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美國大學體系 怎樣被破壞的？

偉大的美國大學體系 怎樣被破壞的？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美國政府怎麼「教化」那些成天想著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大學生？方法有許多，而其中之一就是沉重的學貸。在美國上大學可不容易，可以算筆簡單的帳：每年學費是兩到三萬，住宿、食物加上教科書是一萬多，那麼四年下來，許多學生就會背上至少十萬美元的債務。畢業后就該還貸款了，以美國個人年均收入的中位數（25000美元）計算，大學生就算找到了工作，也存不下錢，更別說還貸款了。所以越來越多的美國女大學生會找富有的乾爹，「求包養」。但問題在於，即便收取了如此高昂的學費，美國大學的財政問題還是越來越嚴重，近年來，美國高校基本上都是通過收取外國留學生（比如中國）來彌補財政缺口。

　　為什麼會這樣？「無政府主義者」諾姆·喬姆斯基教授試圖找出答案。本文是他在2014年2月4日時通過Skype對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觀察者網註：美國一個活躍的工會，成員不僅限於鋼鐵工人）兼職教師協會的成員所作的一次演講，該演講文稿最近才在國外網站上廣泛流傳。在演講中，他認為是高校的企業化管理導致了大學體系的崩潰，應試教育正在扼殺學生的自由。一句話，教育的目的已經完全脫離了初衷。但他找到解決辦法了嗎？

　　

　　觀察者網劉旭爽譯。】

　　為什麼要廢除教員終身制

　　這是商業模式的一部分，就跟企業雇臨時工一樣。沃爾瑪稱這類人為「准員工」，他們都是些得不到福利的工人。這屬於企業的商業模式，目的在降低勞動成本，強化勞動者的奴性。大學的企業化進程從上一代人開始就在有系統地進行著，算是新自由主義攻擊方式的其中一種，意味著教育已經失落了初衷。大學的實際擁有者是董事會（如果是公立大學，則是議會），他們想減少支出，還想要溫馴的勞工。要從根本上達到這一目的，就只能聘請臨時工。在新自由主義時期，雇傭臨時工的熱潮一路上漲，高校也不能例外，這就把社會分成了兩個群體。一個有時被稱為「富人經濟體」（花旗銀行為其投資者指明投資方向時，發明了這一術語），這群人身處全球財富頂端，大多數居住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剩下的人口組成了另一個群體，即「漂流者」，他們的處境是極不穩定的。

　　這一意圖有時相當明顯。當1997年艾倫·格林斯潘（觀察者網註：格林斯潘是美國第十三任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1987-2006]，曾被認為是美國國家經濟政策的權威和決定性人物）在美國國會作證，就其監管下產生的經濟奇迹發言時，他就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經濟成功的一個基本原因在於利用了「勞動者日益增強的不確定感」。工人缺乏安全感對社會來說是十分「健康」的，因為如果他們覺得沒有保障，他們就不會要求漲工資，就不會去罷工，也不會要求福利；他們會順從主人，樂於完成工作。對企業的經濟健康來說，這是一種最為理想的狀態。想來當時人們都認為格林斯潘的這番言論是很通情達理的，因為無人對此加以反駁，格林斯潘本人還贏得了熱烈的掌聲。那麼，把這套理論用到高校上面：你如何去鞏固這種「勞動者日益增強的不確定感」？最根本的做法就是不保證就業，讓勞動者沒有安全感，那他們就會乖乖閉上嘴，拿著微薄的工資好好做事；如果第二年他們還被允許在同樣的狀況下繼續工作，他們就該心懷感激、知足常樂了。從企業的角度看，這就是保證社會健康有效運作的訣竅了。如今大學正走向商業化的運轉模式，不穩定狀態正是它們想要的。這種狀況在以後會越來越普遍。

　　這還是大學運作模式的一方面，這種模式的其它方面也同私人企業的運作方式非常相似，比如增加了層層疊疊的官僚化的管理部門。如果你要控制勞動力，你就得擁有行政權力——看起來像是經濟浪費，卻利於管控。大學里也一樣。在過去的30或40年時間裡，為管理教師與學生而設的行政人員數量有了急劇增長：教師與學生的增長比例是相對持平的，但行政人員的比例卻大幅上漲。一位有名的社會學家本傑明·金斯伯格寫了本《教師的衰落：行政管控制大學的興起及分析》，很值得一讀。書中詳細描述了高校里這種商業化的大規模管理體制及其管理程度——當然還有那群收入豐厚的行政人員。這當中包括了專業化的行政人員，比如說院長。院長原本在教師行列內，他們可能會在行政處待上幾年，之後再回歸教師隊伍。如今院長的職務大多已經專業化了，他們還需要副院長和秘書，以及其他許多許多的人，組成一個龐大的行政機構。所謂商業模式的其它方面，指的就是這個。

