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何以被逐出師門？（圖）

　　不久前去蘇州，特意繞到馬醫科巷俞樾故居曲園一游。曲園原為晚清「四朝元老」潘世恩舊宅的一部分，1874年俞樾將其買下后興建成園，如今曾國藩題寫的「春在堂」匾額猶在（或系贗品），但原園多處為外單位或民宅所佔，逼仄異常不說，轉角居然擺放著賽金花的鋼琴（倒像是真品），昔日清雅之氣，頗有些蕩然無存之憾。

　　遇上賽金花的鋼琴當然是個意外，來曲園一游也主要是因為當年在此發生的一段公案。1901年春，章太炎往蘇州東吳大學執教，特前去拜望恩師俞樾，並謁先生於春在堂。孰料俞樾對其來訪火冒三丈，並聲色俱厲地斥責章太炎「背父母陵墓，訟言索虜之禍，不忠不孝，非人類也！曲園無是弟子，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樸學大師，以其學識、人品、修養乃至八旬之身，而對昔日寄以厚望的弟子如此毫無留情面的詬責，不但當事人章太炎為之驚詫莫名，在旁人看來，也著實有些大跌眼鏡。

　　俞樾，字蔭甫，號曲園，1821年生於浙江德清，1850年中進士。朝考時，俞樾以「花落春仍在，天時尚艷陽」破題，得主考官曾國藩之激賞，拔第一，入翰林院為庶吉士，由此受恩於曾門。翰林院散館后，俞樾留館任編修，后外放河南學政，不久被罷官而潛心學術，先後主持蘇州紫陽書院及杭州詁經精舍三十餘年，門下弟子數以千計，師生關係一向融洽，西湖孤山下由弟子們集資修築的「俞樓」（號「小曲園」），即為明證。

　　《論語》中載，諸侯卿季氏比周朝公侯還要富有，而弟子冉求還要幫他聚斂財富，孔夫子大為惱火，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公開聲明「非吾徒也」，那就是將學生逐出門下，即所謂「破門」。被厲責之後，章太炎也是氣憤難平，當晚寫下《謝本師》一文，自我宣布師徒關係一刀兩斷。類似案例，在當時決不是小事，因為傳統的師生關係並不亞於父子，學生之於老師，除求學外尚有尊親之意，即使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同樣為社會倫理所不容。

　

　

　　那讀者或許要問，俞樾與章太炎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什麼讓俞樾如此大光其火？這恐怕要從章太炎的性格與經歷說起。章太炎，浙江餘杭人，其父章浚曾任縣學訓導，自幼受過系統的儒家教育，孰料初次參加縣試時突發癲癇而棄考（后不再參考）。1890年，21歲的章太炎奉父命入杭州詁經精舍，拜在俞樾門下學習七年，之間學問大進，很受俞樾的賞識。

　　但是，章太炎平靜的讀書生活很快被甲午戰爭的慘敗打破了。1896年，章太炎不顧俞樾的勸阻而赴上海任《時務報》主筆。《時務報》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創辦的維新報刊，康、梁當時更是炙手可熱，俞樾有什麼理由要反對章太炎前去幫忙呢？原來，就在當年，剛中進士不久的康有為路過杭州前來拜見俞樾，後者請了幾個得意弟子作陪，其中就有章太炎。

　　俞樾以為康有為與章太炎必然不和的看法來自學術分歧。康有為的名作《新學偽經考》指「劉歆古文無一不偽」，一時驚動士林，帝師翁同龢閱后認為康「竄亂六經」，「真說經家一野狐也」。在俞樾看來，章太炎最崇尚劉歆，而康有為最排斥劉歆，今文古文，兩者水火難容，針鋒相對，若彼此共事，必生事端。果不其然，章太炎次年即與康門子弟衝突，章被毆受辱而退出《時務報》。

　　1898年後，章太炎又受張之洞之邀赴武漢籌辦《正學報》，但未及一月即離去。當年七月，章太炎回到上海擔任《昌言報》主筆，其間言行乖張，被人戲稱「章瘋子」，讓俞樾很是難堪，師生之間開始出現矛盾。據說，另一弟子宋恕每次給俞樾寫信都要替章太炎申辯，說他「明於理而昧於勢」，「才高叢忌，謗滿區中」，宋也常將 「師諭」向章太炎「先後袖示」，但後者仍舊我行我素。

　　戊戌政變后，維新運動中嶄露頭角的章太炎也上了通緝名單，最後慌不擇路，避禍台灣，不久又轉赴日本。庚子年後，章太炎對清廷徹底絕望，由此走上了激進之路。1900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並參與唐才常組織的「中國議會」，但制定章程時，章不滿於唐才常否定清廷合法地位的同時而又請光緒皇帝複位的矛盾做法，竟憤而當眾剪辮脫衣，聲明退會。

