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對魯迅是何仇恨 竟會逼死許廣平

江青對魯迅是何仇恨 竟會逼死許廣平(圖)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1968年1月，魯迅《答徐懋庸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手跡和書信共計1,054件，共四大箱，被「四人幫」黨羽戚本禹從文化部拿走。這年3月2日，魯迅伴侶許廣平才知道這件事。她憂心如焚。很快就病倒離世了。至於魯迅手稿為何會被盯上，直到粉碎「四人幫」后，魯迅之子周海嬰才知道，原來江青在上海時曾有很多醜事，有一些，魯迅在文章中有所反應。本文摘自盛京關捷的個人博客，原題為《周海嬰「告御狀」的真相》。




　　法庭上的江青

　　2006年冬天，我意外收到一份藏品，是一油印材料，首頁是毛澤東的批示，後面附有周海嬰寫給毛澤東主席的一封信。

　　毛澤東的批示是「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毛澤東。十一月一日」。

　　周海嬰的信，是請主席下令出版父親魯迅的書信。末尾用鋼筆字簽了名。

　　我如獲至寶。立即給周海嬰打電話，請教這份材料的真實性。周海嬰先生說：「那時還沒有冒名頂替的事。那個名是我簽的，記得是用鋼筆。」

　　接著，周海嬰講述了1975年10月28日，給毛澤東寫信「告御狀」的內幕。

　　魯迅手稿被「四人幫」黨羽搶去，許廣平憂憤而死

　　1968年1月，魯迅《答徐懋庸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手跡和書信共計1,054件，共四大箱，被「四人幫」黨羽戚本禹從文化部拿走。從此，下落不明。這年3月2日，許廣平才知道這件事。她憂心如焚。

　　這位患有嚴重心臟病例的七旬老人，決定立即給總理寫信。她寫到了深夜，總算寫完了。這時，她擔心總理看不到，就讓周海嬰帶她到好友董秋斯家，徵求他對這封信的意見，和下一步的做法。

　　到了董家，許廣平把信交給董先生，在董先生閱讀的過程中，許廣平激動地講出了事情的原委，以及自己對這件事的憤慨。

　　就在這時，周海嬰發現母親臉色不對，而且老人正在用手在掏兜里的葯。他馬上意識到母親是在找硝酸甘油，他連忙幫母親拿出一片放在嘴裡。過了一會兒，母親的病情仍不見好轉，他又給老人放在嘴裡一片。

　　但這一切都晚了。許廣的身體癱軟地椅子上，慢慢地下滑，並失去了知覺。

　　周海嬰立即帶母親去北京醫院。路上，他摸母親的脈搏還在。可是，當時正是亂的時候，醫院連值班醫生也沒有。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女醫生，周海嬰懇求她搶救母親。女醫生一查，許廣平的病歷卡沒有了，原來她被當做走資派被取消了在北京醫院的治療權，治療權被轉到了北京大學醫院。

　　周海嬰再三求女醫生救人，但女醫生非要他去找病歷卡。

　　就在這時，許廣平去世了。

　　當晚10時，周恩來總理到醫院悼念許廣平。在安慰周海嬰的同時，嚴厲地批評了醫院的負責人。

　　這時周海嬰把許廣平寫給周恩來的信交給了周總理，恰好這時江青也來了，周總理看完后，交給了江青。

　　江青誇張地說：「就沖戚本禹這一條，就可以槍斃他！」

　　周總理在當天晚上的中央碰頭會議上，決定提審戚本禹。傅崇碧將軍負責此事，戚本禹交待，「魯迅手稿在江青那裡。」傅將軍帶人到釣魚台18號樓去取，遭到江青臭罵。江青起初不承認，後來，又罵機要員。最後，不得不交了出來。她說：「這些東西不重要，重要的是毛主席的五卷手稿也丟了。」

　　然而，僅僅過了半個月，江青與林虎合謀，搞了個「楊、余、傅案件」，把傅崇碧抓了起來。

　　「四人幫」步步緊逼，手稿危機進一步加劇

　　那一批被戚本禹搶走的魯迅手稿，在周總理的關注下，失而復得。但周海嬰的母親許廣平，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遺體告別後，周恩來總理對周海嬰和他的孩子說：「我太粗心了。」這讓周海嬰很感動。