　　而雇傭廉價勞工（同時也是弱勢勞工）的這種商業操作可追溯到私人企業的產生，工會也因此出現。大學里的廉價、弱勢勞工指的是研究助手與研究生。顯而易見，研究生比研究助手更加得不到保障。這種方式提高了管控效率（因為安定感不強的勞動力更聽從命令），同時也保證了資金能轉撥到除教育外的其它領域。自然，後果是由學生及從事這種弱勢職業的人承擔的。一個以商業模式運作的社會，正具有此種特徵。

　　實際上經濟學家們心照不宣地參與了這一行動。比方說，你發現自己的存款有點問題，就打電話給銀行。哈哈，我們都知道接下來會有什麼事。你打過去，聽到的只是電話錄音：「您好，請按鍵選擇您要的服務。」很可能選項里沒有符合你要求的，就算有，你按下去之後，先會聽到一段音樂，之後就是沒完沒了的「請稍等，多謝您的耐心」，諸如此類。最後，話筒那端終於有人聲了，你才算有機會去問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效率」。根據經濟學計算，這一系統降低了銀行的成本。當然啦，因為這種成本被強加到了你身上，而如果以一個龐大的用戶群計算，那麼成本就會增加無數倍——但在經濟學計算下，這些並不能算作成本。以這種眼光來看我們這個社會的運作，你會看到相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高校把成本強加到了學生和教師身上，他們不單是臨時性質的，還被安在一種註定無依無靠的位置上。在商業模式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這對教育有害，但如今教育已經不是他們的目的了。

　　事實上，如果你追溯歷史，就會發現在過去，這種商業化運作模式實施得還要徹底。在上世紀70年代早期，當這類操作還剛剛開始時，各個政治派別都對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主義表示了極大的擔憂，那個時代通常被稱作「動蕩年代」。之所以叫「動蕩年代」，是因為美國正日趨文明化，而這就很危險。人們對政治的參與熱情日益高漲，試圖為婦女、勞工、農民、青年、老人等等「特殊利益」群體爭取權益，因而導致了一場顯而易見的嚴重反彈。關於政治譜系中自由主義的終結，自由國際主義組織三邊委員會還出了本名為《民主的危機：關於三邊委員會民主國家統治能力的報告》的書。

　　卡特政府（觀察者網註：吉米·卡特1976年出任美國總統，1980年尋求連任時敗給里根）基本上就是由這些人組成的。他們擔憂所謂「民主的危機」，說白了就是民主的泛濫。20世紀60年代那些「特殊利益」群體試圖在這種政治氛圍中爭取權益，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這可不能被允許。但政府放過了一個特殊利益群體——企業，因為其利益就是「國家利益」。企業本來就該掌管國家，所以我們最好就此閉嘴。「特殊利益」群體正在找麻煩，政府認為「必須對民主加以更多的節制」，人們必須回到過去那種對政治的被動與冷漠狀態。政府尤為關心學校，按照他們的意思，學校並沒有做好「教化年輕人」的工作。從各類學生激進運動（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中就能看到這些年輕人沒被教好。

　　那麼怎麼「教化」年輕人呢？方法有許多。其中之一就是用沉重的學費債務壓住他們。債務本就是個陷阱，學費債務更是如此，它比信用卡債務的數額要高得多。一旦掉進這個陷阱，你就一輩子都沒法脫身了，因為法律就是這麼設計的。一家企業背了太多債還能宣布破產，但個人基本上沒法通過宣布破產來擺脫學費債務。如果你不還債，就無法享受社會福利。這就是「教化」手段的一種。