　　章太炎的種種荒唐事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俞樾的耳中，最終釀成了前文所說的曲園「破門」公案。在俞樾看來，章太炎既然無心科舉，投身學術亦無不可，以其偏激性格，本不適合從事政治，其投康門，一錯；投革命黨，一錯再錯。事實上，俞樾並不算是頑固的人，如其遺言所說：「國家既崇尚西學，則我子孫讀書之外，自宜習西人語言文字，苟有能精通聲光化電之學者，亦佳子弟也。」但是，俞樾反對民族主義，忠君愛國的底線不能破。如辜鴻銘所言，曾國藩最英明的地方在「不反滿」，反則群雄並起，天下荼毒。以梁啟超之才、章太炎之學，為革命添柴加火，功不可沒；然革命之後，遍地雞毛，其責亦不可逃也。

　　以筆者的揣測，俞樾的大光其火或與其自身的遭遇有關。1855年，俞樾經差放考試后外放為河南學政。按說這是優差，常例三年所得即可供一生之需，但這差最後被俞樾自己搞砸了。兩年時間不到，御史曹澤彈劾俞樾在科考命題時割裂經義，有戲君、反君之意。原來，古代科考出題範圍限於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為避免重複，一些考官便割取其中某句或半句為上半部分，再配上意義並不相關的下句為下半部分，配合而成考試題目，即所謂「截搭題」。曹澤舉出的三個題目：「君夫人陽貨欲」一題，過於戲侮；「王速出令反」（原文為《孟子.梁惠王》中「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有鼓動造反之意；「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原句為《孟子》「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則可理解為「無君而有我」，大不敬。由於當時正是太平軍造反的敏感時期，身為學政的俞樾不免犯了大忌諱，最終被革職為民，永不敘用。

　　此前，俞樾在科考與仕途上都是順風順水，這次的打擊來得極為沉重而徹底。古代讀書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革職永不敘用」的懲罰讓這種人生理想成為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其打擊之大，及由此帶來的生計困窘，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后，俞樾或許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才學過人而自負輕佻，恐終遭大禍。他的暴怒，恐怕也是擔心章太炎會遭遇自己的不幸，甚至更壞。

　　不過，事情過去后，俞、章兩人並未真正斷絕師生關係。對於章太炎，俞樾仍以門生看待，1901年8月，還以《秋懷》四首索和，章太炎也「如命和之」，並表示將以前的不快「相忘於江湖」。但令人奇怪的是，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持《民報》時，卻在其九號刊上公開發表了《謝本師》一文，其中對俞樾忠於清廷的做法大加批判（其發稿動機究竟是《民報》缺稿還是舊怨或是表明革命態度，不得而知。不過，未聞其同門弟子因此文而責問章太炎，或許其傳播不廣。文章發表后，大概章太炎自己也覺得不妥，其文集有意不收入此文）。

　　1907年，俞樾去世。章太炎哀悼之餘，在《國粹學報》上發表一篇《俞先生傳》，對老師的學術與人品都給予很高的評價。對發表《謝本師》一文的荒唐事，章太炎自己也有些悔意，他在寫給孫詒讓的信中說：「今見夏報，知俞先生不祿。向以戇愚，幾削門籍，行藏道隔，無山築場，懸斯心喪，寺在天之靈知我耳。」

　　章太炎的一生都很矛盾，他既要革命，又想保留國粹；既要共和，又反對代議制政府；既是儒者，又嚮往佛教……據其弟子陳存仁說，章太炎嫉惡如仇，凡人有不善，必面加呵斥，不稍留餘地。到了晚年，只要是他不喜歡看見的人，絕不接見；即使見了，也不多說話，嘿尓顧他，不做灌夫之罵。暮年的章太炎，志趣與早年迥然相異，日趨平實，其涵養功力日漸深邃，他曾給人寫條幅，自嘲曰：「少年氣盛，立說好異人，由今觀之，多穿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數年，或可以無大過」。

　　從突破傳統到最後回歸傳統，章太炎最終從鬥爭中得到心靈的解脫。但不幸的是，他生活的那個年代，思潮越來越偏激、越來越激烈，他最終跟不上時代的潮流而被 「革命」所拋棄，而他晚年在著作中表現出來的「瘋」，何嘗不是一種返璞歸真的「孤憤」。所幸的是，在閉門不出、專心學術后，章太炎並沒有辜負他的才華與早年的學術訓練，終成一代國學大師；而與他同時代的一些才子佳人，在百年「革命潮」過去之後，早已湮沒無聞矣！