　　周海嬰辦理完母親的喪事，上班了。生活似乎恢復了平靜。然而剛過了半年，平靜就消失了。

　　有一天，周海嬰所在單位的造反派頭頭走進他的辦公室。

　　周海嬰有點奇怪，這回這個造反派突然對他表現出了熱情和禮貌，這是過去從沒有過的，過去一向是橫眉冷對的。聰明的周海嬰不由得警覺起來。

　　果然，狐狸的尾巴很快露了出來。

　　「周海嬰同志，你父親的手稿和其他遺物還有嗎？如果你搬家時發現有新的，馬上報告我們，上面對這個很關心，我們可以代你轉交上去，保存到最安全的地方。」

　　周海嬰馬上回答說：「我父親的手稿和一切遺物，都讓我母親交到魯迅博物館和紀念館了，家裡一點也沒有了。」

　　那人聽了，悻悻而去。

　　周海嬰陷入沉思。「上面為什麼這麼關心父親的東西？」他知道「上面」是江青，但江青為什麼要這樣他不知道。直到粉碎「四人幫」后，他才知道，原來江青在上海時曾有很多醜事，有一些，魯迅在文章中有所反應。

　　周海嬰思考的結果是，父親四大箱子的手稿雖然被追回，但仍不安全。這從「上面很關心」就可以看來，這從因為追手稿出現的「楊、余、傅」冤案就可以看出來。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將軍本來是奉總理的命令追收魯迅手稿，然而，最後卻被抓了起來。

　　這時，又發生了一件事。

　　周恩來總理在接見一外賓時，本想送一套《魯迅全集》，可是，1956年出版的《魯迅全集》卻被禁了，理由是註釋有「政治問題」。總理只好給周海嬰打電話，向他要這套書。

　　這件事，讓周海嬰看清了「四人幫」吹捧魯迅後面的真相。

　　這時，「四人幫」迫於壓力，出版了1938年版的《魯迅全集》。但魯迅的書信新發現了近200封沒有收進去。周海嬰擔心這些書信有一天落到江青等人手裡，可能要危險。

　　於是，他想到了出版，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這200封書信傳播到人民群眾中間，到時即使再禁，也來不及了。

　　姚文元阻撓，胡喬木向周海嬰建議：「直接給主席寫信」

　　周海嬰為此，開始了奔走。魯迅真是有個好兒子，如果沒有他當時的努力，依當時的政治氣候，我們今天可能看不到魯迅作品的全貌了。

　　文學界的老前輩都同意周海嬰的建議。大家一致認為，把魯迅先生的作品公開出版，是最好的保護方法。

　　這樣，周海嬰就去找國家出版局領導小組負責人石西民，說明自己的願望。石西民非常贊同他的想法，立即著手申報。按說，這不應該成為問題。然而，就是成了大問題。

　　石西民申報多次，也找有關上級交涉了多次，就是批不下來。後來，他才明白，原來掌管新聞出版大權的姚文元壓著不批。原因是什麼呢？

　　經多方打聽，表面上是「這些書信的收信人後來成了壞人，所以不能出版……」

　　石西民找到周海嬰，說：「對不起，我真的無能為力了。」周海嬰向他表示了感謝，

　　但他不能接受姚文元提出的所謂理由。一是，他認為，很多人雖在文革中被定性為「壞人」，但在當時還是好人；二，即使當時真是壞人，但那也是歷史的原貌，對研究魯迅是大有價值的呀。

　　周海嬰身上有著魯迅的倔強，他不甘心。

　　1975年深秋，周海嬰去南長街看望老前輩胡喬木。

　　胡先生對他非常熱情，對他說：「桌子上有水果，你吃吧，別客氣。」周海嬰哪有心思吃，他趁機說出了自己的心中事。

　　胡喬木聽了，沉思了一小會兒。突然說：「主席剛剛做完眼睛手術，最近這些日子可以看一些文字了。你不妨寫一封信給他老人家。字要寫得大一些。現在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了，這信我可以請他轉給主席。到時，看看效果怎麼樣。」

　　周海嬰大喜過望， 他決定回家給毛主席寫信。他想，胡喬木能出這樣的主意，說明他心裡是有數的。因為他是毛主席的老秘書呀。

　　「告御狀」后心裡忐忑不安，三天後毛澤東批示「同意」

　　1975年10月28日，從胡喬木家裡回來，周海嬰鋪紙申毫，想起「文革」以來，圍繞著父親魯迅手稿的種種風波，還有母親的死，他滿腔悲憤地給毛澤東主席寫了八大頁「御狀」