　　我倒不是說學費債務就是為這一目的發明的，但它顯然歪打正著。很難說這裡面有什麼經濟學基礎在。看看世界上其他的國家：高等教育幾乎都是免費的。在擁有最高教育水準的國家，比如歷來穩踞寶座的芬蘭，高等教育就是免費的；而像德國這樣的富裕資本主義國家，高等教育也是免費的；墨西哥並不富裕，但比起它所面臨的經濟困難，其教育水準是相當不錯的，這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同樣是免費的。事實上，看看上世紀40到50年代的美國，高等教育幾乎可以說是免費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案》讓一大群原來根本上不起大學的人得到了免費的高等教育（觀察者網註：美國國會1944年頒布《退伍軍人權利法案》，旨在幫助退伍軍人在戰爭結束后能更好適應平民生活，其中就有提供高等教育或職業教育資助的條文），這對退伍軍人以及社會和經濟都大有助益，當時經濟快速增長，這也是原因之一。當時即便是私立大學，學費也很便宜。以我為例：我在1945年進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它是常春藤盟校，當時的學費是100美元，折換到現在，大概就是800。那時拿個獎學金也很容易，你可以住在家裡，想打份工也可以，上大學沒有任何負擔。現在的情況就要離譜得多了：我的孫輩們都在上大學，他們打工是為了掙學費，又要上學，又要工作，幾乎難以支持。學費債務就是被政府當做「教化」手段來使用了。

　　還有另一種「教化」手段：減少老師與學生的接觸。班級被擴大，聘請的臨時教師個個操勞過度，幾乎不能靠著一份兼職工資吃飯。如果你沒有就業保障，就無法建立起自己的事業，當然也談不上更進一步，得到更多。這些全都是懲戒、「教化」和控制的手段，同工廠的管理方法十分相似。在工廠里，工人們必須遵守和服從紀律，像管理生產或者決定車間運作方式這類事務，他們是無權參與的。——這是管理者的工作。現在這套模式就被搬到大學里去了。我覺得那些曾經在私企和工業領域待過的人對此會見怪不怪，畢竟他們就是這麼過來的。

　　高等教育應當是什麼樣的

　　首先要記住，從來不曾有過什麼「黃金年代」。過去的方式與現在不同，在某些方面要好一點，但遠遠談不上完美。舉個例子，傳統的大學等級相當嚴明，在決策時幾乎沒有民主的成分在。上世紀60年代開展的激進運動里就有試圖「民主化」大學，試圖讓學生代表加入校務委員會的。這些嘗試都由學生自發進行，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現在大多數的學院里，學生多多少少能參與到院系決策中去。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應當努力的方向：建立一個民主的教育機構，機構里所有人（教員也好，學生和職工也好）都能參與決定這一機構的性質，決定如何運行它。這種模式也應該推行到工廠里去。

　　我要說這些都不是什麼激進的思想，它們直接脫胎於古典自由主義。如果你讀過古典自由派主要代表約翰·穆勒的作品，就會發現他認為工人管理與控制車間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才是自由與民主（見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這種思想在美國也得到了呼應。比如歷史上的「勞工騎士團」（觀察者網註：亦稱勞動騎士團，1869年由7位裁縫工會的會員在費城創立，旨在保護所有為生存而勞作的工人們），他們的一個目標就是「引進一種合作化的工業體系來取代工資體系，從而建立起某種合作化的機構」。或者看看約翰·杜威（觀察者網註：杜威是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他在五四前後來中國講學，促進了實用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這位20世紀的主流社會學家是怎麼說的。他不但提倡學校教育，也提倡工業教育。學校教育旨在培養具創造性的獨立個體，而工業教育則希望造就有當家做主意識的工人。後者被他稱為「工業民主」。他寫道，只要一個社會裡的重要機構（比如製造、貿易、運輸、傳媒）還未處於民主控制之下，那麼「政治就會成為財閥操縱下的陰雲，覆壓住社會」。這差不多是種入門理念，可以追溯到美國歷史以及古典自由主義中去。它應當成為工人階級的第二天性，也應當滲透到大學教育裡面。當然，一所大學里的某些決議最好把（民主透明性）排除在外，因為會涉及諸如學生隱私之類的問題，也不排除各類敏感議題的存在。但在大部分的高校日常事務里，學生的直接參與不但正當，而且大有裨益。比如我所在的系，40年來的系會議都有學生代表參加，對我們的幫助很大。

　　「共同管理」與工人做主

　　也許在我們這個社會的所有機構中，大學是最接近於民主管理的。舉個例子，在大學的某個系裡，享有終身教職的員工至少能夠自己決定大部分的教務：他們接下去要上什麼課，開課時間怎麼定，課程表要怎樣排。——這相當常見。而且終身制員工基本擁有院系實際工作的大部分決定權。當然他們並不能控制或者影響更高一級的管理部門，比方說，教師們可以推薦某人成為終身制教員，但院長、校長，甚至董事會或者議會都能否決這個提議。這種狀況不常發生，但的確存在，它常常同背景結構有關。在教師還能簽發行政命令，並且還享有原則上的撤銷權時，這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在代表制體系下，必須有人從事行政工作，並且在某些情況下，任命他們的人有權撤銷他們的職務。但如今這種體系已經越來越不可靠了。專業的行政人員越來越多、重重疊疊，教師對他們的控制力越來越弱。我前面提到金斯伯格的那本《教師的衰落》，裡面就對此作了細緻的描述。他是在深入考察許多大學的基礎上完成此書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康奈爾大學，等等。

