全世界，對它們來說，中國的崛起不是威脅，而是受益。對此，亞洲和世界一直報以將信將疑的態度——它們既不願意錯過搭上中國經濟增長快車的機會，又想要繼續得到美國的安全保障。在這場亞洲影響力爭奪戰中，中國的優勢是日益壯大的經濟輻射能力，而美國的王牌則是其軍事實力以及對眾多國家的安保承諾。這讓夾在中美之間的國家經常陷於兩難境地——日本、澳大利亞、菲律賓和韓國都與美國簽有安保條約，但現在它們與中國的貿易額都比與美國的貿易額大得多。沒有人希望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但亞投行事件表明，有時候必須作出選擇。

　　是的，世界必須做出調整，以適應中國的崛起。

　　但換一個角度看，中國與美國過去的對手截然不同，中國的首要戰略目標是發展經濟和維持國內穩定，中國並不打算輸出意識形態，也不願意輕易「干涉」他國內部事務。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死抱著冷戰思維——就像這次在亞投行問題上的態度——不放，那麼，除了會造成雙方都承受不起的對峙，還有可能真的出現人們所擔心的「預言的自我實現」。

　　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言，與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打交道的最佳方法是什麼？如果「不斷遷就」是錯誤的，那應該是「不斷遏制」嗎？如果西方認為必須像當年對付納粹德國那樣對付中國，「那麼，我們最終很可能真的會與中國爆發戰爭」。因為中國或許會從中得出這樣的結論：惟有通過衝突，才能實現崛起。

　　隨著中國不可阻擋地登上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寶座，它已成為全球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人認為中國的地區影響力增強必然會損害美國在亞洲的利益，這是一種有悖歷史潮流的觀點，會催生糟糕的政策。美國明智地順應這種趨勢，與中國建立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新型大國關係」，承認中國對亞洲和世界發展的重要性，為鼓勵中國更好地融入世界體系而適當修改既有規則，很可能會更加符合美國和世界的利益。

　　因此，在加入亞投行問題上，英國不過是沒有「一味遷就」美國而已。作為當今世界上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對「大國興衰」有著切身體認的昔日大國，英國的對中國的「明智遷就」對美國將是個有益的刺激。

　　而在中國這一邊，在對美國贏得了亞投行開門第一局以後，接下來最需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認真傾聽華盛頓的擔憂，避免它成為現實。具體來說，就是切實地承擔起組織和領導責任，確保這個機構既要符合透明度、環境和社會責任等各方面的標準，又要滿足心思不同的眾多成員的需求。

　　值得欣慰的是，中國方面已經做出了積極的姿態。中國財政部一再向亞洲和世界承諾，將努力將亞投行打造成為世界一流的金融機構。中國還指出，鑒於近年來現有多邊機構不斷暴露出來的弊端——例如，成本高昂的基礎設施並未帶動經濟發展、減貧貸款未惠及大眾反而讓腐敗官員中飽私囊、大型基建項目片面注重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和環境代價……等等，亞投行在未來有雄心和信心力爭使其運營效率高於世行和亞行。為此，中國已經聘請曾在世行供職30多年的資深律師娜塔莉·里奇汀斯坦(Natalie Lichtenstein)來幫助亞投行制定章程。為緩解西方和中東各國的擔憂，中國還謹慎地婉拒了伊朗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的意向。預計它將在稍後加入，成為亞投行的普通成員國，就像日本一樣。

　　但我認為，中國還可以做得更多和更徹底。當然，這需要一個更開放的心態。

　　第一個問題是：雖然中國一再澄清自己不尋求「一股獨大」，但迄今為止實際上仍未就自己在亞投行中的地位作出清晰的界定。鑒於客觀上的經濟體量以及主觀上的領導角色，中國毫無疑問將在亞投行中占最大股份，但它與其他成員國之間的比例關係究竟是如何的？最重要的是：中國是否將享有一票否決權，就像美國在IMF中那樣？這是世界高度關心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亞投行的總部設在北京是否最佳？它的負責人是否必須由中國人來擔任？針對它們的討論都應該是開放的。

　　近日有傳言說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有可能受邀出任亞投行首任行長，雖說我們無法輕率地判斷這會不會是一項明智的任命（不妨設想一下，萬一他的妻子在一年多后成為美國總統……），但邀請更多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商領袖和專業人士參與亞投行工作，對於擴大亞投行的影響力、儘快提升它的水準、打消外界疑慮等諸多方面，具有一舉多得的功效。

　　據說，2014年底，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總統領導的印尼新一屆政府的高官訪問北京時曾遊說中國領導人將亞投行總部設在雅加達。我們為什麼不能視之為一個不錯的選項呢？未來亞投行的大量業務將發生在穆斯林世界，也就是所謂「一路一帶」上，印尼是世界上第一穆斯林人口大國，如果亞投行總部在印尼，將會有許多便利，況且它本身還是東南亞最大的市場，擁有龐大的基礎設施需求。不管怎樣，將亞投行總部設在中國以外的城市——或者如新加坡、吉隆坡——將有助於減輕人們（特別是東盟國家）對「中國霸權」的擔心，當年，日本正是因為有類似的考慮才將亞行總部設在馬尼拉的。

　　既然中國立志要在未來的國際秩序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那麼，一個由中國主導的新型國際機構就不應該重複西方控制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傳統多邊機構的舊模式。中國在亞洲擁有無可比擬的資金實力和市場需求優勢，所以永遠不必擔心會發生「花錢買了鞭炮讓別人放」的事情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