　　周海嬰和魯迅一樣，是個正派直率的人，從對毛澤東的稱呼上就可看出這一點來。他沒有寫當時流行的「四個偉大」，而是直呼「主席」，開篇也沒有什麼客套話，而是直接說事。

　　首先，他報告了現存魯迅書信出版的情況，也報告了母親去世的詳情。同時，對魯迅尚未出版的200餘封書信的不能出版，表示了不滿。對此，他甚至言辭激烈地評論道：「如果有人認為魯迅書信的受信人有的後來成了壞人而不能出版，那麼，我想這不應該成為一個障礙。因為在馬恩著作中，就有許多馬恩寫給拉薩爾、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信，但我們並沒有因此而不出版馬恩的這些著作……近年來，我也向有關負責同志提過多次建議，但始終沒有能解決。」

　　在信中，他還對前些年出版的1938年版的《魯迅全集》的不完整，談了看法。同時，對魯迅博物館的級別由國家級降到區級，提了意見，認為這樣是不妥的。

　　周海嬰把這最後的希望寄托在這封信上。

　　他興沖沖地跑到胡喬木家，把這封沒有封口的信交給了胡喬木，請他交給鄧小平，然後再轉交毛澤東。

　　從胡喬木那裡回來，周海嬰有些擔心了。萬一這封信毛主席看不到，而被姚文元看到了，那可就要出大禍了。他上班不安心，下了班，回到家，也難以平靜。可是，後來，他想到了胡喬木和鄧小平，憑著對二人的高度信任，很快對那封信恢復了信心。

　　喜從天降！

　　三天後，石西民告訴他：「毛主席給你的信批示了。老人家說同意你的建議。」周海嬰聽了，愣了許久，他有點不相信。毛主席真的能看到，毛主席真的能同意我的建議？

　　11月上旬，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找周海嬰談話，他說：「海嬰呀，張春橋已向我正式傳達了毛主席給你的批示。當務之急，是要落實批示精神……」

　　這時，周海嬰看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批示全文————「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

　　周海嬰在印發政治局全體委員的信上，都簽了自己的名字。筆者收藏的那一份，上面打著一個大的紅字，「第十某號」。

　　張春橋對批示陽奉陰違，落實工作一拖再拖，效果一般化

　　1975年12月5日，根據周海嬰的意見，王冶秋寫了個落實方案，呈給毛澤東主席。方案就魯迅書信和著作的研究出版的規劃安排等事項，作了具體彙報。很快，毛主席批准了這一方案。

　　周海嬰滿以為這回一切都解決了呢。

　　12月25日，國家文物局召集有魯迅研究專家參加的顧問會議。周海嬰應邀出席，他在會上看到了父親生前的好友曹靖華，還有林辰、戈寶權、楊霽雲等人。

　　但會後，張春橋卻遲遲不聽彙報。20多天後，王冶秋又找到他要求彙報，他又以到清華大學處理問題而拒絕了，並且說「清華大學的事是綱，你們這個事只能算是個目。」其態度，顯而易見了。這裡，除了他內心仍記恨魯迅在《三月的租界》那篇文章里對他的批判外，恐怕還有江青的意思。

　　對此，周海嬰心裡多少能揣度出一些來。

　　沒有辦法，大家只好等。

　　1976年2月27日，石西民以國家出家出版局的名義再次上報《關於魯迅著作出版問題的報告》。報告說，要趕在魯迅逝世四十周年前的八月份，重新出版幾種魯迅著作，作為紀念活動的一部分。當時，還剩五個月時間了。

　　然而，報告上去一個月，仍然沒有消息。石西民只好直接給張春橋寫信，提醒他：「時間緊迫，安排出版和印刷工作要抓緊……」

　　這回張春橋批複了，但表示了明顯的不滿。他說，既然周海嬰找到了主席，主席也批示了，那麼，還找我做什麼，這麼啰嗦？話是這麼說，但真要是不找他，則更麻煩。

　　周海嬰認為，張春橋的態度，和江青、姚文元的態度是一樣的。

　　果然，後來的情況也從另一側面說明了這個問題。

　　本來，國家文物局打算要出幾十冊魯迅書信、日記。相關編輯忙了小半年，結果連裝訂也沒有全部完成。

　　魯迅研究室倒是成立了，但由於經費等問題，日子越來越難以維繫，以至後來，大多數顧問、專家都撤離了，只剩了四個人。

　　周海嬰到這時才明白，原來「四人幫」聲稱的對毛主席的指示要傳達不過夜，指的是對他們有利的那一些，對那些或誇大到極端，或斷章取義。對不利的那些，或者是壓下來，或者是拖延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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