　　與此同時，教員隊伍逐漸被縮編為一隊臨時工。他們處於一種朝不保夕的工作狀態，無法得到終身教職。我認識幾位講師，他們的職務實際上是永久性的，但他們卻未被給予真正意義上的教師地位。每一年，他們都要提交續職申請，以便保住飯碗。這類事情根本就不該發生。

　　至於助教，他們的待遇早就被慣例化了：他們無權參與決策，無法得到就業保障。這就使問題變得更為嚴重。既然教員也是學校的一部分，他們當然應該參與到決策中去。需要改變的事情實在太多，而為什麼會發展到這種地步，明眼人一望即知：一種商業模式正滲透入生活的幾乎各個層面之中。這種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40年裡一直統治著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對人們害處極大，也引起了一些抵制。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至少有兩處地方几乎完全避開了這種侵蝕。一是東亞，那裡的人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這種思想；一是過去十五年的南美洲。

　　

對所謂「靈活性」的需求

　　工人們對「靈活性」一詞耳熟能詳。所謂「勞動改革」就包括了使勞動更為「靈活」這一條，也就是說，僱人和炒人都會容易得多。這還是一種保證利潤與控制最大化的手段。「靈活性」同「工作不穩定」，是被當作好事的。撇開工業，將這一概念引入校園同樣無合理性可言。看看這個「註冊人數不足」的案例：我的一個女兒在一所大學教書，有天晚上她打電話告訴我說她的教學負擔減輕了，因為她原本要開的一門課因為註冊人數不足而被取消了。這並不是世界末日，學校可以把教學計劃改一下——你可以教另一門課，或者開一個小班，諸如此類。教師們不會因為註冊課程的學生人數有所變動，就丟了飯碗，或者產生不安定感。應對這類變動的方法有許多。

　　勞工應當具備「靈活性」，這又是一種標準的管控手段。幹嘛不說如果行政人員在某學期里無事可干，就炒了他們呢？或者說那些董事們，他們幹嘛非要杵在學校里？企業里的高層管理人員也一樣：如果勞工必須具備靈活性，那麼管理人員呢？大多數高層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那類人，所以他們也該被解僱。相似的例子舉不勝舉，比如說前幾天的一則新聞，摩根大通銀行的CEO傑米·戴蒙剛剛漲了一筆相當可觀的工資，幾乎是原來的兩倍，因為他使銀行免於刑事起訴，為銀行管理人員免去了牢獄之災。他只繳了200億美元的罰款，就省了一場官司。在我看來，解僱這類人也許對經濟發展會很有好處，可人們嘴裡的「勞動改革」並不指這個。不得不受苦的是那些勞工，他們必須忍受不安定，因為他們不知道到了明天，手裡的飯碗是不是還保得住。也因此，這些人被管制著，要學會服從，學會對自己的權益保持沉默。專制系統就是這麼運作的，而商界就是一個專制系統，採用了商業模式的大學也一樣。已經沒什麼遮掩的必要了。

　　教育的目的

　　這是個自啟蒙時代起就辯論不休的話題。那時關於高等教育與平民教育的話題真正進入了人們的視野，教育已不再僅限於教士與貴族階層。18、19世紀探討的教育模式基本有兩種，所用的比喻相當形象。一種將教育比作以器皿盛水，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應試教育」：你把水倒入容器，別人又把容器里的水倒出來。但這個容器漏得很厲害。我們這些上過學的人都有親身體會：你能夠記住某門課的一些內容，以便通過一場自己並不感興趣的考試，而一周之後你就會把整門課都忘得一乾二淨。如今這種「容器模式」被叫做「一個孩子都不能掉隊」、「應試教育」、「力爭上遊」，諸如此類。不單是基礎教育，高等教育也是同樣的狀況。啟蒙思想家們是反對這種模式的。

　　另一種模式將教育描述為一條繩索，學生們按著自己的興趣沿繩索前行。他們也許會移動繩子，也許會改變方向，或者會停下來，提出問題。鋪設繩索意味著多多少少設定了某種框架，保證了任何一種教育規劃（不論是物理學還是其它課程）不至於漫無目標——它們總是有結構可循的。但這種教育模式旨在培養學生探索、創造、革新和質疑的能力——這才是真正的教育。有位舉世聞名的物理學家，他在每學期第一堂課上如果被問到「這學期的課程會怎麼安排」時，總會回答：「我對這門課怎麼安排並不是重點，重點在於你們自己是怎麼安排的。」因此你才會有能力與信力去質疑、創造與革新，你才真正學到了東西，才真正把知識內在化，才能繼續前進。學習並不是為了通過考試而死記硬背某些既成事實，然後在第二天就把所有的東西忘得一乾二淨。

