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x董啟章：香港作家眼中的香港形象

　　

　　香港的都市形象也斯

　　香港都市的外貌不斷變化。從中環乘車往灣仔，但見舊樓拆去，新廈建成。60年代建成的大會堂，70年代聳立的康樂大廈，現在都好似淹沒在更高昂的士敏土森林中間。顯眼的是滙豐銀行新廈，後現代的建築開放而外露，取代了過去穩重對稱的舊貌；這前面就是殖民地皇后像廣場，現在以星期天聚集了菲佣而著名。前頭是中國銀行新廈，金屬的竹節拔向高空；再過去，以前是棄置的空地，現在可以看到一幢幢新建的大廈。右邊是近年啟用的太古廣場、西武百貨公司、連卡佛時裝店都已成為時髦的場所，電影院前往往排了長長的人龍。中環的中心性逐漸移往金鐘，在太古廣場對面就是港島地鐵中心的金鐘站，旁邊落成幾年的奔達中心已經因經濟問題易手改名為力寶中心，像一個披甲的武士，富有侵略性的外貌遮去背後的大廈，僅露出閃閃金色的玻璃幕牆。左右兩邊的大廈由當中一道天橋相連，橋上露出一截木棉樹的枝梢，朵朵紅花倒映在天橋銀白色的金屬外殼上，化成抽象的紋理。這樣一幅圖畫，80年代來過的人恐怕也認不出來，還以為是來到另一個城市了。

　　都市的發展，影響了我們對時空的觀念，對速度和距離的估計，也改變了我們的美感經驗。嶄新的物質陸續進入我們的視野，物我的關係不斷調整，重新影響了我們對外界的認知方法。過去聞一多談新詩提出「建築的美」，在今天也還有人依據這點來要求新詩字數和句行的勻齊。但若當代建築的美的觀感本身也發生了變化呢？若當代建築不再以整齊、對稱、優雅、和諧、封閉為美，生活在這些建築之間的人，很難不受到這種觀念的衝擊，對事物的感性也有了不同的變化。文學藝術工作者生活在都市裡，是都市的浪蕩人，也往往較敏感地發現了都市的新奇與限制。

　　在中國現代文學里，張愛玲的一篇散文較早表達了這種敏感：

　　我喜歡聽市聲。比我較有詩意的人在枕上聽松濤，聽海嘯，我是非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著覺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風徹夜吹著常青樹，還有一點電車的韻味。長年住在鬧市裡的人大約非得出了城之後才知道他離不了一些甚麼，城裡人的思想，背景是條紋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條子便是行馳著的電車——平行的、勻凈的，聲響的河流，汨汨流入下意識里去。

　　張愛玲的這段文字，很能代表一個中國作家在30、40年代，置身初步現代化的都市如上海和香港的一種反應。一方面，她是認同這種現代化的，她喜歡「聽市聲」，她不認同那種「松濤」和「海嘯」的詩意，但文字發展下去，逐漸從主觀的「我」的感受變成對「長年住在鬧市裡的人」的理性心理分析。張愛玲的〈公寓生活記趣〉，正如她的一些小說作品，其中部份魅力正是來自一方面對現代生活的坦然接受，沒有傷感和懷鄉；但一方面亦對現代生活種種可笑之處作出諧謔的鬼臉。她既說喜歡市聲，但亦仍然用風吹常青樹的聲音、小孩子回家等意象去比喻電車。正如公寓生活的描寫，既寫其現代化的一面，又寫其不甚徹底的現代性。張愛玲的魅力來自她敏銳寫出現代人身邊雜事的愉快性質。一兩片碎葉子黏在篾簍底上，她說「使人聯想到籬上的扁豆花」。但她接上去就說：「其實何必『聯想』呢？篾簍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夠了么？」這一刻，拋開了比喻，她突然叫我們注視現代事物本身，事物本身可能具有的美。但當然，下一個段落，她又會回到聯想與比喻的網路中，用參差的比較，從現代生活移開一段距離作出輕微的嘲諷。

　　

　　香港製造董啟章

　　也斯在《香港文化》一書中，非常關注由誰來說香港故事的問題，相信這亦是對文化身份日漸自覺的香港人所共同關注的問題。尤其是在這個臨近回歸，各路人馬爭相報道、述說、解釋、研究香港的時刻，各種關於香港的說法，紛紛以新聞、專著、電影、小說等形式出現，多方位地呈現或再現「真正的香港」。

　　把範圍收窄到文化界，在外人和自己人、外來和本土之間劃清界限，似乎是建立自我身份的訴求的自然舉動。早一點的有對馬建漠視香港文化言論的反感，近一點的有對潘星磊捶打女皇像的不表認同。在這些事情上，自稱香港本土人的我們採取的往往是防衛式的姿態，並且毫不思索地向一種仿似不辯自明的本土身份靠倚。我們往往怪責人家不了解甚或是不尊重我們的文化，「我們」把「他們」界定為外來者，不算是「香港作家」或「香港藝術家」。通過這種反向的否定他人，我們肯定自己的存在。當我反覆用「我們」這個字眼，我已經假設了「香港人」是一個大體上完整和同一的集體，沒有多元的內在分歧和差異。但問題是，這種同質的單一身份存在嗎？

　　我並不是想反過來合理化一些大中原心態或異質論述對香港文化的指三道四，我只是想把目光迴轉，審視自我身份認同中存在的種種陷阱和危機。關於「誰是香港作家？」這個問題，在不同的場合都有不同的界定標準。香港各類文學獎的方法最簡單，只要你有香港身份證便可以。至於文學選集，則往往由時間和地域兩個籠統的指標來考量，例如台灣作家施叔青在香港住了十多年，也可以算是香港作家。另外南來和移民作家，也會因其在一段時間內於香港這個地域里「居住」過而獲得或保留「香港作家」的身份，於是連張愛玲也常常被收錄在關於香港文學的論述中。在另一些情況底下，我們可能又會以題材來界定什麼是「代表香港」的作品；又有人提出一套以寫作形式為依據的看法，例如也斯認為香港藝術的特點是抗拒宏大敘述架構的片段式抒情。

　　我不否定上述任何一種界定標準，但我並不認為任何一種標準能正確地界畫出香港作家的真正本質。事實上，各種標準本身都是一個塑造和製作過程，從本身的立場建構帶有不同目的的香港作家形象。我們並不因為生於香港而先天地是香港作家，我們是在自我和他人的塑造過程中「成為」香港作家。而不同背景和取向的人並不集體地「成為」同質的香港作家，所謂「香港作家」應該是一個不特定、多義、多作用和互相衝突的意符。與其爭論「誰是香港作家」，我們不如問：一個作者如何 「成為」「香港作家」？以及：一個作者成為了「怎樣」的「香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