　　這是兩種大相徑庭的教育模式，而第二種才是啟蒙時代的典範，我認為那也是我們當致力達到的。它才是從幼兒園到研究生院應當採用的真正的教育模式。事實上效法這種教育模式的幼兒園正在啟動中，這是件大好事。

　　熱愛教育

　　我們自然希望教師和學生都能參與到一種舒心、愉快、充滿挑戰和激情的教學活動中去。——事實上我都不覺得這很難做到。孩子們都充滿創造力、喜歡發問，他們想知道、想了解所有事情，這種探究精神要是不被打壓，就會伴隨他們一輩子。如果你在成人後仍然有機會去探索此類問題，那麼人生也就非常圓滿了。如果你是一個物理學家，一個木匠，在創造某些有價值的東西，解決某些難題，你就是非常幸運的人。在我看來，這就把工作變成了某種你想做的事情，一種即便用不著你做，你也樂意去完成的東西。在一間運作合理的大學，你會發現人們一刻不停地忙著工作，因為他們對此懷有熱愛。這是他們想做的事，他們得到了機會，擁有了資源，他們的自由、獨立和創造性都得到了鼓勵——還有更好的事嗎？他們熱愛的就是這個。要記住，所有人都有這種機會。

　　一些充滿想象力與創造力的教育項目可以在不同的教育階段得到發揮，這很耐人尋味。有人不久前才向我描述過一所高中里的某個科學項目，學生們被問到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一隻蚊子怎麼在雨里飛呢？」當你考慮這個問題時，就會發現它很難解答。如果某種力量砸在人身上，就像雨點砸在一隻蚊子身上的那種效果，那麼被砸到的人就會瞬間成為一隻肉餅。但蚊子為什麼沒被立刻壓扁？蚊子為什麼還能繼續飛？如果你執著於這個相當棘手的問題，你就會陷入一連串數學、物理學和生物學問題的挑戰中，你就會想找出所有問題的答案。

　　這才是各階段教育——從研究院到幼稚園——應當達到的水平。比方說，在一些幼兒園教育項目里，會給小孩子們發一些小玩意兒：鵝卵石、貝殼、種子，等等，然後交給這個班的孩子們一個任務：找出這其中的種子。孩子們先要開一個所謂的「學術討論會」：他們互相交談，試圖分辨出種子。當然，老師會給出些提示，但主角是孩子們。在經過許多實驗之後，孩子們自己弄明白了種子是哪一個。這時候，老師會給每個孩子一個放大鏡，幫著他們把種子碾開，看看裡面的胚芽是長什麼樣的。這些孩子們就真正學到了某些東西——不只是分辨出種子，知道讓種子生長的是胚芽——而是學到了如何去發現。他們嘗到了發現與創造的趣味，因而能夠在教室和課程之外繼續探索。

　　這同樣可以運用到其它的教育階段。在研究生課程上，你不能指望學生們只是記下和重複你說過的東西，你希望他們可以指出教師的錯誤，或者有些新的想法，能勇於挑戰，向一些從來不曾探索過的方向進發。這才是各階段教育的真諦，才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這應當作為教育的目的：即，並不是把信息一味灌入學生的腦袋（就算灌進去了很快也會漏出來），而是培養學生的創造性與獨立性，讓學生成為那種無論處在什麼位置，都能在發現與創造中得到樂趣的那類人。

　　如何應對高校企業化

　　這有點像讓你在奴隸主面前證明奴隸制的不合理。你提出的是一個道德問題，也許很難找到答案。我們是擁有權利的人類，如果人們都是充滿創造力、獨立而自由的個體，對個人、社會，甚至經濟（從狹義上看）都有好處。如果每個人都能參與並掌控自己的命運，都能同旁人合作，所有人都會從中受益——也許這並不能使利潤最大化，還降低了管理效率，但這些對我們來說並無價值，不值得掛心。

　　給兼職教師協會成員們的建議

　　關於你們所面臨的這類問題，我想你們比我更清楚應該如何應對。儘管去做應當做的事。不要憂懼，不要害怕，要意識到，只要我們想抓住，未來就會握在我們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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